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存在就是被感知和感知
    如果按照“存在即被感知”的原则推论下去，肯定会导致极端的唯我论，不过巴克莱显然意不在此。在他看来，宇宙中的存在有三种：第一种是只存在于感知者的心中的观念；第二种是可以感知观念的被创造的精神，即我的心灵和其他所有人的心灵；第三种是永恒无限的精神，亦即上帝。
   
    如前所述，在认识中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认识的对象即观念，一个是认识的主体，即感知观念的心灵。如果说观念是被动的，其存在就是被感知，那么可以说精神是能动的，它的存在就在于能感知。“我们不能对一个灵魂或精神构成任何观念”，“精神或能动体本身，除了仅仅通过它所产生的结果，是不能被感知的，这乃是精神或能动体的本性”。一个能动体的观念不能与任何观念相似或为任何观念所代表，意志、心、灵魂、精神这些词并不代表一些观念，或根本不代表任何观念，它所代表的东西与观念完全不相同。“这个东西既非观念，亦非与观念相似，而只是感知观念、意欲观念和论究观念的东西。所谓我自己，亦即我这个词所代表的东西，乃是和灵魂或精神实体的意义一样的”。
   
    所以，贝克莱认为，心灵和观念的区别就在于：“心灵的一切不能思想的对象，都同样是完全被动的，而且它们的存在只在于被感知；至于灵魂或精神则是一个能动体，它的存在不在于被感知，而在于感知观念和思想”。由此可见，“存在就是被感知”这条原则的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存在就是被感知和感知”。
   
    因此，当我们说“存在就是被感知”的时候，指的并不是个别的心灵，而是指所有人的心灵。对于一个事物来说，如果我没有感知它，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因为还有别的精神在感知它。即使我们都没有感知它，世界上还有一个无限的心灵即上帝在感知它。表面看来。巴克莱似乎是以上帝的存在来避免唯我论的局限，而实际上他的目的就是要由此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存在就是被感知”并不意味着我感知它它就存在，我不感知它它就不存在。而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可感性质，所以它们能够被我们所感知，至于这些可感性质则并非我们的创造，而是上帝的作品。
   
    由此可见，巴克莱之所以要否定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并不是为了证明主观主义和唯我论，而是为了维护观念的客观实在性。因为在他看来，承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仅仅把观念看作是主观的产物，是造成怀疑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根本原因。于是，他千方百计地清除洛克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致力于“非物质主义”的建设。



休谟
温和的怀疑论
     休谟把一切观念都归结为印象，而印象中最基础的又是感觉印象，那么感觉印象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在认识问题上，感觉经验最有发言权，但是在感觉经验自身的来源问题上，经验也只好沉默了，因为超出经验之外，我们没有了经验，不可能产生任何知识。所以休谟说：“至于由感官所发生的那些印象，据我看来，它们的最终原因是人类理性所完全不能解释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实的断定，那些印象还是直接由对象发生的，还是被心灵的创造所产生，还是由我们在造物主那里得来的”。 洛克和巴克莱由于没有将经验论的基本原则贯彻到底，所以才主张感觉来源于外部事物或是来源于作为精神实体的上帝。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经验论的基本原则贯彻到底，就必然在逻辑上使感觉的来源问题的回答成为不可能，休谟就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怀疑论的态度。
  
    休谟从彻底的经验论立场出发，认为唯物主义者（例如洛克）主张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外部世界，我们心中的知觉是它的摹本或表象，乃是毫无根据也是无法证明的偏见。首先，既然心外有物，而心与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体，我们又如何知道心中的观念是外部事物的摹本呢？“在心灵前面呈现的，除了知觉以外，是根本没有别的东西的，它决不能经验到知觉与对象的联系。”其次，从“印象在先原则”可知，“物质实体”、“外部世界”都是一些抽象观念或虚假观念，并没有与它们对应的感觉印象。最后，正如巴克莱对洛克的批评，事物的两种性质都只存在于心中，如果剥去了“物质”的所有属性，剩下来的就只是“一种不可知、不可解的东西，作为我们知识的原因”。
  
    在休谟看来，唯心主义者（例如巴克莱）将感觉的来源归结为心灵或是上帝同样没有根据。所谓“上帝”这个最高的实体同唯物主义的“物质”一样超越了感觉经验，它们的存在都是悬而未决的，既无法认知，也不可能证明。不仅如此，“心灵”或“自我”也是超验的东西。我们只能感知到时刻变化着的、各种各样的特殊知觉，根本感知不到一个抽象的、一般的“自我”。所谓“心灵”或“自我”不过是“以不能想象的速度互相接续着，并处于永远流动和运动之中的知觉的集合体，或一束知觉”。
  
    因此，在感觉的来源问题上，休谟的回答既不同于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而是采取了存疑的立场。应该说，不可知论是经验主义的必然结果，所以在洛克哲学中已见其端倪，终于在休谟这里得到了彻底的发挥。
  
    然而，休谟首先是经验主义者，然后才是怀疑论者，而作为经验论者的休谟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他称自己的怀疑论为“温和的怀疑论”，或许称之为不可知论可能更为恰当。
  
    首先，休谟在感觉的来源问题上的确持存疑的态度，认为我们的感觉究竟从何而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感觉的来源是可疑的就不要感觉了，而是从经验论的立场出发退守常识，认为我们只要不去追问感觉的来源问题，能够合理地解释感觉经验就足够了，而且他自认为可以合理地解释感觉经验。所以，休谟虽然是一位怀疑论者，不过他也反对彻底的怀疑主义，认为这种怀疑主义一旦与我们的情感和感觉的实在物象相接触，一旦与我们天性中的有力原则对立，就会烟消云散，因为生活和实践乃是医治彻底的怀疑主义的良药。
  
    所以，休谟的怀疑论不是一种彻底的怀疑论，而是“温和的怀疑论”。他认为这种温和的怀疑论不象彻底怀疑论那样有害，相反是有益于人类的，因为它将我们的研究限制在了最适合于人类理智这个狭窄官能的那些题目。为此，休谟为人类理智划分了界限：首先，想象力天然是崇高的，我们把这些崇高的论题留给诗人和演说家来润饰，或是留给僧侣和政治家来铺张。其次，正确的判断则与此相反，它必须避免一切高远的探求，使自己限于日常生活中，限于日常实践和经验的题目上。最后，哲学家尽可以继续他的研究，但是一定要知道，哲学的结论只是系统化地修正过的日常生活的反省，所以决不可以超越经验，因为一旦超越了经验，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判定为正确的知识。
  
    因此，“我们如果相信这些原则，那我们在巡行各个图书馆时，将有如何大的破坏呢？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休谟这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道出了他的不可知论的矛头所向，那就是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
法国启蒙哲学
引言
正如恩格斯所说，18世纪“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光辉灿烂的黎明”，法国大革命实践了法国启蒙思想的基本原则，从而使这个时代以“启蒙的时代”而著称于世。毫无疑问，18世纪以法国大革命而永载史册，然而如果没有此前的法国启蒙运动，这场革命的胜利肯定是无法想象的。

由于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们自觉地承担起了反对封建专制、宗教迷信和愚昧落后，鼓吹自由、平等和博爱，高扬理性、提倡科学和进步、教化大众的启蒙任务，因而他们通常被称为启蒙思想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孔狄亚克、拉美特利、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由于这些思想家中有些人参与了由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而《百科全书》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所以人们也经常称这些法国思想家为“百科全书派”。但是实际上，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并不属于某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他们的观点各有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在宗教问题上，伏尔泰持自然神论的观点，而霍尔巴赫等人则主张彻底的无神论。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们有些人着重建立了社会政治理论，有些人则致力于完善机械唯物主义学说。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有时将这些法国思想家分为“启蒙思想家”和“机械唯物主义者”。事实上，作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塑造者，“启蒙运动”更好地体现了思想家们在主导精神上的一致性。当然，启蒙主义不仅是18世纪法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且是整个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不过法国思想家们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贡献的确掀起了启蒙运动的高潮。

法国启蒙运动兴起之时，正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由盛而衰的时期。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年）是法国中央集权制的鼎盛时期。路易十四为了维持专制统治和侵略战争，增强国家的实力，一方面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严格推行中央集权制，宣称“朕即国家”，为了抬高贵族的地位，取消了1631年以来资产阶级花钱买来的贵族称号，从而阻塞了资产阶级进入贵族等级的道路。这样一来，路易十四就造就了一个政治地位低下但是经济力量强大的资产阶级，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日益强大的敌人。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高级僧侣，第二等级是封建贵族，这两个等级是特权阶层，国王是他们的总代表，第三等级是包括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无产者和广大的农民等各个阶层，他们只有纳税的义务而没有政治权利。因此，尽管第三等级的人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他们在政治上都属于最低的等级，因而有着共同的政治要求，这就使他们围绕着资产阶级形成了反对特权阶层的政治同盟。

一般说来，思想革命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先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启蒙运动为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和思想的基础和前提。鉴于当时封建专制制度还比较强大，法国思想家们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与封建专制制度狼狈为奸的宗教势力，继而把宗教批判扩大和深入为政治批判。在西方哲学史上，法国启蒙运动独树一帜地建立了彻底的无神论和机械唯物主义学说。当然，由于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政治问题，因而在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不如宗教批判和政治理论方面的贡献大。

18世纪法国哲学以17世纪哲学为其直接的思想来源，而对于法国哲学影响最大的是洛克的经验论和笛卡尔的机械自然观。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到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狄德罗，无一不是深受洛克哲学的影响，伏尔泰甚至将洛克奉如神明。他们虽然将休谟看作是反宗教的同道，但是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休谟怀疑论对经验主义的毁灭性打击，仍然以经验为基础来推进科学知识。封特内尔、拉美特利、霍尔巴赫等人的自然哲学是对笛卡尔机械唯物主义的发展，17世纪的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论则对法国启蒙运动的社会政治哲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拉美特利
人是机器

按照拉美特利的观点，心灵依赖于身体，是肉体的一部分和原动力，因而都是由物质构造的，都服从于机械运动的规律。

拉美特利直接继承了笛卡尔的机械自然观。笛卡尔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质事物都服从于机械运动的规律，动物包括人的肉体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自动机，以机械的方式对外部刺激做出反映，因而提出了“动物是机器”的论断。但是，笛卡尔又是一位二元论者，他认为人的心灵是一种非物质性的东西，不服从于机械运动的规律。拉美特利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他把机械论的思想贯彻到底，继笛卡尔提出“动物是机器”之后，提出了“人是机器”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