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利用船山学社的旧址和经费，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这一新型学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许多干部。办“平民主义的大学”是湖南自修大学的办学宗旨。为实现办学宗旨，自修大学实行了独特的教学制度、方法和课程。由于办学模式新颖，湖南自修大学广受赞誉。1923年11月大学为军阀政府强行封闭。自修大学被封后，中共湖南省委筹办的湘江学校于1923年11月开学，自修大学大部分的学员转来学习。湖南自修大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干部和革命的中坚分子，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巨大。
24、杨贤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杨贤江在1930 年写成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教育问题的专著《新教育大纲》，对教育本质进行了系统论述。杨贤江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为支配阶级服务的，教育受政治、经济决定，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政治的变革。但教育作为上层建筑有其特殊性，其独立性不如上层建筑的其他构成部分。杨贤江认为在原始社会，教育仅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了教育的变革，教育有了阶级性。未来的社会主义，随着阶级的消灭，教育将更高层次上复归于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
25、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试验
（一）“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通过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考察，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愚、穷、弱、私。针对这四点，晏阳初认为应该发展“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通过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为了实现这“四大教育”，可以采取“三大教育方式”，即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二）“化农民”与“农民化”：晏阳初在从事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化农民”与“农民化”的主张。晏阳初认识到中国农民教育的重要性，改造中国就应该从改造农村、建设农村开始。因此，晏阳初号召广大知识分子放下身价，欲“化农民”就应先“农民化”。唯有如此，才能深切了解农民，懂得农民之所需，才能更好地进行乡村改造。“化农民”与“农民化”之间的关系是晏阳初进行乡村建设试验的目标与途径之间的关系。尽管晏阳初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没有深人到问题的本质，但对中国农村建设的努力却值得肯定。
26、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建设
（一）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理论：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分析、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梁漱溟形成了独特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理论。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所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源是中国文化在西方冲击下的一种文化失调。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因此，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要靠教育来进行文化调适，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运用教育的力量使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在具体事实L 得到沟通调和。由于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大部分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因而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之路必须走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之路。（二）乡村教育的实施：1931 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专门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培养乡村建设人员，规划和指导实验区的乡农教育。1933 年，山东省政府将邹平、菏泽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实验区中的两县事实上建立了研究院和县行政机构合一的行政体制，并开办乡农学校。乡农学校分为村学和乡学两级，都是“政教合一”的单位，村学代村公所，乡学代乡公所。梁漱溟还借鉴中国古代乡约亲自撰写了《村学乡学须知》，将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等问题通过道德教育来实施，乡农学校就是实施基地。乡农学校的教学从识字、唱歌等最平淡处人手，进行“旧道德”和“新知识道理”的教育。尽管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实战并未收到实际效果，但认识到了中国的问题所在，立足文化传统来思考中国社会的改造，并身体力行地深人农村进行乡村建设，是值得肯定的。
27、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与实践
（一）生活教育实践：陶行知1917 年回国后，积极参加当时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新教育改革运动。当时学校普遍存在“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严重脱节的现象，于是他主张将南京高师全部课程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以突出教与学的联系。五四运动后，随着社会观念的更新，“教学法”终被教育界所接纳。1923 年起，陶行知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他和晏阳初等人倡议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 促进会”，平民教育运动的重点逐渐由城市转人乡村。为了大范围地推广乡村平民教育，1927 年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计划培养一批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健康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的乡村教师，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倡导“艺友制师范教育”的模式和“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培养教师，同时确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1930 年，晓庄学校被国民政府下令查封，陶行知遭到通缉，被迫逃亡日本。1931 年回到上海后，继续从事平民教育和普及教育运动。他在上海发起“科学下嫁”运动，创办“自然科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和《大众科学丛书》，向儿童和普通民众介绍通俗科学知识。1932 年他开始从事“工学团”的试验。工学团实际上是一种以贫苦工农大众为教育对象，采取半工半读形式的教育组织。对工学团的成员实行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六大训练。为了解决工学团的师资短缺问题，创造并推行“小先生制”。所谓“小先生制”，主要是利用上学的儿童、小学生来教不识字的儿童、成年人甚至老年人。陶行知把这种识字，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儿童或小学生称为“小先生”, 故称“小先生制”。抗日战争中，陶行知主要从事国际抗日宣传和国内战争时期教育工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39 年在重庆所办的“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其实是一所难童学校，学生从战争难童中挑选，分成社会、科学、艺术、文学、普通等组，以便于因材施教。陶行知一生对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理想和热情，以“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为贫苦人民和儿童的教育、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二）“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包括三个基本命题。生活即教育。首先，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从生活的横向展开来说，过什么生活就是受什么教育；从生活的纵向发展来说，生活伴随人生命的始终，教育也是如此。其次，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无论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法，都要根据生活需要，与生活一致。再次，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社会即学校。一方面，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或者说以社会为学校，需要拆除学校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高墙。同时，劳苦大众只能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受到教育。另一方面，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社会的力量帮助学校进步；而学校的力量也帮助社会进步。教学做合一。首先，要“在劳力上劳心”做到“手脑双挥”。其次，懂得行动是知识的来源。再次，要求做到“有教先学”和“有学有教”，即：教人者先教己，教人者还要“为教而学”；即知即传。最后，反对注人式教学法。从思想背景来说，“生活教育”理论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生活教育”理论也是在批判传统教育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目的是要摆脱传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