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卞之琳（1910—）江苏海门人，现代著名诗人。20世纪 30年代出版的诗集有《三秋草》、《鱼目集》、《数行集》（即《汉园集》的第三部分）和《音
尘集》等。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永恒——瞬间）了别人的梦。

《寂寞》（非主体化，生活和生命的节奏机械化——非人化）
乡下的孩子怕寂寞
枕头边养了一只蝈蝈
长大了在城里操劳
他买了一个夜明表

小时候他常常羡艳
墓草做蝈蝈的家园
他如今死了三小时
夜明表还不曾停止。

艺术特色：
1、袁可嘉曾用“上承‘新月’，中出‘现代’，下启‘九叶’”来说明卞之琳 20世纪 30年
代诗歌创作的文学史意义，认为“他和其他诗人一起推动新诗从早期的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
义，到达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2、卞之琳的诗歌追求“智性上的探险”，也就是说其诗在情感流脉的背后常常孕育着智性的探求，诗在他那里已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表现，而是一种情感的思想，一种智慧的结晶的方式。看似句句明白，实则蕴涵丰富：作情诗读，它寄托着奇妙的爱情；从“装饰”角度看，人生不过相互装饰，遂有无限悲哀渗出；从相对观念体悟，人可以看风景，也可以成为风景，可以被明月装饰窗子，也可以反去装饰别人的梦；正是由于智性的多面渗入，诗歌获得了立体意义。
3、闻一多曾把卞之琳称为“技巧专家”。他写诗注重对情感做客观化的冷处理，采用克制与淡出的策略隐蔽自己的情感，通过具体物象的奇妙组合，达到暗示和象征的目的，构成韵味深远的艺术境界。
（五）新感觉派 20世纪 20年代末到 20世纪 30年代中期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小说创作。这一流派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从诗歌领域向小说园地的延伸，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第一次对都市景观（节奏快——时间—没有明天—变换——瞬间）作集中的描绘。《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使新感觉派进入兴盛期。其艺术特点：都市景观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大多从现代都市生活中取材，表现独特的都市景观，揭示都市人错综复杂的生存境遇及人生感受，尤其对畸形与病变方面的描摹富于特色。心理描写着力开掘人物的深层心理和潜意识（本我/快乐自我/社会超我/道德），集中揭示人物精神状态的复杂性，刻画双重性格。表现技巧心理——（动态世界——心灵）感觉化的叙事方式。新感觉派主要代表作家由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
施蛰存（1905－）《上元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春阳》《善女人行品》现实——历史施蛰存以一身拥有“文体作家”、“心理小说家”、“新感觉派作家”。
《鸠摩罗什》是从鸠摩罗什携带妻子应姚兴之聘赴秦的途中叙起。这位高僧在龟兹国受吕光的强迫，破戒与吕的表妹龟兹公主结婚，良心已极端感着痛苦，幸而妻子在途中得热病死去，他以为从此以后可以脱然无累，恢复他圆满德行了。不意到了长安终日受着国王无上的尊敬，举国士庶热烈的膜拜，情欲仍不断的纠缠着他，亡妻的面貌常常在目前荡漾。一天讲经时，见一美丽娼女，忽然大动凡心；第二天讲经，又在听众中发现一容貌既似那娼女，又似他的亡妻的宫嫔，鸠摩罗什于是陷于重重魔障之中不能自拔，而犯第二次娶妻之罪。虽然他能用巧妙的言词遮饰着他的罪恶，并利用魔术来维持自己动摇中尊严地位，而内心之杌陧不安，达于极点。他就在这样双层人格的争斗中，惨澹地生存，也就在这样双层人格斗争中，悲伤地死去！《将军的头》也属于双层人格描写。作者自己声明是写种族与恋爱的冲突，题材则取之唐代猛将花敬定的故事。据说花敬定原属吐蕃族，因憎恶其贪鄙的汉族部下，而想趁自己被差遣去征伐吐蕃时，叛归祖国。忽有一部下的骑兵调戏一少女，将军虽已将该骑兵正法，而自己亦为那少女的美色所惑，于是花将军种族与恋爱的冲突便尖锐化。以后将军茫然上了战场，携其头奔回，遇他所爱的少女于溪边，受她的调侃，失望倒地死去。《石秀》写结盟兄弟石秀和杨雄，石秀想出许多巧妙的计策，怂恿杨雄杀妻潘巧云。原来石秀爱上潘巧云，但以碍于杨雄的友谊，不敢有所举动。后来知道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有私，不胜其醋，告知杨雄，却反被潘巧云用谗逐出；恋爱嫉妒与仇恨交并一处，遂欲甘心于巧云。后来果然教杨雄用计诓骗巧云主仆上翠屏山，而施以极残酷的杀害。他则一傍欣赏巧云痛苦的姿态，和那淋漓的鲜血，零乱的肢体，来满足他的施虐狂。《梅雨之夕》写的是在一个梅雨季节的黄昏，“我”与一位陌路女子共伞同行的一段“奇遇”。主人公敏感而绮丽的心理想象，妻子、酒店女子、雨中少女的重叠幻化，反映了他内心微妙的人格纷扰与欲望冲突。自然欲望与道德焦虑在短暂无声的路途中隐约较量，激起了平庸生活中的“死水微澜”。《春阳》
（六）论语派：30年代，指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为阵地，以林语堂为理论指导和创作核心，以陶亢德、徐訏为中坚，以经常撰稿而具有相似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的章克标、邵洵美、李青崖、潘光旦等人所形成的一个小品散文艺术流派。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小品文。提倡“闲适”、“性灵”和“幽默”。题材：“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
度过的，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英文写的。小学、中学、大学，他进的都是教会学校，后赴美国、德国留学。1923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
他通过以西方近代文学和表现派理论作为参照系，用崭新的审美眼光肯定和
认同周作人一派对晚明小品的精神溯源；由此他融袁氏三兄弟、李渔、袁枚、金圣叹等中国文人的文学观念与克罗齐、斯平加思、笛福、司威夫特、梅瑞狄斯等西方作家的艺术理论于一体，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小品文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带有鲜明的形式主义审美观，是依靠三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建构的，即“闲适”、“性灵”和“幽默”。
“闲适”，就是要求小品文应着重表现创作主体心境的心闲意适，态度的安静平和，语气的亲切自然，它是追求幽雅趣味的文人精神的表现。林语堂的闲适格调，是以“现代性”为前提和基础的，是一种浪漫的自由精神的显现，一种个人面对自我和世界的感性经验的自由书写。二是强调“趣味”和“情调”。
关于“性灵”，林语堂曾在《写作的艺术》中说：“‘性’指一人之‘个性’，‘灵’指一人之‘灵魂’或‘精神’。”“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人生的归宿》因为吾们的民族生命真已踏进了新秋时节。在吾们的生命中，民族的和个人的，临到了一个时期，那时秋的景色已弥漫笼罩了吾们的生命，青绿混合了金黄的颜色，忧郁混合了愉快的情绪，而希望混和着回想。在吾们的生命中临到一个时期，那时春的烂漫，已成过去的回忆，夏的茂盛，已成消逝歌声的余音，只剩微弱的回响，当吾们向人生望出去，吾们的问题不是怎样生长，却是怎样切实地生活；不是怎样努力工作而是怎样享乐此宝贵的欢乐之一瞬；不是怎样使用其精力，却是怎样保藏它以备即将来临的冬季。一种意识，似已达到了一个地点，似已决定并寻获了我们所要的。一种意识似已成功了什么，比之过去的茂盛，虽如小巫见大巫，但仍不失为一些东西，譬如秋天的林木，虽已剥落了盛夏的葱郁，然仍不失林木的本质而将永续无穷。
我爱好春，但是春太柔嫩；我爱好夏，但是夏太荣夸。因是我最爱好秋，因为她的叶子带一些黄色，调子格外柔和，色彩格外浓郁，它又染上一些忧郁的神采，和死的预示。它的金黄的浓郁，不是表现春的烂漫，不是表现夏的盛力，而是表现逼近老迈的圆熟与慈和的智慧。它知道人生的有限故知足而乐天。从此“人生有限”的知识与丰富的经验，出现一种色彩的交响曲，比一切都丰富，它的青表现生命与力，它的橘黄表现金玉的内容，紫表现消极与死亡。明月辉耀于它的上面，它的颜色好象为了悲愁的回忆而苍白了，但是当落日余晖接触的时候，它仍能欣然而笑。一阵新秋的金风掠过，木叶愉快地飞舞而摇落，你真不知落叶的歌声是欢笑的歌声还是黯然销魂的歌声。这是新秋精神的歌声，平静，智慧，圆熟的精神，它微微笑着忧郁而赞美兴奋、锐敏、冷静的态度——这种秋的精神曾经辛弃疾美妙地歌咏过：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孤崖一枝花》行山道上，看见崖上一枝红花，艳丽夺目，向路人迎笑。详细一看，原来根生于石罅中，不禁叹异。想宇庙万类，应时生灭，然必尽其性。花树开花，乃花之性，率性之谓道，有人看见与否，皆与花无涉。故置花热闹场中花亦开，使生万山丛里花亦开，甚至使生于孤崖顶上，无人过问花亦开。香为兰之性，有蝴蝶过香亦传，无蝴蝶过香亦传，皆率其本性，有欲罢不能之势。拂其性禁之开花，则花死。有话要说必说之，乃人之本性，即使王庭庙庑，类已免开尊口，无话可说，仍会有人跑到山野去向天高啸一声。屈原明明要投汨罗，仍然要哀号太息。老子骑青牛上明明要过函谷关，避绝尘世，却仍要留下五千字孽障，岂真关尹子所能相强哉？古人著书立说，皆率性之作。经济文章，无补于世，也会不甘寂寞，去著小说。虽然古时著成小说，一则无名，二则无利，甚至有杀身之祸可以临头，然自有不说不快之势。中国文学可传者类皆此种隐名小说作品，并非一篇千金的墓志铭。这也是属于孤崖一枝花之类。故说话为文美术图画及一切表现亦人之本性。“猫叫春兮春叫猫”，而老僧不敢人前叫一声，是受人类文明之束缚，拂其本性，实际上老僧虽不叫春，仍会偷女人也。知此而后知要人不说话，不完全可能。花只有—点元气，在孤崖上也是要开的。
（七）中国诗歌会：成立于 1932年 9月，它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他们在《缘起》中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新月派、现代派在诗坛造成的某些迷雾，推进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国诗歌会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半月刊、月刊)。《新诗歌》的《发刊诗》表达了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共同创作主张：
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
因为那已成为过去。
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
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
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的情绪，
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它的意义，
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我们要用俗言俚语，
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
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中国诗歌会主张“捉住现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由郭沫若、蒋光赤、殷夫所代表的新诗的战斗传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反蒋抗日；提倡“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当中去。中国诗歌会除上海总会外，还在北平、广州、青岛、厦门以及日本的东京等地设有分会。到一九三五年冬，当“国防诗歌”被当做“国防文学”的一部门提出来的时候，中国诗歌会的同人们就热情投身到这一救亡运动中去，并在稍后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
茅盾一、生平：本名沈德鸿，字雁冰，１８９６年７月４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他十岁丧父。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虹》。左联期间他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剧本《清明前后》。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寿，他的声名日隆。１９８１年辞世。二、《子夜》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三条火线：故乡双桥镇——益中信托公司——公债投机市场人物：吴荪甫：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吴荪甫同农村封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他对农民武装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而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更显露了他拚命压榨工人、仇视革命的反动面貌。当他从报纸上知道双桥镇被起义农民占领的时候，“他狞起眼睛望着天空，忽然转为贫怒：‘我恨极了，那班混帐东西！他们干什么的？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是不开杀戒的吗？嘿！……’”字里行间仿佛传出了他的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也有时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那是因为它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因为他的权力的铁腕不能直接达到那负责者”。他企图从工人身上挽回因外货倾销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企业的不振，想吸尽工人血汗弥补他在投机市场上所受到的损失，他利用工贼、特务和反动军警破坏工人罢工运动。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个仇视劳动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动工业资本家的形象。作品还从吴荪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围人物的描写烘托出了资产阶级由贪心和利欲所形成的冷酷无情的灵魂。他无法抗拒历史的必然法则为他安排下的失败的命运。他只能用伪装的镇静来掩饰内心的惶惧和不安，从来不让人家看见他也有苦闷沮丧的时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瑶。他依靠强烈的刺激来暂忘“那叫他们抖到骨髓里的时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业的危机”，只能用“死的跳舞”来排遣失败时的苦痛，并几乎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吴荪甫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屠维岳是吴荪甫手下得力的鹰犬。正象作者着意渲染吴荪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样，他也用不少笔墨渲染了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吴荪甫不能改变自己的失败命运，屠维岳的阴谋诡计也终于破坏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运动。赵伯韬是美帝国主义所拳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产物。他凭借蒋介石的法西斯政权的力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压倒吴荪甫的优势。他不仅操纵了上海的公债投机市场，而且还一手扼住了民族工业的咽喉。他狡狯、阴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无耻。作品虽然对这个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揭示得还不够充分，但从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写中，已经淋漓尽致地刻划与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冯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同时在公债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通过他用自己女儿作“美人计”的一幕丑剧，作品一方面尖锐地揭示了走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无耻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划了赵伯韬的卑鄙的形象。冯云卿的活动所占篇幅虽然不多，但却是全书不可缺少的部分。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张素素、林佩瑶、林佩珊等时代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