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道统说与师道观
韩愈教育思想最突出之点就在于他作《师说》，提倡尊师重道。（1）教师的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道，即传授儒家仁义之道；二是授业，即讲授儒家的六艺经传与古文；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2）以“道”为求师的标准。韩愈主张不管其门第、出身、相貌等如何，只要学有所成，并且合乎儒道，就可为人师表。他提出“圣人无常师”，主张广泛地向他人学习，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另外，“道”是无处不在的，只要能体认到它，就可以为师传道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3）建立合理的师生关系。韩愈认为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为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只要闻道在先，术业有专长者，皆可以为人师表。韩愈的《师说》 是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后人有关师道观的不少论述皆受其影响。他既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的主导作用，又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向学生学习；既要求学生虚心向教师学习，又鼓励学生敢于超过教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勇为人师，又强调不耻下问，虚心拜人为师。
9、苏湖教法：北宋学者胡缓在主持苏州郡学、湖州州学时，改变传统教法，创立了一种新的教学制度，即在学校内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分斋教学。经义斋选择学习儒家经义；治事斋又称治道斋，分设治兵、治民、水利、算数等学科，学生可选择其中一科为主修，另选一科为副修。两斋的培养目标不同，经义斋以培养比较高级的统治人才为目标；治事斋是为了造就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技术、管理人才。这种教法史称“苏湖教法”或“分斋教学”。胡缓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在中国教学制度发展史上第一次按照实际需要，在同一学校中实行分科教学；实用学科正式纳人官学教学体系之中，取得了与儒家经学同等的地位；治事斋学生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开主修和副修制度的先声。
10、北宋三次兴学
北宋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次著名的兴学运动。第一次兴学运动是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四年主持的，史称“庆历兴学”。主要内容有三：普遍设立地方学校；改革科举考试；创建太学。第二次兴学运动是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主持的，史称“熙宁兴学”。主要措施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二是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三是恢复与创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四是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教材。第三次兴学运动是蔡京在宋徽宗崇宁年间主持的，史称“崇宁兴学”。概括为五点：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新建辟雍，发展太学；恢复设立医学，创立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罢科举，改由学校取士。上述兰次兴学运动都不同程度地将宋朝教育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尤以第三次兴学为甚。这三次兴学运动是宋朝“兴文教”政策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体现。
11、三舍法：“三舍法”是“太学三舍选察升补之法”的简称。其主要内容为：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个程度不同、依次递升的等级，太学生相应分为三部分。初人太学者，经考试合格人外舍肄业，为外舍生；外舍生、内舍生再接受升舍考试，并参酌平时行艺，逐次升入内舍、上舍肄业，成为内舍生、上舍生；根据上舍生的考试成绩和平时行艺决定授官或者参加殿试、礼部试。“三舍法”是在太学内部建立起严格的升舍考试制度，对学生的考察和选拔力求做到将平时行艺与考试成绩相结合，学行优劣与对他们的任职使用相结合，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太学教学质量。同时又把上舍考试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融养士与取士于太学，提高了太学的地位。“三舍法”是中国古代大学管理制度上的一项创新。
12、监生历事：洪武五年规定，国子监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到政府各部门“先习吏事”，史称“监生历事”。监生历事的具体时间不相同，并有考核办法。明朝统治者选派监生历事，起因是为了弥补明初官吏的不足，然而监生通过历事，可以较广泛地接触实际，获得从政的实际经验，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因此，明朝监生历事制度，可视为是中国古代大学的教学实习制度。不过，此制实行到后来，监生日增，历事冗滥，已徒具形式，失去了其积极意义。
13、诂经精舍：诂经精舍为清代阮元所创建，话经精舍建于杭州孤山。书院成为当时浙江重要的文化学术研究中心，并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概而言之，有以下三点。第一，“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创立书院是专志于学术研究，而不事科举。第二，各用所长，因材施教。在任用教师上充分发挥教师的学术专长；对于学生则因材施教。第三，教学和研究紧密结合，刊刻师生研究成果。诂经精舍对清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改变当时腐败的书院教育也起了积极作用。
14、书院教育的特点
书院最初属于私学性质，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官学化倾向，但在培养目标、管理形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官学不同的特点。在培养目标上，书院注重学生人格修养，强调道德与学问并进，培养学生的学术志趣，而官学多以科举出仕为主要目标。在管理形式上，书院机构较为简单，管理人员少，强调学生遵照院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课程设置灵活具有弹性，教学以学生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师生、学生之间注重质疑问难和讨论。书院中的师生关系较之官学更为平等，学术切磋多于教训，学生来去也较为自由。书院开展的“会讲”活动有讲授有讨论，还开展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论。总之，书院既是集藏书、教育和学术活动于一体的机构，又是学者以文会友的场所，具有较广泛的社会文化教育功能。
15、蒙学教材的发展、种类和特点
我国古代一直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早在周秦时代，就已经编写了一些有影响的蒙学教材。西汉时，以史游所作的《急就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自东汉至隋唐，也编写了多种蒙学教材。如汉蔡岂撰《劝学》，晋束哲撰《发蒙记》，晋顾恺之撰《启蒙记》，梁周兴嗣撰《千字文》，以及唐人编撰的《开蒙要训》《太公家教》《兔园策》等。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编写蒙学教材的经验，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现象。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按其内容的侧重点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识字教学的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 等；第二类是伦理道德的教材，如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第三类是历史教学的教材，如宋王令作《十七史蒙求》，胡寅作《叙古千文》；第四类是诗歌教学的教材，如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等；第五类是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教学的教材，以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为代表。明清以后，续有一些著名的蒙学教材和读物问世，如明代萧良有撰的《龙文鞭影》，程登吉所著的《幼学琼林》，清李毓秀作的《弟子规》等。宋元明清时期的蒙学教材开始分类按专题编写，使蒙学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多样化；一些著名学者亲自编撰蒙学教材，对提高蒙学教材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蒙学教材注意儿童的心理特点，采用韵语形式，文字简练，力求将识字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