对哈姆莱特延宕的原因，被普遍认可的看法是从人文主义的力量和弱点的角度加以解释。人文主义思潮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私欲泛滥等恶果。莎士比亚感受到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暗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剧中哈姆莱特对现实和人性的思索，使他对人文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对人本身产生了怀疑。在哈姆雷特看来，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克劳狄斯，这样，复仇就失去了对象，造成反复延宕。哈姆雷特是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却不是出色的实践家。
《哈姆莱特》在艺术上代表了莎剧的最高成就。
其一，在情节结构上，突出体现了莎剧情节的生动性与丰富性的特点。在复仇剧中融入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哈姆雷特复仇同时，设置了另外两条线索，分别是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与雷欧提斯为父报仇，三条复仇的线索交织，使情节丰富。 
其二，通过多种手法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莎士比亚善于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外在矛盾和内在矛盾冲突兼行。善用内心独白来展示人物心灵世界和刻画人物性格。
其三，戏剧语言丰富多彩，是公认的戏剧语言大师。尤其善于运用比喻和隐喻，戏剧主要用无韵诗体写成，又结合了散文、有韵诗句和抒情歌谣等。语言能强烈刻画性格。
第五篇 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1547－1616）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从骑士文学传统走向现实主义创作，表达了反对封建压迫、同情人民苦难的思想。
塞万提斯一生经历丰富，历经无数沧桑。作品除代表作《堂吉诃德》（1605-1616）外，还有诗体悲剧《努曼西亚》、牧歌体小说《伽拉苔亚》、长诗《巴那索神山瞻礼记》等。其中《警世典范小说集》（1613）是塞万提斯除《堂吉诃德》之外最优秀的作品，包括十二篇短篇小说，题材丰富多样。具有独特的写实性，广泛反映和揭露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黑暗的社会现实，作品也表达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
《堂吉诃德》用戏拟骑士小说的写法，尖锐地嘲讽当时已起毒害作用的骑士小说和没落的骑士制度，广泛地反映了16、17世纪之交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生活。
主人公是西班牙一个叫拉·曼却的地方的穷乡绅，因读骑士小说入魔，幻想自己也是个骑士，行侠仗义，帮助被侮辱者与被迫害者。他身跨瘦马，全身披挂，带着骑驴侍从桑丘·潘沙，游历天下。堂吉诃德的历险行侠一共有三次，其间趣事无数，可悲的是他的抱负和理想不为人所理解，一路受尽嘲笑与毒打，结果回乡郁闷而死。临死前立下遗嘱，不准他的继承人嫁给读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取消继承权。
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既可笑可悲又可敬可爱。他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不顾时代的发展，硬要以一己之力行骑士之道来拯救苍生，必然失败，成为滑稽可笑的喜剧人物。另一方面，他知识渊博，信仰坚定高洁，处处闪耀人文主义思想光辉，成为不惜任何代价追求信念的悲剧性人物。在他身上，体现着理想与现实的两重性矛盾。桑丘·潘沙是一个过于讲求实际的实用主义者的形象，是对理想主义者堂吉诃德的反衬。他既有务实、善良、机智的优点，又有胆小怕事、自私狭隘的缺陷。
小说通过堂吉诃德的游侠经历，展现了西班牙的广阔社会现实，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各种黑暗现实以及矛盾，批判了封建制度的罪恶。
在艺术手法上，尤值一提的是讽刺艺术。通过真实与想象的结合以及戏拟、夸张、对比、幽默等手法的运用，寓深刻哲理于怪诞形象，鞭辟入里。如用戏拟骑士小说的笔法讽刺骑士制度，在人物形象设计上，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一瘦高一矮胖，一重理想，一讲实际，一英勇无畏，一胆小怕事，两相对照，相互映衬，突出了小说的滑稽意味，增添了小说的哲理性和情趣。
在叙事手法上，塞万提斯有意将叙述层次复杂化，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是小说中出现多个叙述人，不同叙述人相互补充、印证、反诘所形成的叙述场，使各个叙述层次之间充满歧义和张力，打破了单一叙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同时，小说也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元小说”性质。元小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含义之一是通过对先前作品的戏仿达到颠覆的效果。《堂吉诃德》既通过戏仿来批判骑士制度。《堂吉诃德》的“元小说”特征还表现为，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掩盖”虚构，它存在着明显的自我指涉性和对小说虚构艺术自身的思考。塞万提斯不断在叙述过程中揭露故事的虚构性既是体现。
《堂吉诃德》被公认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开端，对后来的长篇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有论者指出，“西方小说没有一个概念不曾在塞万提斯的作品里初露端倪”，“所有的小说都是《堂吉诃德》主题的变奏”。
 
第六篇 伪君子
莫里哀(1622—1673)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始人，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喜剧家，17世纪欧洲古典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莫里哀一生共创作了30多部剧本，主要作品有《可笑的女才子》、《丈夫学堂》、《太太学堂》、《伪君子》、《堂璜》、《恨世者》、《悭吝人》等。
其喜剧作品讽刺了贵族阶级自视清高、妄自尊大、荒淫暴虐，如《恨世者》集中攻击了贵族的风雅、诽谤和孤芳自赏。莫里哀本质上是一位资产阶级作家，但是对资产积极的痼疾进行讽刺。如《悭吝人》讽刺了资产者对金钱的过度追逐。同时，作品也有反封建教会色彩，《伪君子》即揭露了天主教会的伪善。其作品同时塑造一系列机智善良的仆人形象，反映了深刻的民主精神和人文思想。
莫里哀在遵循古典主义创作规则的基础上大胆突破某些清规戒律，又从民间喜剧中汲取营养，丰富了喜剧表现的手段。在人物性格塑造上，采用对比、映衬、夸张的手法使性格凸显。
五幕喜剧《伪君子》是莫里哀的代表作。主人公达而丢夫是一个骗子，他以伪装的虔诚骗取富商奥尔贡以及其母亲的信任，成为家里的上宾和道德楷模。奥尔贡准备将女儿嫁给达尔丢夫，达尔丢夫并不满足，他贪恋奥尔贡妻子埃米尔的美色，奥尔贡的儿子达米斯向父亲告发了达尔丢夫的丑行，然而执迷不悟的奥尔贡听信达尔丢夫的话，将儿子赶出家里，并将财产继承权送给达尔丢夫。埃米尔设下巧计，让丈夫亲眼看到达尔丢夫的丑恶嘴脸。达尔丢夫露出狰狞面目，要将奥尔贡一家赶走，并向国王告密。英明的国王洞察一切，下令逮捕达尔丢夫。
达尔丢夫是“伪君子”的代名词。最本质的性格特征是伪善，巧言令色，表里不一。他披着信士的虔诚外衣，本性实质是贪财好色狠毒，有着极大危害。达尔丢夫这一形象的塑造是莫里哀对封建教会势力的有力攻击。伪善者答尔丢夫的劣迹并不是某个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集中体现了当时整个天主教会势力的虚伪性和欺骗性。17世纪的法国天主教，伪善是其最大特征，达尔丢夫也是以宗教为武器骗取奥尔贡的信任。
作品还以 “抨击本世纪的恶习”，“改正人们的弊病”的目的，塑造了奥尔贡这样一个自以为是，专横跋扈，最后几乎导致全家覆灭的形象。同时，作品在等级森严的17世纪法国封建专制社会中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平民意识，性格鲜明可爱的女仆桃丽娜形象即是明证。作品结局赞美君主的英明，也体现出莫里哀对王权的拥护。
《伪君子》遵循古典主义三一律原则：整个剧情围绕答尔丢夫这一中心，地点始终在奥尔贡家里，时间也控制在24小时之内。这使得作品剧情单纯、矛盾集中。但莫里哀对古典主义原则也有突破，如打破了古典主义关于悲、喜剧的严格划界，在喜剧中插入了悲剧的因素。如奥尔贡由于轻信达尔丢夫使全家陷入危险境地，是典型的悲剧情节，大团圆的结局又是喜剧必须的。其情节的丰富性使观众在一出戏剧中经历了两次截然不同的审美体验。此外，在喜剧角色身份的设定上，作品也破除了古典主义的定式，真实表现人物。
达尔丢夫的出场设计匠心独具，莫里哀采用“间接书写”法，主角达尔丢夫在第三幕才出现，戏份也不多，但性格刻画却极度成功。同时，莫里哀多次使用“突转”的戏剧手法，将表面上不可能出现的事情突转为可能，使戏剧性得到大张扬。
作品引进民间戏剧的表现手法，增强了《伪君子》的喜剧效果，如打耳光、钻桌子等都是是民间闹剧、风俗剧、传奇剧的惯用手法。戏剧语言自由活泼，极富个性化色彩。
莫里哀对欧洲戏剧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七篇 新爱洛伊丝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法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作家，最具民主倾向的代表。出生于信奉新教的日内瓦钟表匠家庭，认识华伦夫人是他人生的转机。
卢梭在欧洲思想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为第戎学院撰写的两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表现了他厌恶近代文明，向往幻想中原始人类的“自然状态”。
1756到1762年，卢梭创作了《新爱洛伊丝》、《社会契约论》、《爱弥尔》等一系列代表作品。《爱弥儿》是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表达了卢梭“自然教育”的观点。《忏悔录》是晚年卢梭写的一部自传，共12卷，回忆了自己从出生到1765年离开流亡地圣皮埃岛的历程，控诉封建专制社会对人的迫害和腐蚀，崇尚和张扬个人情感。
《新爱洛伊丝》全名《朱莉，或新爱洛依丝》，是卢梭文学创作的代表作，由173封长短不等的书信构成，卢梭用十二世纪的故事比拟瑞士贵族女子朱莉和平民家庭教师圣普乐的爱情纠葛。
圣普乐是一个知识渊博、敏感而又富于幻想的平民知识分子，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美貌温柔的贵族少女朱莉，在圣普乐“自由恋爱是一种基本人权”观点的影响下，朱莉抛弃了门第观念，与圣普乐倾心相爱。但是朱莉的父亲门第观念极深，得知女儿与圣普乐相爱后，暴跳如雷。朱莉迫于父亲压力，与贵族沃尔玛结婚，圣普乐不得不离开朱莉，外出旅行。六年后圣普乐回来，成为朱莉儿子的家庭教师，两人虽仍相爱，但是美德克制了欲望。朱莉为搭救落水的儿子，染病死去，在给圣普乐的遗嘱中，朱莉承认自己对圣普乐仍怀爱情。
《新爱洛依丝》首先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朱莉和圣普乐迫于阶级地位的差异，只能在秘密状态中发展爱情，朱莉的父亲德丹治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形象，朱莉和圣普乐的爱情悲剧正是由于封建秩序的压迫所导致，小说是对封建门第和等级观念的有力控诉。
其更主要的思想内涵，是肯定了感情在文学中的地位。基于美德基础上的爱情、友情、亲情的全新演绎是启蒙主义对人类关系理想的文学宣示。卢梭把爱情看成人类最美妙、也最重要的情感，认为自由恋爱是基本人权，但爱情是过滤掉过多情欲上的灵魂的相爱。同时侧重友情的描写，如克莱尔与朱莉的关系，圣普乐与爱德华之间的肝胆相照等。亲情在小说中是比较复杂的，卢梭对以传统的血缘关系和夫妻关系为基础的亲情关系是肯定的。但是卢梭对传统意义上的亲情缺乏兴趣，他希望建立一种新型的，开放的，友人参与的亲情关系，这从沃尔玛对妻子与圣普乐的态度上可以明知。 
《新爱洛伊丝》更富想象力之处，是创建克拉朗这个乌托邦的理想乐园，该家园以友情维系，是卢梭理想的协调社会的缩影。从文学角度看，这个理想乐园建立了文明与自然二元对立体系，这也是卢梭一直以来否定贵族文明，主张“返回自然”的一贯思想。欧洲文学一直有追寻田园生活的传统，《新爱洛伊斯》赋予这一传统以深刻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品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应用简单的文学形式反映广泛深刻的社会内容。卢梭克服了书信体小说的局限，充分发挥了它便于抒情的长处，表现了人类感情的各种状况，感人至深。
同时，卢梭为避免书信体小说铺张、散漫的短处，以爱情、友情、亲情这一连贯全书的中心主题展开情节、刻划性格，同时用友人探讨政治、艺术、教育、宗教、伦理等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的方法，形成“问题单元”，贯穿书信，使小说紧凑而又思想深刻。
卢梭的思想和创作不仅对歌德等启蒙主义作家产生重要影响，而且直接开启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声。
 
第八篇 浮士德
歌德（1749－1832），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作家和思想家，《浮士德》是德国人的“世俗的圣经”。
歌德出生于法兰克福的一个富裕市民家庭，初习法律，任职于法院（1771-1775），在魏玛从政十年（1775-1785），后旅居意大利两年（1786-1788），在这个过程中，歌德始终没放弃文学创作。重要作品有狂飙突进时期的《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以及《普罗米修斯》。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少年维特的烦恼》。1789年歌德完成戏剧《托尔夸托·塔索》，是作者极看重的作品。 1794年，歌德与席勒相识，两人的友谊是文学史上的佳话。1796年，歌德完成叙事诗《赫尔曼和多罗泰》与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808年《浮士德》（第一部）的发表，是歌德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结晶，也是德国文学史的重要里程碑。此后又有诗歌《西东合集》（歌德最重要的诗作），自传《诗与真》，小说《亲和力》、《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以及诗剧《浮士德》的第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