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朱熹的教育思想
（一）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毕生讲学活动不断，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成为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编撰了多种理学教材，其中影响最深广、最重要的是《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 和《孟子集注》。元朝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章句集注》取士，从此，《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和各级学校必读教科书，其地位甚至高于“五经”，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长达数百年之久。（二）“明天理、灭人欲”与教育的作用、目的：朱熹提出“性即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又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天命之性”浑厚至善，完美无缺；“气质之性”察受“理”与“气”，两者杂然相存而成。由于“气”有清明、浑浊的区别，所以“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挥“气质之性”中所具有的“善性”即“变化气质”, “明明德”，以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库、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三）论“大学”与“小学”，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学习内容是“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力求浅近、具体。为此，朱熹提出以“教事”为主的思想，即通过具体行事去懂得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行为习惯，学到初步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三点：先入为主，及早施教；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首创以《须知》 《 学则》 的形式来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十五岁以后为大学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加光饰”，再进一步精雕细刻，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在大学教育方法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重视自学；其二，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认为，尽管小学和大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但这两个阶段又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四）“朱子读书法”：朱熹对于如何读书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的弟子将其概括为“朱子读书法”六条。( 1）循序渐进。包含三个意思：第一，读书应该按一定次序，不要颠倒；第二，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安排读书计划并切实遵守；第三，读书要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不可回固吞枣，急于求成。（2）熟读精思。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精思就是从无疑到有疑再到解疑的过程。（3）虚心涵泳。所谓“虚心”，是指读书时要虚怀若谷，静心思虑，仔细体会书中的意思，不要先人为主，牵强附会；所谓“涵泳”，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4）切己体察。读书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而必须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5）着紧用力。其一，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其二，必须抖擞精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6）居敬持志。这是朱熹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他最重要的读书法。“居敬”就是读书时精神专一，注意力集中；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的志向，高尚的目标，并要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持。
17、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最初是作为外语学校设立的，是近代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重新认定《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条款中规定今后中英、中法交涉使用文种是英文和法文，仅在三年内暂时配送中文。这一歧视性的规定，迫使清政府作出了开办外语学校的决定。1862年6月11 日，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学堂在总理衙门内正式上课，定名为同文馆。最初设有英文馆，次年添设俄文馆和法文馆，1871年添设德文馆，1895年添设日文馆。为适应洋务运动对科技人才的需求，1866年12月，添设天文算学馆（即科技馆）。但由于在招生对象等方面遭到守旧派士大夫的公开抵制和攻击，引发了近代以来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第一场大争论。1869 年美国人丁题良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逐渐扩大了课程范围。1876年，规定除外语外，学生还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各国历史、地理等课程，使同文馆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以外语教学为主，兼习各门“西学”的综合性学校。1898年维新变法高潮中，京师大学堂成立，同文馆的科技教育部分归于京师大学堂。1 902 年1 月，京师同文馆并人京师大学堂。京师同文馆虽在办学成效方面不能列人洋务学堂的前列，未能表现出比其他洋务学堂更鲜明的特点，但它是洋务学堂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京师同文馆的设立，表明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开始由观念变为现实。由于地处京师，一些重要举措以及由此引发的争执往往能够反映出各派关于教育改革的观点，由此，也决定了京师同文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象征意义。
18、幼童留美与派遣留欧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为了更全面深人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派遣留学生计划得以实施。留学教育主要表现在派遣留美幼童和留欧学生两个方面。
1872年出发的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这次留学计划的实施得力于我国早年留学美国的容阂的倡导。选派幼童每年为30名，分四年共120名，学习年限为15年。学生到美国后除学习西学外，仍要兼习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在规定日期由正、副委员集中学生宣讲《圣谕广训》，还要由驻洋委员率领学生和随行教师向至圣先师神位行礼等。同时派遣正、副委员（监督）和数名“中学”教师同往，首任正委员是翰林出身的守旧派人物陈兰彬，副委员为容阂。由于新旧不同观念的管理人员的争执，还有加之国内守旧派的反对，1881年清政府下令全数撤回留美学生，幼童留美计划宣告夭折。尽管留学生未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但他们仍成为近代中国科技、实业和管理等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