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培养兼士的需要，墨翟及其弟子确定了一套有特色的教育内容，大致上可以归纳为几类。（1）政治和道德教育。即墨家“十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2）科学技术教育。包括生产和军事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及自然科学知识教育。（3）以六艺为主体的文史知识教育。（4）培养思维能力的教育。包括认识和思想方法的教育、形式逻辑的教育，目的在于锻炼和形成逻辑思维能力，善于与人论辩，以雄辩的逻辑力量去说服他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科学技术教育和训练思维能力的教育内容突破了儒家六艺教育的范畴，堪称伟大的创造。（五）主动、创造的教育方法：墨翟和墨家的教育方法与儒家有较大不同，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特色。（1）主动。墨翟不满儒家“拱己以待”的教育方法，提出了“虽不扣必鸣”的教学方法，人们不来请教，你也应该主动地上门去教。作为“有道则勉以教人”的兼士，其职责就是主动、积极地“上说下教”，向人们宣传、推行自己的主张。墨翟强调了教育者的主动和主导，但忽视了启发，忽视了学习必须具备知识和心理的准备。（2）创造。墨翟批评儒家的“述而不作”，主张“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对古代的好东西应当继承，而在今天则进一步创造出新的东西，希望好东西能更多一些。“述”与“作”是有机联系的，“作”甚至是“述”的前提。
4、《学记》
《学记》也是《礼记》 中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因此，有人认为它是“教育学的雏形”。《学记》 承袭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视为政治的最佳手段。“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实现良好政治的最佳途径是“化民成俗”，即兴办学校，推行教育，培育人才，以教化人民遵守社会秩序，养成良风美俗。教育对个体发展也起到作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教育通过对人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使每个人都形成良好的道德和智慧，懂得去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安定。《学记》关于教育制度和学校管理的设想包括两部分内容。（1）学制与学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库，术（遂）有序，国有学。”《学记》 以托古的方式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按行政建制建学的设想；《学记》 把大学教育的年限定为九年，七年完成谓之“小成”，九年毕为“大成”。（2）视学与考试。天子须参加开学典礼，定期视察学宫以体现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学生学习过程中，规定每隔一年考查一次，考查内容包括学业成绩和道德品行，不同年级有不同要求。教育教学的原则有以下几种：( l）预防性原则，“禁于未发之谓预”; ( 2）及时施教原则，“当其可之谓时”; ( 3）循序渐进原则，“不陵节而施之谓孙”，教学必须遵循一定的顺序( “孙”) ; ( 4）学习观摩原则，“相观而善之谓摩”; (5）长善救失原则，“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 ( 6）启发诱导原则，“君子之教，喻也”，教学要注重启发；( 7）藏息相辅原则，“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学记》 对一些教学方法也有精当的阐述。（1）讲解法。讲解应当“约而达”（语言简约而意思通达），“微而减”（义理微妙而说得精善），“罕譬而喻”（举少量典型的例证而使道理明白易晓）。（2）问答法。教师的提问应先易简，后难坚，循着问题的内在逻辑；而答问则应随其所问，有针对性地作答，恰如其分，适可而止，无过与不及。（3）练习法。根据学习的内容，来安排必要的练习，练习需要有规范，并且应逐步地进行。 《学记》十分强调尊师，要求形成社会普遍尊师的风气。首先，社会上每个人，从君到民都是教师教出来的，尤其是以教育为治术就离不开好老师，“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其次，“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为师、为长、为君是一个逻辑过程，为师实际上成为为君的一种素质、一项使命。《学记》 也对教师提出了一些要求，如上述种种教学原则与方法，此外还有一条教师自我提高的规律——“教学相长”。“教学相长”的本意仅指教这一方的以教为学，之后引申为教学双方的相互促进。
5、鸿都门学：鸿都门学创办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 年），因校址位于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鸿都门学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是宦官为抵抗官僚势力而办。鸿都门学在教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首先，它打破了儒学独尊的教育传统，以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诗、赋、书画作为教育内容，这是教育的一大变革。其次，鸿都门学是一种专门学校，作为一种办学的新形式，为后代专门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
6、三大文教政策：实行有为政治的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人才。董仲舒认为得不到贤才的原因之一是汉初不养士，不办教育；原因之二是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不当。针对第一个原因，董仲舒提出设立太学的主张。他不仅把太学看做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且也把它作为推行教化的手段。针对第二个原因，董仲舒建议加强选举的严格管理，实行“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和重察举的建议成为汉代的三大文教政策。三大文教政策，可以视作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具体化。
7、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在历史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科举制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归到中央政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大趋势。科举制把选士和育士紧密结合，成为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原则的途径。科举制比以前任何一种选士制度都更为公正客观，这对以后考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科举制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国家只重科举取士，而忽略学校教育。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学校失去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科举束缚思想，败坏学风。学校教学安排围绕科举进行，导致了学校教育中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学习风气。这种风气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在科举制的影响下，人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求真，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导致了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读书观、学习观。科举考试内容的狭隘也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和谐发展，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