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作为欧洲近代哲学史上认识论转向的标志，唯理论与经验论在研究世界统一性或世界的本质问题时也具有了新的特点：从认识问题入手。正因如此，使得唯理论与经验论的本体论归宿复杂化。
    唯理论的认识论强调对事物的认识要通过理性做出高度概括，这不仅是科学的要求，同时也是提高对世界的认识的要求。但是上帝的观念仍然在制约着哲学家的头脑，因此，唯理论在概括世界本质时便表现出将上帝自然化的倾向。其发展过程是从笛卡尔承认上帝、物质、精神是不同的实体，发展到斯宾诺莎将上帝与物质实体一体化，同时将精神从实体的地位降低到实体的属性的地位，而以泛神论的形式归宿为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又由于克服机械性的需要而在莱布尼兹那里转化为客观唯心主义的一元论。
    相比之下，由于经验论在确定认识对象时指向了个别事物，难以对世界本质做出更高的哲学概括，因此未能超出以往的水平。正如马克思在谈到培根的世界观时所指出的：“阿那克萨哥拉连同他那无限数量的原始物质和德谟克利特连同他的原子论，都常常被他当作权威来引证。”④其后，洛克提出“物质实体”的概念，本来是力图对世界做出更高的概括，但由于他仍然局限于经验论的原则，因为实体并不是经验的对象，因此也无法肯定它是否存在，所以洛克说：“很显然，物质实体或物质这个观念和精神实体或精神这个观念一样，都是远非我们所能了解和认识的。”⑤结果造成了从唯物主义转化成了既承认物质实体又承认精神实体的二元论。按照经验论的原则，只有能够成为感官对象的东西才能承认其存在，反之，不能成为感官对象的东西也就不能肯定其存在，贝克莱把这个原则贯彻到底，便取消了物质实体的存在，从而得出了“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结论。

    （五）
    唯理论和经验论作为欧洲近代认识史上的两大对立派别，虽然各有其片面性，但是它们相互之间进行的长期的、内容丰富的争论和探讨，对后来的启蒙思想和各种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唯理论和经验论就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而言是相互对立的，然而，作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在以理性反对宗教神学方面却是一致的，这也正是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历史先进性的表现。正是这种先进的反封建精神，成为了其后的启蒙思想家的武器。例如作为洛克的忠实信徒的伏尔泰，就是以洛克的经验论为武器去反对教会的至上权威，信奉和宣传自然神论，竭力取消传统宗教所信仰的人格神对人间事物的干预，终生与封建专制制度斗争，追求民主政治。
    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长期对峙和发展还给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唯理论和经验论肯定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但在关于客体、主体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却产生了分歧，所有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人类不能只是运用理性去批判审察一切知识，而是对人类理性本身也需要运用理性进行批判审察，这个任务也就是必须考察人类理性认识的能力、来源、范围和界限等问题，康德的哲学体系正是由此展开的。因此，康德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哲学和先验哲学：首先，在研究认识问题时，应先判定主体的认识能力和界限，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各种认识论的缺陷；其次，在研究人的认识问题时，不能限于将认识归结为从外部世界得到的后天经验，更重要的是为了认识外部世界，必须研究认识主体自身具有的先天认识形式。
    唯理论和经验论对现代西方哲学也有深远的影响。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受唯理论影响较深的是结构主义，受经验论影响的主要有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以杜威、皮尔士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等。当然，由于唯理论和经验论在相互论战中都尖锐地指出了对方的片面性，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更多地是调和这二者的倾向，这种调和倾向在逻辑实证主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以逻辑分析来补充实证经验，用数学中的公理方法来补充经验归纳方法，也就是说，对一个命题的有无意义的检验，一靠逻辑证明，二靠观察经验，反映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结合的必然趋势。

    （六）
    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在认识论范围内的两个互相对立、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个哲学理论。因此，要客观、全面地认识一种哲学理论及其与其它理论的关系，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目，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在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
  义并不仅限于认识论范畴，在思想文化一切领域，凡崇尚理性的观点都可称之为理性主义。它的实质是唯物的反映论反对唯心先验论的斗争,确切地讲是唯物经验论与唯心唯理论的争论,两者斗争的中心问题是知识的起源,以及感性和理性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理论上的片面性和各自的内在缺陷，经验论者片面强调感觉经验,轻视甚至无视理性思维,以至于把感觉看作是唯一的实在,所以如果把经验论推向极端,就必然逻辑地走向唯我论和不可知论。唯理论则过度强调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忽视感觉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如果将唯理论推向极端，将人的感觉和动物的感觉等同起来，而认为人的正确认识只来自于理性本身，则使理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一般都具有反封建反经院哲学的启蒙色彩”、“从不同角度对人的认识活动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强调认识的价值在于促进科学与生产,谋求现实的物质利益”等。在最后，作者总结了比较两者后得出的启示：“第一,不能笼统地把二者之争都看作唯物与唯心的较量,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第二,反对走两个极端,注意纠正各自的片面性”，“第三,警惕用一种片面性去反对另一种片面性,更不应该攻击对方正确的内容
培根   四假相说
培根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对经院哲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判。他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宗教和经院哲学给科学研究活动所造成的危害，认为它们堵塞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培根指出，影响科学发展的“第一个原因可以适当地归之于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时间极其有限。”因为在基督教流行以后，绝大多数有才智的人都去从事神学研究，而经院哲学的争辩和空论则摧毁了科学。第二，在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支配下，科学本身的目标没有摆正，科学研究的道路和方法不对头。过去的“科学”不是给人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而是为了猎取虚名，维护教条；不是联系实际，而是玩弄概念进行无谓的争论；不注重实验，而是沉溺于思辨玄想之中，这都是经院哲学造成的恶果。第三，“人们之所以在科学上不能进步，乃是由于象着了魔一样崇拜古代、崇拜哲学中的所谓伟大人物的权威。”第四，“在每一个时代，自然哲学都曾经有一个很难对付的麻烦的敌人，这就是迷信和对宗教的盲目狂热。”由于某些人的头脑简单和过分狂热，把宗教这种对于人的心灵有最大支配力量的东西拉来反对自然哲学，因而阻碍了自然哲学的发展。
  
    培根在理论上对经院哲学进行的深刻批判主要体现在“四假相说”上。所谓假相（idols，亦译作“幻相”、“偶像”），即盘踞在人的头脑中的一些错误观念，它们形成了成见或偏见，使人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到真理，严重妨碍了科学的复兴。培根根据这些错误的不同来源把假相分为四类，即“族类的假相”、“洞穴的假相”、“市场的假相”和“剧场的假相”，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族类的假相”是人类天性中普遍存在的缺陷。由于人类在认识事物时，不是以客观事物本身为尺度，而是以自己的主观感觉和成见为尺度，从而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中掺杂着许多主观的成分。“人类的理智就好象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混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
  
    “洞穴的假相”是由于个人的特性而产生的假相。因为每个人的心理和体质各有特点，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阅读的书籍、崇拜的权威亦有不同，这就难免使自然之光曲折和变色，从而产生一些成见和偏见。
  
    “市场的假相”是由于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语词使用不当而产生的假相。人们相互往来，如同市场上交际一样，必然会使用语言。如果对名称和概念的规定和理解不当，就会以假冒真，名实不符，造成错误的观念，形成假相。
  
    “剧场的假相”是从各式各样的哲学体系以及错误的论证方法中移植到人们心中的假相。培根说：“因为在我看来，一切流行的体系都不过是许多舞台上的戏剧。根据一种不真实的布景方式来表现它们所创造的世界罢了。”如果人们误将哲学家精心制造的理论体系当成了现实，就会陷入“剧场假相”。
  
    培根提出“四假相说”的目的是清算经院哲学所散播和灌输给人们的种种迷信谬说、偏见和怪癖、空论和诡辩，以及所编造的各种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不仅如此，四假相说还深刻地揭示了导致人们认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种种认识论根源，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当然，“假相”虽然危害很大，但却不是不能克服的。在培根看来，只要我们正确地使用理智，弄清错误产生的原因，找到正确的方法，就可以避免“假相”，获得可靠的知识。
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如前所述，笛卡尔认为，在所有的知识真假难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的唯一妥当的方法就是来一次普遍的和彻底的怀疑，将一切稍有疑窦的意见清除出去，以便寻找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知识作为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于是，他使用怀疑方法，开始了重建形而上学的工作。
  
    首先，我们一向当作真实可靠的感性知识是不可靠的。尽管感觉给予我们关于事物的许多报告，但是有时感官是会骗人的。例如同一个物体由于远近距离不同，在感觉上就变成了不同的东西。所以，对这些骗过我们一次的东西不要完全相信，肯定是谨慎的行为。
  
    然而，尽管感官在事物远近、大小等方面有可能欺骗我们，但是在别的方面也许没有理由怀疑它。例如我坐在火炉旁，穿着冬袍等等，我怎么能够否定这双手、这身体是我的呢？然而这同样是可疑的。因为我是人，在睡觉的时候有可能做梦。我究竟是否坐在这里，是清醒还是在梦幻之中是不确定的，所以也是可以怀疑的。
  
    既然如此，那么可以由此推论，一切依靠考察事物的科学如物理学、天文学、医学等等都是可疑的，因为它们的对象是否现实存在都是不确定的。笛卡尔的怀疑是如此之彻底，他甚至认为，他心爱的数学、几何学也是可疑的，因为人们在推理论证时经常会犯错误，而且创造世界的上帝也可能是个骗子，他有意让我们上当。不仅如此，甚至设想上帝并不存在亦是允许的。这样一来，我们的确很容易假设，既没有上帝，也没有苍天，也没有物体，也很容易假设我们自己甚至没有手、没有脚，最后竟然没有身体。总之，以往我们所确知的一切可能都是虚幻的。
  
    但是，当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怀疑一切的时候，这个怀疑本身却表明了一条无可置疑的真理，即“我在怀疑”本身是无可置疑的。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因为我对“我在怀疑”的怀疑仍然是我在怀疑，因而它恰恰证实了我在怀疑的真实性。在笛卡尔看来，怀疑也是一种思想。因此可以说，“我在思想”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显然，我在怀疑，我在思想，必然有一个在怀疑在思想的“我”存在。因为说某个东西在思维着，而它在思维时却又不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换言之，怀疑必然有一个怀疑者在怀疑，思维必然有一个思维者在思维。因此，“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乃是一条真实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之动摇的真理，我们可以毫无疑虑地把它当作形而上学的第一条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