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期待遇挫与艺术魅力337
答：在文学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之间，常常呈现出顺向相应与逆向受挫两种情况：
（一）顺向相应：当—部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情节发展、意境指向等，与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预先测定完全一致时，即是顺向相应。表现在小说阅读中，那就是，当人物一出场上就会判定其性格趋向；当情节一开端，就能猜到结局。比如有一个时期，在我国文坛上，有过这样一类作品厂只要作品中出现一个贼头贼脑、尖嘴猴腮的人物，人们大致会料到这必是个阶级敌人，以下会有投毒、放火、盗窃之类的破坏活动，最后则必然会被心明眼亮的人民群众发现，让其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制裁。许多作品，往往确乎不出所料。表现在诗歌阅读中，那就是，有许多作品，往往只看见题目，就可以大致不差地判定诗中的意境、立意之类。比如看到“贝壳”这个题目，一般读者都会想到贝壳所经受的海浪磨炼，贝壳对大海的依恋之类。有许多题为《贝壳》的诗，所表现的往往正是类似的立意。看到“马嵬坡”这个题目，读者极易猜到诗人可能要借助杨贵妃的悲剧，讥讽封建权贵，实际内容也往往正是如此。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由于文本所提供的想象空间没有超出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这样的作品，必会被视为平庸陈旧、缺乏艺术魅力。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读者固然会得到一种先见之明的满足，欣赏过程十分轻松，但却会因期待指向的畅通无阻而感到兴味索然，会因文本经验的平常而窃笑作者的低能。
（二）逆向受挫：与之相反，那些真正富于创新意义与艺术魅力的作品，在阅读过程中，常常会伴随着期待指向的受挫。以小说而论，凡古今中外的优秀之作，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发展，还是情节的变化、主题的呈现，常常出人意料地造成期待遇挫。如在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时，大概很少有读者能料到窃贼冉•阿让后来会成为能够消灭失业和苦难，兴办了各种慈善事业，政绩卓著，深受人民爱戴的蒙特漪市市长；也很少有人会想到那名统治阶级的鹰犬、一直在追踪冉•阿让的警官沙威会良心发现，私放了冉•阿让，然后自己投河自杀。在阅读这样的优秀作品时，一方面，由于作品中总会贯穿着某些共通的生活逻辑，读者会不时体验到顺向相应的轻松，另一方面，这种想象惯时常难以为继，受阻遇挫，从而诱使读者进入一个超越于自己期待视野的新奇的艺术空间之中。在这样的阅读活动中，读者可能会因期待指向的暂时受遏而不适，但很快又会为豁然开朗的艺术境界而振奋，会因扩充和丰富了期待视野而欣悦。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读者就是在这样一种遇挫与开释交替出现的精神活动中，体验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有时候，由于文本的内涵完全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令人难以介入其间，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期待指向的“完全遇挫”。比如某些过于晦涩、令人难以捉摸的“先锋诗”，某些过于随意、无迹可循的“意识流”小说等，常常会导致这种结果，这类令人“完全遇挫”的作品，有的尽管有着很高的创新价值，但因阻绝了读者的介入，其价值往往又很难得以现。
实际上，真正赢得大多数读者喜爱的作品，往往既有顺向相应又有逆向受挫一方面，文本不时唤起读者期野，同时又在不断设法打破读者的期待惯性，以出其不意的人物、情节或意境牵动读者的想象。在这样的阅读过程中，读者既会因为旧有经验的重温而快适，又会因期待视野得以丰富补充而欣慰。一部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显然与这样一种对读者期待视野的丰富补充的程度，也就是超越读者期待视野的程度有关。

6、文学接受高潮中的共鸣、净化、领悟与余味339
答：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与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之间，会产生思想与情感的共鸣；读者会借助于文本符号的导引，进入一个自由广阔的想象空间，使情感得净化；会通过对文本的感悟与理解，进入一种诗情幻化的哲学境界，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和宇宙的奥妙，从而得到自我的超越和人格的提升，这便是文学接受的高潮阶段。
一、共鸣：是文学接受进入高潮阶段的重要标志，指的是：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为作品中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及人物的命运遭际所打动，从而形成的一种强烈的心灵感应状态。文学接受活动中“共鸣”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作品本身具有深刻丰富的思想感情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仅仅如此还不够，这样的作品可能引起读者属于情感评价性质的喜爱，或属于理性判断性质的理解，还不一定能够使读者产生全身心震动的思想情感的共鸣。共鸣的产生还要有第二个条件，这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必须含有与作品相同或相似的思想见解与情感体验。具体说来，就接受主体而言，共鸣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思想观念相通：由于读者期待视野中的思想观念与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观念相通而产生共鸣。马克思在谈到黄金作为货币的本质时，曾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多次引用、赞许过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抒发的感慨：“金子，只要有一点儿，就可以使黑变成白，丑变成美，错变成对，卑贱变成高贵，懦夫变成勇士，老朽的变成朝气蓬勃！啊！这个闪闪发光的骗子手…”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的见解是中肯的，比那些满口理论的小资产者知道得更清楚。在黄金作为货币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与莎士比亚的见解是相通的，马克思在阅读莎士比亚作品时所产生的深刻共鸣正是由此而生。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引起了历代无数读者的共鸣，就是因为诗句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剥削制度的腐朽和黑暗。
    （二）情感经验相似：由于读者期待视野中的情感经验与作者或作品中人物情感经验的相同或相似而产生共鸣。《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写道：当黛玉听到《牡丹亭》中的戏文：“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时，心痛神痴，潸然泪下，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这正是因为黛玉与杜丽娘之间有着相同的情感体验之故。有时候，这种缘于情感体验相同而导致的共鸣会达到一种难以自拔的强烈程度。在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之后，有不少读者如痴如狂，便是因其有着与维特相同或或相似的失恋体验。
    （三）意志愿望相近：读者期待视野中的意志愿望与作者或作品中人物意志愿望相近，也会使读者产生的共鸣。据《世说新语．豪爽篇》记载：“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边尽缺。”显然，这位王处仲由曹操《龟虽寿》所引发的强烈共鸣，主要是因其有着与作者相一致的壮志雄心之故。对于有些作品，读者尽管没有与之相同或相似的情感经验，但照样可以产生深深的共鸣。比如现代的年轻读者，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读着田间的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仍会热血沸腾，灵魂震动。因为读者和作者，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经历，但在追求民族独立，保家卫国的愿望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读者期待视野形成的特定历史处境如果与一定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状况有某种相通相类之处，也会引起强烈的共鸣。例如抗战时期，我国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处境，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自然包含了对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英雄等方面的心理渴求，于是，像“岳飞戏、“文天祥戏”、“夏完淳戏”等就特别易于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由此也可见出：共鸣的产生与一社会时代密切相关的。
文学接受活动中的共鸣，是文学作品自身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只有通过引起众多读者的共鸣，才能真正发挥审美、认识、价值阐释和交流等作用。与之相关，文学接受活动中的共鸣，也是判定一部作品价值高低的重要尺度。一般说来，一部作品引起读者共鸣的程度越强烈，范围越广大，其价值往往也就越高。但因共鸣的产生取决于读者期待视野与作品内涵的关系，这便又决定了共鸣作为作品价值标志的复杂性。有些“阳春白雪”之作，由于受制于读者的期待视野，有可能导致“曲高和寡”。也有一些作品，思想艺术层次不高，但因在某些方面契合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也可能在一定的读者范围中引起共鸣。
二、净化：净化是文学作品审美价值得以实现的另一重要标志，是文学接受进入高潮的又一表现。净化一语最早见之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在论述音乐的作用时指出：“某些人特别容易受某种情绪的影响，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激动，受到净化，因而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快感。”因此，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亚里士多德还在《诗学》中，进一步指出：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我们认为，文化的净化就是指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继共鸣之后而不由自主地达到的调节精神、排遣情绪、去除杂念和提升人格的状态。概括地说，所谓净化就是读者通过阅读作品而达到的一种“杂念去陈，趋向崇高”的自我教育效果。
净化的两种表现：
其一，读者可以进入某种虚幻的艺术境界，而暂时忘却世俗的困扰和人生的烦恼，以维持心灵的平衡。恩格斯在论述德国“民间故事书”的作用时曾这样指出：“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中国春秋时代的思想家管仲认为：“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说明的也是文学接受过程中的这种净化作用。这些见解表明，在文学接受过程中，文学具有使读者得到情感净化、维持心理平衡的效果。
其二，由于作品中某种情感力量的震撼，使读者的某种情绪得以宣泄，使畸变的心态得以矫正，使扭曲的人格变得纯正。郭沫若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一文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日本古时候有一个妙年的尼姑，名叫慈门。在群盗掩入抢劫财物时慈门不能反抗，就很超然地唱出一首和歌，其真意是说：庵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外面取来的，强盗来拿去也是当然的谊道理结果群盗们不仅没有抢劫财物，反而把慈门从柱上解下来，主动散去。郭沫若说，“这完全是因慈门超然的情感引起强盗们超然的情感”。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狄德罗在谈论戏剧艺术时指出：“只在戏院的池座里，好人和坏人的眼泪才融汇在一起。在这里，坏人会对自己可能犯过的恶行感到不安，会对自己曾给别人造成成的痛苦产生同情，会对一个正是具有他那种品性的人表示气愤。当我们有所感的时候，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个感触总是会铭刻在我们心头的；那个坏人走出包厢，已经比较不那么倾向于作恶了，这比被一个严厉而生硬的说教者痛斥一顿要有效得得多。”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也这样指出：“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务》诗，可劝薄妇敦”。显然，在这些论述中，同样揭示了文学接受活动所具有的净化作用。
从内在关联来看，文学接受活动中的净化，实质上是共鸣的进一步发展，是读者为作品中的情感打动之后，所实现的一种人格提升。这种人格提升，说到底，正是文学作品发挥审美教育作用的独特方式。即既不是以理服人的说教，也不是直截了当地劝谕，而是凭依情感的沟通或震撼，激发人的心灵中潜在的向往真善美和追求自由的天性，以令其挣脱物欲或私利的束缚，不自主地进入一种超凡脱俗、高尚纯洁之境。这种经由净化而实现人格提升的方式，就是人们寻常所说的审美教育的特征。
三、领悟：领悟，是指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继共鸣和净化之后而进入的—个更高阶段。具体包括潜思默想、体悟人生真谛、提升精神境界等状况与过程。与共鸣和净化相比，领悟有如下两大特征。
    1、基于理解的体味：共鸣是建立在读者与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感沟通的基础上的，净化则主要是作品中的强烈情感震撼并感染了读者心灵的结果，而领悟则必须以读者对作品的主动思索和深刻理解为前提。读着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我们首先会为作者向往“自由独处”，赞美“荷香月色”的情感深深打动，这便是共鸣。同时会陶醉于作者所描绘的明澈幽静的荷塘月色之中，得到一种超凡脱俗、心灵解放的快慰，这是净化。继而，联系特定的时代背景，经过思索，读者会进一步体味到：在“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和“高寒孤洁的明月”中，寄寓着作者不甘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表明了一位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这种基于思索理解的体味，便是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