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庆赏罚刑有不行于其正处者，《春秋》讥也。”在这里，董仲舒支持本质上是道家的主张，即统治者为政必须要与自然界的四季一致，但却坚持这实际就是《春秋》赏罚理论的根本原理。当然，由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董仲舒承认只有以一种非凡的方式来读《春秋》，才能使《春秋》所包含的宇宙真理明白起来。《汉书·五行志上》记董仲舒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这就是说，使用类比推理的方式来阅读《春秋》，人道、治道与天道的关系就可以清楚建立起来。《阳尊阴卑》曰：“是故《春秋》之于昏礼也，达宋公而不达纪侯之母，纪侯之母宜称而不达，宋公不宜称而达，达阳而不达阴，以天道制之也。

丈夫虽践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春秋》在记载婚礼时，只指明男方宋公，而未指出女方纪侯之母。董仲舒认为《春秋》之笔法，不直接地指出属于阴类的事物或人的做法，正反映了扶阳抑阴的宇宙等级制度。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之外，其它儒家经典的理论与宇宙真理同样是一致的。《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曰：“《孝经》之语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与父，同礼也。”’《天道无二》曰：“人庸无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庸无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诗》云：‘上帝临汝，无二尔心。’知天道者之言也!”《同类相动》曰：“《尚书》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董仲舒是儒学大师，但却吸收了道家的部分观点与论证模式，这不仅出于完善儒学理论的需要，还有时代原因。西汉初年黄老道家盛行，君臣皆好言天命、灾异、鬼神迷信。武帝即位后虽有明显的尊儒倾向，但自幼受黄老思想熏陶的他也未见轻易放弃天命、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文化意识。董仲舒策问时，武帝第一次问的就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缘何而起?”。正是运用本质上是道家的关于宇宙的看法，但赋予它以儒家的价值，董仲舒建立了一个适应武帝及大一统王朝需要的新儒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