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艺术史上艺术才能最全面的画家之一，戈雅被称为“画家中的莎士比亚”，他的艺术极为深远地影响了一代代画家，比如德拉克洛瓦、库尔贝、马奈等后来的著名画家都深受其影响。哥雅被称作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班牙最伟大的艺术家，他创作的主要题材是战争与暴政。 哥雅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西班牙画坛上，哥雅是一颗孤独而灿烂的星辰。他以极其多产而又风格多变的创作影响了后来的浪漫主义(如德拉克洛瓦)、现实主义(如杜米埃)、印象主义(如马奈)、以及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艺术。 哥雅的绘画才能是惊人的，他几乎在整个绘画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壁画、天顶画、架上油画(从肖像画、风俗回到历史画)，然后是插图、石版画和铜版画。他的作品触及到了激动十九世纪人类的各种基本问题，创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和新颖、尖锐、有表现力的艺术语言。 在哥雅之前，艺术从未如此强烈和全方位地反映过当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各种事件的生动联系，也从未如此强烈和深入地表现过内心世界的激越、动荡、阴郁和紧张。 他用隐喻的手法、纪实的风格描绘了一幅幅传世的历史画卷。 他的作品无论是描写平民日常生活的小品、逼真传神的人物肖像，或令人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都让人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哥雅的艺术是近代西班牙时代精神的艺术表现，对欧洲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拉图尔
法国“烛光画家”。以宗教和反映日常生活的风俗画的作品而闻名。在艺术史的长河中，拉图尔是一位非常神秘的画家。正确的生平和经历至今仍不明确。他在世期间可谓名利双收，但死后却默默无闻。拉图尔生活在战乱的年代，故乡饱受战争摧残，因此生平鲜为人知。他的作品含蓄、静谧、无论是探讨生死或是宗教画的主题，都带着一股神秘感。然而在那个世纪中叶，巴黎的艺术鉴赏品味发生了变化。凡尔赛式的宫廷风格开始吃香，拉图尔生动的古典含蓄风格不再时髦，因而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二十世纪。现在他被认为是十七世纪最重要的法国画家之一，被人们尊称为“烛光画家”，他是极为特别的，极为个性的画家。他坚守着自己的绘画理念，在烛光的方寸之间描绘着自己的天地。造型简洁、背景井然、用色素雅而明亮、极富表现力……他的大部分画作都在刻画夜晚的场景，采用单独的蜡烛或火炬作光源产生阴影，营造出强烈的对比。从而形成了自己单纯简洁，一目了然的绘画风格。避免了许多作品中烦琐的背景描绘，融会，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凡的本领，更是画家于简单中见真知的卓越洞察力的体现。特别令人叫绝的是，似乎在他所有以“烛光”为主题的作品中，蜡烛均是被全部或部分遮挡住。这种利用烛光来营造独特氛围的绘画效果，构成别致的情境，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极具鲜明的艺术特色，十分富有代表性。他不仅用独特的手法刻画夜间，而且在他刻画白天的绘画上，又可以看出使用了非常精湛的用色技巧。他画世俗题材，也画宗教题材，都富有日常生活特色，即使圣经传说中的人物，描绘得也像当地农民，形象质朴，端庄自然，绝无宗教神秘气氛。拉图尔一生的作品都在描绘神秘的明暗，画面出现烛光、油灯或者不可知的发光光源，对象的受光部位明亮，背景深褐，明暗对比强烈，流露出一股神秘动人的气氛。画面构图严谨，具有雕刻般的充实感；他对画中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表达，体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在控制色彩明度上，他成熟运用燃烧着蜡烛的夜光表现，以极端写实手法描绘光与影的变化；他风格独特，整个画面给人以深刻的感觉。令人想起15世纪的艺术（卡拉瓦乔对他在光的处理法有决定性影响）. 虽然拉图尔创作的题材主要是宗教画和风俗画，但两者往往又彼此糅合，作品中无论是人物还是周围的环境都极其朴素、真实，富有日常生活的特色。代表作《婴儿》（《新生儿》）. 《油灯前的墨大拉》
《油灯前的墨大拉》：整个画面基本处在黑暗的阴影中里，只有桌上的蜡烛形成微弱的光源，散发着橘红色的光，照亮不大的一片，没有人忍心打破画面的宁静。一个女子坐在桌前，用胳膊肘托着下巴沉思，她就是墨大拉。墨大拉是《圣经》中仅次于圣母玛利亚的女性，也被称为“墨大拉的玛利亚”。她原来是一个妓女，过着放荡淫逸的生活，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感召下，她改恶从善，成为基督忠实的门徒。她陪着圣母一起看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又在3天后目睹了基督的复活，成为神迹的见证者之一。在这里，拉图尔将墨大拉表现得朴素、哀婉，丝毫不见华丽的服饰和世俗的享乐，只有明晰、沉静的反省。若细心观察，或许你会体会出画家在构思上的一个秘密：墨大拉的头、膝上的骷髅头、桌上的书，正好形成一个三角，将中心的烛光围起来，以唯一的光源吸引人们的视线，使观者被眼前这种谧静的氛围所感染。
《婴儿》：从这幅《婴儿》我们可以看出 ，作品不但明晰、强烈、极富有生活气息，而且含蓄、温和、庄重而神圣，他那既忠实于现实又不奴化于现实的独特的烛光语言及其微妙的层次处理，不但使人感到亲切和耐人寻味，而且过目难忘。画已避免了以往的光的切割性弱点，以其严谨的结构和光的分析性表现而著称。圣母被画成农家产妇的朴素形象，圣安娜则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个长辈，或一个助产的邻妇。光源来自她的左手所持的一支蜡烛，她用右手挡住了蜡烛的火苗，使画面光明源似乎是从新生婴儿的头上射出的，它们照亮了两个妇女的胸部与脸部。显然，画家在光色设计上煞是费了一番苦心。构图的严谨性原是法国古典主义的传统，然而这里的写实性又略带风格主义的特色，因此在这幅画上，既有古典主义的宁静，也渗透着风格主义的色彩装饰效果。

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
雅克•路易•大卫出生于巴黎的一个五金商家庭，10岁时父亲过世，由皇家砖瓦匠的叔父抚养，酷爱绘画的大卫在亲友帮助下被送到布歇那里学画，布歇发现大卫的气质与自己的罗可可风格不一致，就将他转到皇家美术院教授维恩门下。大卫并不是天才，他个性沉默寡言，喜欢思考，不太合群，缺少典雅，使人感到少年老成，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刻苦精神，认真地学习过普桑、布歇、格勒兹和卡拉瓦乔。23岁的大卫第一次参加罗马奖考试，考题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战神马尔斯的战斗，艺术风格基本上是模仿罗可可风格，但是人物形象情绪激烈、步伐沉重，因此画面很不协调而落选，直到27岁大卫历经3次失败后才获得罗马奖赴罗马留学。他在罗马学习期间为古代希腊罗马艺术遗迹所感动，产生了研究和学习的浓厚兴趣，他下决心暂时不搞艺术创作，专心钻研希腊罗马雕刻，认真画了4年的素描。在接受古代艺术影响的同时，大卫在思想政治上也受到古罗马共和政体的潜移默化，滋生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热情。后来他竭力想借用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样式，传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情。大卫最初的创作都是从古希腊罗马的传说和艺术中寻求美的源泉和理想，把古代英雄的品德和艺术样式视为审美的最高标准。他曾说过，古代是当代画家的学校，它是当代画家艺术创造取之不尽的源泉。后来由于接触到一些反封建的革命党人，他在政治思想和艺术观念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从这时起大卫就勇敢地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艺术为反封建斗争服务，逐渐走进现实主义潮流。他说过：“艺术必须帮助全体民众的幸福与教化，艺术必须向广大民众揭示市民的美德和勇气”。从此，大卫把艺术作为反封建的战斗武器使用，作为战士登上了画坛和政坛。他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是《贺拉斯兄弟宣誓》。如果说罗可可艺术是路易十五时代为适应快要上断头台的没落贵族阶级的空虚心灵的需要，那大卫的艺术是直接为资产阶级大革命服务的。大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探索艺术创作，突破了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比启蒙思潮下的写实主义更进一步地描绘了时代的革命斗争现实，他借历史题材揭示如何建立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与新的社会风尚的革命思想。当大革命的风暴到来时，大卫不仅仅是画家，他还作为社会活动家、革命家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他被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成为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并以国民教育委员的身份从事大量的革命艺术活动。他公开倡导艺术必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说：“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为了帮助某一个政治概念的胜利而存在”。在大革命中，大卫根据国民议会的建议创作了一些具有鲜明革命时代特征的肖像画，其中最杰出的是《马拉之死》。1794年是大卫艺术生涯中最光辉的年月，他的艺术充满了时代革命气息，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并将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和现实的时代生活相结合，成为一位革命艺术家。但是随着“热月党”政变，雅各宾党政权被推翻，大卫被捕入狱，出狱后看到国家发生的变化令他触目惊心。革命的理想破灭了，整个社会陷于黑暗恐怖的深渊，这使大卫心灰意冷，又无能为力。从此在创作上他放弃了现实的题材，又沉浸在对古代社会的向往之中，再也没有画过富有革命激情的作品。他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情绪非常消沉，艺术生命也面临枯竭。这时的画家期望和平，在这样的心境下创作了《萨宾妇女》。我们从大卫的经历和艺术生涯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艺术家只有投身于时代的变革，才能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一旦脱离时代和人民大众，艺术生命也就枯萎了。大卫给后辈的艺术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曾说过一些激励人心的话，至今对我们艺术创造仍有教育意义，他说：“绘画不是技巧，技巧不能构成画家。”他还说：“拿调色板的不一定是画家，拿调色板的手必须服从头脑”。这些都成为画家的箴言。当拿破仑夺取政权建立帝制以后，大卫又为拿破仑服务，成为帝国的首席画家，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反映拿破仑的英雄业绩和形象的作品。1816年拿破仑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将曾对处死路易十六投赞成票的大卫驱逐，他被迫迁居比利时布鲁塞尔，最终客死异国。
《荷拉斯兄弟之誓》1782年，巴黎重新上演大剧作家高乃依(1606-1684年)1640年创作的悲剧《贺拉斯》。故事写的是罗马城和阿尔贝城之间发生战争，双方谈判各选三位勇士进行决战以定胜负。罗马城选了贺拉斯三兄弟，阿尔贝城推举了古里亚斯三兄弟，他们之间是亲缘关系，贺拉斯兄弟中老大娶古里亚斯兄弟的姐姐为妻；而古里亚斯兄弟中老三是贺拉斯兄弟的妹妹的未婚夫。这两对三兄弟之间的决战面临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和选择，结果是国家利益至上，大义灭亲，罗马城取得最后的胜利。达维德决定创作一幅以贺拉斯为题材的油画来表达他的政治信念和艺术思想。他为了发掘主题、深化艺术构思，深入体验古罗马时代的生活，他要求法国政府准许他回罗马去完成这幅作品。1784年他来到罗马，用了11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幅英雄主题的杰作。画面所描绘的是贺拉斯三兄弟向代表罗马王的父亲老贺拉斯宣誓效忠祖国的庄严场面。构图以老贺拉斯为中心，其他人物分列两边成视觉对称式均衡。老贺拉斯高举宝剑，三个儿子伸出有力的手臂作接纳状，人们手脚相对；在老人身后是一组陷入悲痛的女子，她们低首相依、无可奈何。人物的动势和组合都以直线和金字塔式构成，造成视觉上的单纯、沉着、稳定和强健的冲击力，全部人物被置于罗马圆柱式建筑大厅，这更增加了画面庄严神圣的气氛。画家精心选择了英雄出征前的宣誓和妻儿哭泣的情节，造成一种戏剧性的精神对比，形象地告诉人们：女人的眼泪也不能动摇英雄们尽忠报国的决心。达维德为了强调这个瞬间情节，着重加强了人物的形象表现力，集中刻画贺拉斯三兄弟的强健体魄、坚毅面貌、宽大步伐和伸向前方的手势，鲜明地揭示了三兄弟的英勇气概。女人们的情态是一组不可缺少的陪衬，她们的悲痛更加烘托出画面的悲壮气氛。作为画面中心人物的老贺拉斯，他是国和家的象征，他的庄严举止制约着三个儿子的行为，指示着他们履行国民的神圣义务、报效祖国。画家在人物造型上使用雕刻手法，形象坚实有力，重视素描的体积感，设色很单纯，可与雕刻相媲美。人物的背景建筑采用多立克柱式和厚重朴实的拱门，简单沉着、稳定、不可动摇，在精神和形式方面与前景人物相呼应，并突出主体人物。这幅画虽然是达维德早期作品，但表现出他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技巧已逐渐成熟。当这幅英雄主题的作品在罗马问世时，立刻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赞美，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最好的代表作品。不久达维德回巴黎参加了1785年举办的沙龙展览，获得了革命热情高涨的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