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文学接受
1、期待视野概念324
答：是由姚斯提出的，接受美学的支柱，是读者接受文学作品的前提条件，是指读者阅读作品时思维定向或潜在结构。有三个表现，首先期待视野不同对不同形式、技巧、和风格作品的兴趣与需要也不同，其次期待视野不同对一部作品的审美感知能力和理解水平也不同。最后，期待视野不同，读者将文学作品现实化的方式也不同。期待视野的形成与读者从已阅读的作品中获得的经验知识有关、与读者对不同文学形式、技巧的掌握程度有关、与读者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文化水平、欣赏趣味和世界观等有关。
2、召唤结构：
答：文学作品由文本和读者两极构成，因为读者的阅读与文本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所以对阅读的研究就不能脱离文本研究，要回答读者对文本的不同阅读如何成为可能，或者文本向不同的阅读敞开如何成为可能，就必须将阅读的可能性作为文本的内在结构来研究。这种阅读的可能性从读者角度讲是隐含的读者，从文本这个角度讲就是召唤结构。
    召唤结构是指文本具有的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文本中布满了未定性和空白，文本的现实化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对未定性的确定和对空白的填补。文本具有对读者即有期待视野的否定性，能够唤起读者的期待并打破读者的期待，从而使读者获得新的期待视野。这些未定性、空白和否定性作为文本自身的结构性特征就是所谓的召唤结构。
3、异变333
答：一部文学作品完成之后，作家的精神创造和情感体验便凝定于某一文本。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本应是一个在特定语词序列的导引下，还原作家心目中的形象、情感体验和思想见想见解的过程。但实际上，由于“填空”“对话”、“兴味”的介入，阅读过程中的彻底还原又是不可能的。经由读者阅读产生的“第二文本”中，虽然包含着被“还原”的客体内容，但同时又充满着读者个人的再创造，因此，与“第一文本”相比，“第二文本”必然是千差万别的异变产物。
（一）异变：
    1、首先是作品形象的异变：在文学阅读活动中，当读者根据特定文本“还原”人物或其他有关形象时，总要把自己熟悉的人物或事物，附着到作品中的形象上；总要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兴趣爱好，对文本潜含的形象进行个人情感色彩的加工。鲁迅先生曾这样指出：“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这正是文学阅读过程中形象异变的特征。
    2、其次是情感的异变：在某一特定文本中，作家融进的情感虽是确定的，但在具有不同期待视野的读者那，却会唤起不同程度或不同性质的情感体验。对于位生活充实畅顺、富于豪情壮志和乐观主义精神的读者来说，即使阅读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类的辞章时，恐也不一定会像作者那样沉入一种苦闷至极、忧郁难遣的情感境界。一个没有亲历过失恋痛苦的人，即使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其痛苦的体验也肯定要比歌德本人淡漠得多。在出于封建的“忠君”意识，对宋江接受招安表现出一种欣悦之情，对方腊率领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表现出痛恨之意，而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得到的往往是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感体验。即使同一个读者面对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一位不谙世事的少年，在初读《红楼梦》时，对贾宝玉林黛玉等人一起游戏玩乐的情景，会更感兴趣；待至青春时代，尤其在经历了男女情场的体验之后，贾宝玉、林黛玉及薛宝钗之间的爱情纠葛，会更易引起激动；及至老年，在饱经了人生的失意与忧患之后，对其家世兴衰、世态炎凉、人生莫测等描写，会更易引起共鸣。也许正是缘此，英伽登曾经这样断言：每一次新的阅读都会产生一部全新的作品。
    3、再次是思想观念的异变：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要赋予作品一定的思想内涵。然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品观念内涵的把握却并非一定与作者的本义相合。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写一只名叫莫比•迪克的白鲸，因为咬断了捕鲸船长亚哈的一条腿，亚哈便冒着船毁人亡的危险，发誓要复仇。大副达巴克多次予以规劝，亚哈不仅不听，还要枪毙达巴克。结果捕鲸船遭到鲸鱼袭击，亚哈毙命。达巴克前来救援时，他的船也被狂怒的鲸鱼撞破下沉。显然，作品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人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命运。但国外有的批评家则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认为作品中渴望复仇的亚哈，是不可遏制的“本我”的象征；力劝亚哈的达巴克是“自我”理性精神的象征，凶猛的鲸鱼则是作家个人所具有的“超我”社会理性精神的象征。从整体上说，小说主要反映了“本我”、“自我”与“超我”三者之间激烈的矛盾斗争，以及“本我”无节制的冲动所造成的可怕后果。
（二）异变与读者的期待视野：文学接受过程中的这种异变，除了由于文学语言本身不确定性而导致的“空白”之外，便主要是由读者不同的个性化的期待视野所致。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5
1、第一：某些政治观念会导致异变。我国《诗经》中的《关雎》，本不过是—首表现男女之恋的情歌，但在从封建道德出发的经学家那，却被认定是对后妃之德的赞美。唐代诗人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本来主要是用自然景物来指称人事变化，表达送别友人时的祝愿之情。但在后世许多读者那儿，则常常从某种期待视野出发，从中读出了新生力量不可战胜、希望终将战胜失望、光明必将战胜黑暗之类的意蕴。
2、第二：某些预定文化观念导致异变。关于麦尔维尔的《白鲸》：有的批评家之所以会从中看出“本我”；自我”与“超我”三者之间的激烈矛盾斗争，便正是因批评家是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出发进行阅读的结果。
3、第三，文化视野会导致异变。不了解春秋战国时代楚国迫近危亡的历史背景，不了解屈原因关心祖国命运而遭谗谄的读者，在接触《离骚》时，可能会在神话的天地里展开想象，而很难由香草幽花联想到诗人高洁的人格，由美人联想到楚国的君主，由众女联想到奸邪小人。
4、第四，个人经验导致异变。宋代词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是写在一个火树银花的元宵之夜，一位青年男子追寻一个幽独的美人的情景，清代学者王国维则由此而联想到了治学或艺术创作的经验，将其视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历的三种境界之一。这种异变，还突出表现在人们对某些作品的复读过程中。有的读者，往往对童年时代最早接触的某一文学作品毕生保持着兴趣，每次复读，总会感到一种超出其他优秀作品的欣悦，即使最早接触的是一部平庸之作。这是因为，在复读过程中，除了文本唤起的想象之外，某些关于童年生活的附带联想，也悄然融入了阅读想象之中。比如，当年阅读某作品时，窗外雪飘、油灯如豆、祖母陪伴在旁的温馨环境；或者曾经模仿过该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与童年的伙伴做过相关的游戏，等等。所有这些，随着岁月的流逝，虽日趋淡漠，但却以“潜意识”的经验形态，积淀于期待视野，一旦复读，这些童年时代的印记，便会在作品的诱引下，不由自主地涌现出来，与作品文本唤起的想象融为一体，从而异变了原有文本的想象空间。
5、第五，文学欣赏能力会导致异变。杜牧《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本意是说，周瑜当年打胜仗是侥幸成功，假若东风不给他帮忙，火攻就不会实现，就会败于曹操，那不仅会国破家亡，恐怕连二乔也保不住。一宋代文人却曾这样讥刺杜牧：“社稷存亡，生灵涂炭却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      杜甫有一首诗《古柏行》，写诸葛亮庙里的古柏：“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本来是以文学的夸张手法极写古柏之高大，宋人沈括却在《梦溪笔谈》中责怪道：四十围是径七尺，高二千尺，“无乃太细长乎”；    林逋的名篇《山园小梅》写道：“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本意集写冬梅给人的春花般的和暖而美艳的感觉，清人纪昀却认为违背了气候条件的真实，所写“不似梅”。虽然这些评论家都是著名学者，但他们的上述言论过于拘泥于生活真实而忘掉了艺术真实，违背了艺术欣赏的规律与特点，从而导致了对作品的不正确的评价。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不论人们的期待视野有着怎样的差异，不论文本有着怎样的“空白”，由于特定文字系列组合的限制，这种异变又是有着相应阈限的。即在正常情况下，不论如何异变，总会含有“第一文本”潜在意义的某些因素，而不会全然无中生有。比如，尽管“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读者所了解到的毕竟还是哈姆雷特，而不会是别的什么人。也正因如此，文学接受虽有明显的个人差异性，同时又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共通性。

4、理解与误读335
答：（一）正解与误解：文学接受的过程也是读者对某一作品阅读理解的过程。其中，既包括对作品
某一人物形象、艺术技巧、语言结构的认识，也包括对作品整体价值的把握与探寻。在这种认识、把握与探寻过程中，由于期待视野的存在，读者之于作品，必然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分，此即阐释学理论所指出的“前理解”，这种“前理解”与作者的创作动机、作品的意蕴以及作品的艺术价值之间构成的对话关系是复杂的，既可能彼此一致，也可能相悖。对于前者，我们可称之为“正解”，后者可称之为“误解”。比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作者的创作本意是要通过阿Q形象的塑造，画出麻木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以期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后来的许多读者，正是这样来理解作品意蕴的，此即为“正解”。但也曾另有一些读者，他们怀疑作者是在借阿Q影射自己或另外的某个人，在泄私愤，以至于鲁迅曾经这样慨叹：“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这种情况，即是“误解”。
（二）正误与反误：在具体阅读现象中，误解又可分为“正误与“反误”两种情况。
1、正误：是指读者的理解虽与作者的创作本意有所抵牾，但作品本身却客观上显示了读者理解的内涵，从而使得这种误解看上去又切合实际，令人信服。比如从《红楼梦》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到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崩溃没落的趋势，但在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中，却未必有这种认识。另如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对于那位徐娘半老犹风流的三仙姑，本是持讥讽否定态度的，但在一些现代青年读者看来，却认为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值得肯定的反封建的个性解放精神。这虽与作者初衷相悖，但从现代进步的文化视角来看，这种“误解”又是有道理的。由此可见，文学接受过程中的这种“误解”是正常的，正如我国古代文论中早已认识到的：“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在文学阅读活动中，这种正误”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对于文学作品价值的实现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古今中外，许多文学作品之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便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误解”而实现的。
2、反误：是指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穿凿附会的认知与评价，包括对作品非艺术视角的歪曲等。《汉书•王莽传赞》中写道：“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意思是说，王莽的政权像紫色蛙声和闰位，意即伪政权。因为古以赤为正色，紫非正色；蛙声被比作靡靡之音，即非正音；阴历每年多余的日子积成闰月，即非正式的月。古代有人却荒唐地将其解释为：王莽的皮肤是紫的，声音像蛙鸣。①唐人韦应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滁州西涧》）的诗句，本意是抒发对优美自然风光的赞叹之情，元人赵章泉却不顾全诗的整体结构，将其说成是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诸如此类穿凿附会的误解，显然是脱离作品实际的。这类“反误”不仅有害于文学阅读，在特定背景条件下，甚至会酿成人间惨剧。清人徐骏的诗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胡中藻的诗句“一把心胸论清浊”，只因有一个“清”字，便被诬为反清，招致杀身之祸。反误的另一种情况是对文学作品的非艺术视角的曲解。可明代学者杨慎曾指责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即属此类情况。与不失为一种值得肯定的有效阅读方式的“正误”相比，“反误”显然只能导致对文学艺术的损伤乃至粗暴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