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欧学生的派遣始于沈葆祯的建议，并以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为主。1873年沈葆祯上折建议选择前、后学堂优秀学生赴欧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得到总理衙门的认可。1875年初，担任船政局正监督的法国工程师日意格回国为船政局购买设备，沈葆祯奏请派前学堂学生魏瀚、后学堂学生刘步蟾等5人与之同行，他们成为近代中国官派留欧学生的前导。1877年1 月，李鸿章等奏请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朝廷照准执行。1877年3月，中国近代第一批正式留欧学生分别赴法国学习制造和英国、西班牙学习驾驶，通称作第一届留欧生。1 881年底又派遣来自不同方面的第二届留欧学生分赴英法德三国，学习营造、枪炮、火药、轮机、驾驶、鱼雷等。1886 年又从北洋（天津）水师学堂和福建船政后学堂挑选学生赴欧学习驾驶，是为第三届留欧学生。三届学生从1879 年起陆续学成归国。由于社会落后和封建栓桔，并非人人得以尽展其才，但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容低估，为近代中国海军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张之洞是晚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对清末教育思想和实践都产生过重大影响。1898 年著成《劝学篇》，提出“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并由此受到朝廷的重用。张之洞的《劝学篇》 是对洋务运动的理论总结，并试图为以后的中国改革提供理论模式。《劝学篇》 共24 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9 篇，外篇15 篇。内外篇各有主旨：“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而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内篇专从“中学”发题，外篇专从“西学”发题，但所论常兼及中、西学的关系。《劝学篇》 还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策略和措施，成为张之洞规划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
20、“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洋务运动时期，封建传统教育仍然处在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这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在“中体西用”的形式下，“西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深人。同时，“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的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此原则下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民主平等思想也被裹挟着一起传播。甲午战争后，经维新派的大力宣传介绍，“西学”的传播重点由科技推进到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直接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纲常伦理等“中体”的核心部分，“中体西用”正面临被突破的境地。恰在此时，张之洞即时出合《劝学篇》，起到了维护封建意识形态的作用，阻抑了维新思想的更广泛传播，十分不利于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初期结合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要被新的形式所替代。
21、“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
（一）创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6月，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特别提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尔后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大学堂的性质、办学宗旨、课程、人学条件、学成出身、教习聘用、机构设置、经费筹措及使用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是维新运动仅存的硕果。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复开，并纳人清末学制系统，规模也逐步扩大。（二）书院改办学堂：1898年，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明确宣示：从今以后，王公大臣、士子以及庶民百姓，都要兼习中、西学。嗣后，光绪帝又令各省及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资办理社学、义学等一律中、西学兼习。凡民间祠庙不在祀典者，也一律改为学堂，并鼓励绅民捐资兴学。（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也是“百日维新”中颁布的重要改革措施。1898年6月23日，光绪帝下诏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八股废除后，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学问，促进了西学的传播。7月23 日，光绪帝下诏催立经济特科，以选拔维新人才。经济特科有别于明清的进士科，分为六项：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科举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了。百日维新后，虽然恢复了八股考试，罢经济特科，但人们开始向往富有朝气的新式教育。科举考试经此次冲击后，比以前冷清了很多，考试人数骤减。
22、蔡元培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一）“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912 年初，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系统阐述了“五育”各自的内涵、作用和相互关系，成为制定民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军国民教育主张将军事引人到学校和社会教育之中，让学生和民众受到一定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强调学生生活的军事化，特别是体育的军事化等。实利主义教育即是“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密切教育与国民经济生活的关系，加强职业技能的培训，使教育能发挥提高国家经济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公民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但蔡元培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的一些基本范畴，其内涵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也是相通的。世界观教育为蔡元培所独创并作为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培养人们立足于现象世界但又超脱现象世界而贴近实体世界的观念和精神境界。美感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紧密相联系，要引导人们具有实体世界的观念，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美感教育，利用美感这种超越利害关系、人我之分界的特性去破除现象世界的意识，从而陶冶、净化人的心灵。蔡元培认为“五育”不可偏废其一，其中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偏于现象世界之观念，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以追求实体世界之观念为目的，为超越政治之教育。根据当时流行的德、智、体三育的说法，蔡元培认为五育中，军国民教育为体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为德育，美感教育可以辅助德育，世界观教育将德、智、体三育合而为一，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二）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1916 年底，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全面改革，把北京大学这所充满官僚气息的旧式学校变成生气勃勃的新式大学。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即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并进而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其次是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教员。再次是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蔡元培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另外他还强调砒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也体现在教师聘用上，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策源地。在学校管理方面，主要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在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方面，蔡元培采取的措施有：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沟通文理，废科设系；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以充分照顾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发展学生的个性。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改革。如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实行旁听生制度等。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三）教育独立思想：“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思潮，萌发于五四运动之前，发展于20 世纪20 年代。1922 年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了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他认为教育的使命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人格，能对人类文化发展尽到一份责任，作出一份贡献；而不是要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那些怀有其他目的的人去使用。教育与政党、教会在目标、性质上存在严重对立，因此教育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应完全交给教育家去办，保持独立地位，不受政党或教会的影响。为实现教育真正独立，蔡元培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等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