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和人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和动物在生理构造上完全相似，人除了拥有语言之外，在性质上和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从动物到人没有剧烈的变化，两者之间没有先天的区别。动物和人一样有着相似的肌体组织，与人有着同样的活动，同样的情感，同样的痛苦，同样的快乐。它们知道自己的过错和我们的过错，懂得善恶，对自己的行动有所意识。如果说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那只是因为两者在想象能力的大小、神经纤维的粗细和敏锐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如果我们认识到人和动物的一致性、相似性和共同性，那么从“动物是机器”就可以自然地得出“人是机器”的结论。人是一架机器，它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脑子和心脏的距离在比例上更接近一些，所接受的血液更充分一些，因而就产生了理性。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区别。

拉美特利与笛卡尔同样认为人体具有机械性，不过拉美特利更彻底的地方在于他否认有独立的心理实体存在。在他看来，心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的名词，当一个思想严谨的人使用这个名词时，它只是指我们身体里那个思想的部分。拉美特利把心灵看作是身体的一个部分，认为它也是物质性的东西。心灵是物质性的与心灵能够思想是不矛盾的，“思想和有机物质决不是不可调和的，而且看来和电、运动的能力、不可入性、广袤等等一样，是有机物质的一种特性”。拉美特利把思想看作是物质的一种特性，反对非物质的心灵，彻底地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

然而，拉美特利基于机械唯物论对于人的理解具有严重的局限性。首先，他否认了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和剧烈的变化，甚至认为动物也有道德，最终把人等同于动物。其次，他将人的身体运动全部等同于机械运动，没有看到人体中还存在着热运动、新陈代谢、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等生物的运动形式。最后，拉美特利还将人的思想、意识活动也说成是机械运动，认为人的大脑之所以有理性活动，只是因为比动物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发条，脑子和心脏的距离成比例地更接近一些，把人脑也看成是一架机器。事实上，思想是高度发展的物质器官--大脑的产物，思维运动是一种最高级的运动形式，人类的思维能力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思想的内容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思想并不是象钟表一样的机械活动。
爱尔维修
三、环境和意见
由于爱尔维修把人类的认识活动和社会活动最终归结为肉体的感受性，那么人和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就是一种“刺激－反映”的关系或作用与应答的关系。外部事物对人发生作用，而人的精神对这些作用作出反应和回答，在爱尔维修看来，这就是教育。人的精神和一切才能都是在同外部世界发生这种关系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的。人身上的精神、美德和天才是教育的产物。爱尔维修在此所说的教育并非学校教育、课堂教育和家庭教育，而是指人的一切生活条件的总和及环境对人的影响。人周围的一切事物，人的一切际遇，人所遇到的一些事件，都是人的“教师”，人无处不在受教育，无时不在作学生。人和周围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发生关系的过程就是受教育的过程，环境和教育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说人是教育的产物，实际上也就是说人的精神和才能都是环境的产物。

因此，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完全是由于不同的教育即不同的环境所造成的。不同的教育造成了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区别；不同的教育造成了人的性格的差异；每一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观察方式和感觉方式，这就是民族性格或国民性。民族性格或国民性的突变和渐变，是由政治形势和公共教育的突变和渐变决定的。总之，教育是万能的，教育造就一切。人的才能与美德，一个民族的才能和美德，乃至于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强大莫不是教育使然。爱尔维修说：“要是我证明了人果然只是他的教育的产物，那就毫无疑问是向各国昭示了一项重大的真理。它们将会知道，自己手里掌握着强大和幸福的工具，要使自己幸福和强大，问题只在于改善教育的科学。” 改善教育就是改善对人产生不良影响的环境，即要推翻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爱尔维修的教育万能论中隐含了革命的结论。

爱尔维修坚持“环境决定意见”的观点，即把人看作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环境和教育决定着人的思想观念、风俗、性格、美德和幸福。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教育产生出人的不同意见。要改变人的意见，必须改善教育，改造环境，环境对于意见起决定作用。但是，由于爱尔维修认为在环境中最根本的东西是政治形式，在政治形式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因而“法律造成一切”，“人的善良乃是法律的产物”，良好的立法就会迫使人们道德。所以，“各个民族的兴盛并不依靠它们的宗教纯结，而是依靠它们的法律高明。”那么，这种高明的法律是从何而来的呢？在爱尔维修看来，高明的法律必然是经验和一种开明理性的作品。“因为必须有天才，才能用好法律代替坏法律，也必须有勇气，才能使人们接受好法律。”因此，要改变环境，只有靠少数具有开明理性和勇气的天才人物制定出良好法律，改革政治，并且将它们的正确意见推广给大众，形成社会公认的意见。这样一来，爱尔维修又得出了“意见支配世界”，意见决定环境的观点。

一方面“环境决定意见”，环境产生的社会教育作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另一方面，“意见决定环境”，天才人物的正确思想和伟大精神通过立法而成为改变环境的决定力量。“人是环境的产物”与“意见支配世界”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由此可见，爱尔维修的这两个命题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内容，但是太绝对化和片面化了。当他说环境决定一切时，思想被看作毫无意义的东西；当他说法律决定一切时，却又夸大了社会意识的作用。爱尔维修在讲“人是环境的产物”时把人完全看成是一种被动的受体，否认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没有看到环境也可由人创造，由人来改变的，因而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当他讲“意见决定世界” 时，又过分夸大了主观意识的决定作用，没有看到政治和法律这些上层建筑本来是由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最终制约和决定一切的东西，视之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这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另外，这种观点还认为少数天才人物的理性决定着政治、法律的面貌，支配着世界，忽视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因而是一种英雄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
百科全书派








康德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思想使哲学深入到了一个新的理论维度，不仅对近代哲学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清理，引发了蔚为壮观的德国古典哲学运动，而且对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出生在德国普鲁士王国东部的边陲城市哥尼斯贝格，父亲是马鞍匠，他的家庭属于被称为“新教中的新教”的虔敬派，这对于他的道德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康德成年之后几乎没有进过教堂。从1740年开始，康德在哥尼斯贝格大学读书，由于家境贫寒，没有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就离开学校到家乡附近做家庭教师。1755年6月，康德以一篇拉丁语论文《论火》获得了硕士学位，同年9月，第二篇拉丁语论文《对形而上学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新解释》通过了答辩，康德由此而成为哥尼斯贝格大学哲学系的编外（无薪）讲师，开始了长达41年之久的教学生涯。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先后讲授过数学、物理学、自然地理学、人类学、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自然神学、教育学等课程，甚至开设过要塞建筑术和烟火制造术。经过多次申请，康德终于在1770年成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
康德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觉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在他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常人们以此作为标志，将康德哲学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两个阶段，不过这一划分并不十分准确。实际上，康德的哲学思想经过了一个长期艰苦的探索过程，直到12年后《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之时，他的批判哲学才真正达到了成熟。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是休谟，一个是卢梭。康德在他们的启发下，形成了后来批判哲学的两大主题，这就是自然和自由。康德前批判时期的思想是“非批判的”，属于唯理论的莱布尼兹－沃尔夫学派，在自然哲学方面有一定的成就，1755年匿名发表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康德运用牛顿力学的成果研究太阳系的起源，首次提出了天体演化的星云假说，史称“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被恩格斯誉为打开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上的第一个缺口。在深入研读了休谟的著作之后，康德受到很大启发，开始走上了批判哲学之路。他曾经说：“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的独断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说休谟的怀疑论使康德深入到了科学知识的基础问题，那么可以说卢梭对于启蒙主义的反思则使康德意识到科学知识的局限和自由问题的重要意义。为了阅读卢梭的著作，他甚至打破了多年以来由于体弱多病而为自己制订的严格的生活规律，放弃了一向准时得可以让人们据此对表的下午散步，而且从此在康德的书房里多了一幅卢梭的肖像。康德终生独身，一生活了80岁。
从1781年开始，康德陆续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第一版，1787年第二版）、《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年）、《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判断力批判》（1790年）、《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1793年）和《道德形而上学》（1797年）等著作。
一、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正是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精神的近代哲学陷入困境之时。康德批判地继承了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且将启蒙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康德哲学被誉为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通常被人们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上的革命意味着哲学方向的转变，而康德的确扭转了哲学的方向。
（一）康德哲学的问题
康德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其实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理性、自由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形而上学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了他的全部哲学思考。
当康德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正是近代哲学陷入困境之时。西方哲学从希腊哲学开始形成了一种理性主义，对它来说，我们只有通过理性的认识活动，对自然万物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才能通达事实的真相，这种观念在近代哲学中终于演变成为一种科学主义精神，并且极大地推进了认识论的发展。认识论要解决的是我们关于事物的认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由此而形成的知识其普遍必然性或真理性从何而来，以及它所适用的范围等等问题。应该说，只要我们追求知识，这些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对于古代哲学家们来说，这些问题尚未进入他们的视野。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的逐渐深入，认识论问题越来越成了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在近代哲学那里终于成了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早期近代哲学家们为了解释科学知识的来源、确定性和范围等认识论问题而分成了两大派别，这就是英国经验论与大陆唯理论。
经验论从实验科学出发，主张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并且以经验为基础，它试图通过对经验的归纳概括出自然法则来。唯理论则从理论科学出发，认为感觉经验归根结底是个别、相对和偶然的，因而不足以充当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的坚实基础，所以知识乃是由一些理性固有的天赋观念推演出来的，非如此不能说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于是在认识论问题上，这两派哲学家各执一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他们的片面性则决定了谁也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休谟的怀疑论就是近代哲学陷入困境的最好写照。他的怀疑论不仅使经验论企图通过对经验的概括归纳获得有关自然法则的知识这一理想最终破灭了，而且也使唯理论陷入了困境。休谟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一类是关于外在事实的知识。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知识与外在事物没有关系，只要符合自己的法则而不矛盾就一定是普遍必然的。关于事实的知识就不同了。由于关于事实的知识必须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类知识只能是或然的。由此可见，经验论的理想固然破灭了，唯理论的理想也一样陷入了困境：唯理论试图从理性固有的一些天赋观念推演出人类的全部知识，而休谟却证明理性所固有的观念仅与自身相关而与外在事物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