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办法是避开美国社会的正统，笔下的人物，即使是美国人，也不把他们放在正统的社会里。这个办法倒适合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战时驾驶救护车，战後替一家加拿大报纸采访希腊土耳其纠葛的新闻。我们谈到史蒂芬·克莱恩的时候曾说过，当战地记者，除了按时把报导寄给远地支付他薪水的报馆外，没有别的义务。他是以文字为工具的手艺人，不是城里的知识份子，他是自有其禁律和特权的世俗团体的一员。海明威早期所选择的职业，使他逐步发展成为小说家。他一九二二年到巴黎，带著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信去见格特鲁德·斯泰因，当时他还是文坛上的无名小卒，她和埃兹拉·庞德替他修改早期作品(有些是诗)，使他感恩不尽。据斯泰因小姐说，西班牙斗牛的事，还是她第一个讲给他听的。直到一九二六年，他才模仿舍伍德·安德森的《苦笑》(Dark Laughter)写了令人捧腹的《春潮》(Torrents of Spring)，里面还有许多"文绉绉"的糟粕。那篇小说是献给门肯的，加了许多引自非尔丁的话，书里时常提到亨利·詹姆斯、《美国水星》、辛克莱·刘易斯等等。他写的也是美国──主要是密西根州北部森林地带，他年少时常去打猎钓鱼的地方。他早期有几个短篇都拿这个地方做背景。他还不能长篇大论地去描写耿耿难忘的战争。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太阳照样升起》(Fiesta, 1926)，把战争写成恶梦初醒的一场恶剧，虽然主人公在战争中负伤而失去性爱能力，其他人物也多少受过伤害，可是人人都噤若寒蝉。
故事的叙述者兼主角杰克·巴恩斯，是个在巴黎工作的美国记者。他爱上了贵妇勃雷特·艾希利，一个美丽而放荡的女子，她也尽可能回报他的情意。另外的主要人物有勃雷特的破了产的未婚夫迈克(苏格兰人)、杰克的作家朋友比尔以及另一个叫做罗伯特·柯恩的美国人。杰克、比尔、迈克和勃雷特形成一个意气相投的小圈子，柯恩终因生活观不同而被排斥。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虽然难以说清，对於海明威却非常重要，正如勃雷特所说，"这是我们用以代替上帝的东西"。海明威的大部分作品写的不是恪守某种生活准则，就是与之背道而驰。在这种地方他有点像拉迪亚德·吉卜林。吉卜林小说里的人物，往往以行动来摆脱几乎带有神秘色彩的约束力。从表面上看，杰克和他朋友所受的约束并不算过分，你可以说他们的行动愚蠢而不负责任；比如说，他们酗酒。然而凡属志同道合者，彼此只消一顾，使心领神会。他们在某些方面造诣很深，可是从不装腔作势。他们从不言过其实，海明威喜欢某些英国人──《太阳照样升起》里的哈理斯，《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愉快的一生》中的猎人──因为他们既能干，又不讲大话。他所喜欢的人物结成了一个意气相投的圈子，自有一套风趣的行话；其中最主要的一词是"热情的献身者"，此处指对斗牛有丰富知识的人。杰克和他的朋友在潘普洛纳见面去看斗牛，杰克有热情，"凡是热情的献身者，虽然旅馆客满也可以找到房间"。
柯恩站在这个著了魔似的圈子外面。他太好讲话，爱谈自己的心情。他和勃雷特好过一阵子，失恋後，不能雍容大度地面对现实，却去打了被勃雷特美色所迷的一个年轻斗牛士，可是那个人不知道用什麽方法在精神上战胜了他。的确，海明威认为失败比胜利更有意思。人迟早终归要失败的，失败之後怎样面对现实，可以判断此人的气度。这并不是说海明威不会玩乐。他书中的人物都非常爱好吃喝玩乐，又喜欢钓鱼、滑雪、射击等等。不过这些都是男子气概的人的试金石，也是热情的试金石。海明威在自传性的《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 1935)里，天真地承认，他觉得自己人格的完整与否，完全要看当天打猎的收获。对於他，一如对於史蒂芬·克莱恩，最後的考验在於死亡。海明威在大战期间受过重伤，当时觉得生念俱消，後来不论碰到什麽事情都觉得不真实了。他只得竭力寻找近乎真实的东西。因此，生死攸关的斗牛，便在他的想像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把斗牛的惊险和美感写得出色极了，《死在午後》(Death in the Afternoon, 1933)通篇写的就是这个题目。
人们时常批评海明威有很大的局限性，说他只写人的莽莽撞撞，不写人的深谋远虑，又错误地把外露等同於虚伪。的确，他好像特别善於描写说话不多的人物。他的标准有时几近荒谬，在他写得不很成功的小说《过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 1950)里，学识蜕变为待人接物的学问──如何付小费打发侍者──勇气和男子气混为一谈。《太阳照样升起》和後来的《战地春梦》(Farewell to Arms, 1929)中的虚无主义，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战时和战後的普遍情绪。二○年代那种敢闯敢於的精神，值得我们同情，可是《有与无》(To Have and Have Not, 1937)中哈雷·莫根的麻木不仁，在三十年代，就引不起我们的同情了。他的文体以简洁著称，但有时难免失之过於单调。海明威写的对话，也有点卖弄口才的味道∶
"这个，他们有办法治。"
"瞎说，他们什麽也治不了。"
《你追我赶》('A Pursuit Race')
然而海明威确实是才华横隘的作家。早期作品如《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 1924)，《没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en, 1927)和《打不败的人》(Winner Take Nothing, 1933)，对别的作家影响极大。模仿他的人多不胜数，以至连他本人的作品都读来乏味。可是重读他的早期小说和最好的短篇，仍然觉得新鲜有力。他严格限制自己只写手边的题材，绝不借助于华丽的词藻，他在叙事时，笔调一转，或寓情于景，或情景并茂。比如说在《战地春梦》里，春去秋来与战争之进展巧合，而又不露痕?，作者也没有特别加以解释。春天带来了胜利，到了秋天就不同了∶
军队也在攻夺那座山，然而不甚得手，秋雨来时栗子树枝叶凋零，树枝光秃秃的，树干被雨淋成黑色。
下面这简练的一句也是惊人之笔，描写救护车的担架上躺著个奄奄一息的士兵，鲜血一滴一滴落在担架下面的男主人公身上∶
血滴得很慢，像太阳下山後冰柱上滴下来的水。
海明威是个严谨的作家，从来不草率出书。他在《非洲的青山》里说他可能被人误为艺术家，自己觉得受之有愧。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军人，需要慢慢地勤学苦练，就像学钓鱼和其他技术一样。(不过对书名的取舍表明了他的文学素养，也可能订阅过文学杂，事实上他确订阅了《同路人评论》。)他可能因为重视形式而有伤内容，不过对自己的表现手法始终是执著的。他自有别具一格的意境，在这一点上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例如他擅长写非英语国家人民的语言[《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0)是典型的一例，书里写他和西班牙农民在一起]，他巧妙地用了一种"翻译过来的"英语，提醒读者他们实际上是用西班牙语在交谈。在《战地钟声》里，还显示出他能得心应手地状写思想感情复杂的知识份子。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写得极好，可是这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海明威在作品中经常把自己写进去，混迹於普通人之中，这一点我们很难苟同。那个侍者真是他的朋友? 农民真的如此敬重外国人? 还是这个美国式的外国人写得失实? 他离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工作，到底在於什麽? 在一个陌生地方当新闻记者，不可能对当地社会有深入的研究。当兵也不行，他在前方时格斗厮杀，休假时寻欢作乐，过的是浮光掠影的生活，说的是洋泾滨英语。
不管海明威是否考虑过这些问题，在他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2)中，"热情的献身者"的处境已真实可信。他写的是个古巴渔民，虽则淳朴，但绝非愚蠢。古巴人和鲨鱼的斗争，有几分符合海明威的信条中最纯正的东西，书中已看不到那个硬充好汉的运动员的影子，也没有大部分作家在描写中南美穷人生活时的那种伪善腔调。《过河入林》出版後，海明威在一篇访问记里说∶
在写作上，我已经经过了算术，平面几何和代数的阶段而进入微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