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按照土地多少纳税
三． 统一度量衡，制造标准度量衡器在全国统一施行
四． 参照李悝《法经》制订秦律
五． 烧诗书，禁游学，打击儒家复古思想，确立法家思想地位
④商鞅虽死，秦法未亡，其变法成果延续不变，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得秦日益强大，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基础；秦朝治国措施很多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加以完善，秦律、统一度量衡、县制等；确立了法家思想对于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巩固是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商鞅的高压政策，特别是焚烧诗书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我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商鞅即卫国公孙鞅，也称卫鞅。少好刑名之学，曾作过魏相公叔痤家臣。后来公叔痤去世，公元前359年，卫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续修穆公之业，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先以帝道说之，孝公时时瞌睡；次以王道说之，然而犹未中旨；最后以霸道说之，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法强国主张，孝公大悦，任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公元前356年，商鞅进行第一次变法，内容包括：（一）颁发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到了公元前350年，商鞅又进行第二次变法，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内容包括：（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五）开始按户按人口徵收军赋；（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两次变法，使得秦国大治。
商鞅变法
战国时秦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商鞅即卫国公孙鞅，姓公孙氏，名鞅，也称卫鞅。少好刑名之学，曾作过魏相公叔痤家臣。后来公叔痤去世，公元前359年，卫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续修穆公之业，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先以帝道说之，孝公时时瞌睡；次以王道说之，然而犹未中旨；最后以霸道说之，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变法强国主张，孝公大悦，任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秦孝公六年（前356），商鞅进行第一次变法，内容包括：（一）编造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颁发法律，制定连坐法，告奸者赏，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轻罪用重刑；（二）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定秦爵二十级，凡斩敌首一个，赐爵一级；禁止私斗，违者重罚；（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生产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到了公元前350年，商鞅又进行第二次变法，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内容包括：（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允许土地买卖；（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在全国设四十一县；（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五）开始按户按人口徵收军赋；（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商鞅先后两次变法，使秦国为战国时最强大的国家，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申不害改革/申不害相韩（前355）
申不害在韩国韩昭侯时期进行的改革。
申不害，郑国人。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在韩国主持改革，改革以“术”为特征，以“修术行道”为指导思想，强调君子以权术驾驭群臣。整顿官吏队伍，对各级官吏的职权和任务进行规定，以为标准测量、选拔人才。对官吏加强考核、监督，实行“操契以责其实”。
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但申不害改革仅用权术之变代替制度改革，所以尽管能使政治一度清明，但是不能迎来富国兵强的大发展。
【细节补充】
韩昭侯八年（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担任韩国相国。申不害运用法家的权术，实行法家的主张，使韩国国内得到治理，诸侯不来侵伐。
韩昭侯十一年（公元前352年），韩昭侯前往秦国与秦孝公会见。
韩昭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41年），申不害去世。
乐毅兴燕/乐毅改革（前312）
战国后期乐毅在燕国实行改革。
乐毅，中山人，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主要的改革措施有：“明奉法，审官断”，制定法律，严厉法制，加强对官吏的审查考核；“察能而授官”的用人原则，只讲官爵和禄位授予有功有能之人，克服“亲亲”“贵贵”的用人传统；“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对于遵守法纪的顺民、贫民和奴隶给予奖励，促进了燕民自觉守法，安定社会秩序；军事上进行战法和纪律训练，军纪和战斗力提升
乐毅改革使得国家富强，民气高涨，终于破临淄，一雪前耻。后燕惠王对乐毅有所不满，派骑劫代替乐毅任将领，燕国在与齐国交战中连连败退。
【细节补充】
公元前312年至公元前279年在位，即位后招贤纳士，在位期间燕将秦开大破东胡、朝鲜、真番，上将军乐毅联合五国攻齐，占领齐国七十多城，使齐国只剰莒、即墨二都尚存，造就了燕国的盛世。
“胡服骑射”（前307）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吸取了北方少数民族骑马作战的优点，进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发展骑兵开拓北地。胡服骑射虽然引起贵族的不满，却使赵国的军事力量强大起来。赵惠文王继位后整顿内政，当时楚、齐相继衰弱，赵国因此成为唯一能与秦国争雄的强国。
制度律令
卿大夫专政
指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卿大夫掌握国家政权或者分割公室的历史情况
实例：田氏代齐；从六卿专政到三家分晋
意义：卿大夫专政从表面上看是政治斗争，其实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封建势力和旧势力的斗争，是春秋晚期宗法制和分封制瓦解的表现。
尊王攘夷
春秋时期的外交策略。
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权威大大减弱，诸侯国内的篡权政变和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同时边境族群趁机入侵，威胁中原各国安全。齐桓公称霸后，采用管仲建议，打出“尊王攘夷”口号，指导方针是“尊崇周王室，诸侯不兼并，侵夺外夷地”，利用周室正统地位团结诸侯，以对抗经常威胁中原的夷狄和楚国，进而确立自己霸主地位的权威。齐桓公抗狄救邢、卫，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受到极大赞赏。
之后各国也皆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但没能够做到像齐桓公那样符合“礼”的条件。“尊王攘夷”后来演化为政治口号，在近代朝鲜、日本等都有出现。
合纵连横
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外交策略。
合纵指“合众弱以攻一强”，代表人物公孙衍、苏秦；连横指“事一强以攻众弱”，代表人物张仪。此思想产生于齐秦对峙时期，以三晋为主，联合燕楚抗击齐秦是合纵；以三晋为主，联齐抗秦或联秦抗齐为连横。随着斗争发展，战国后期六国联合抗秦为合纵，六国分别投靠秦国为连横。
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体现出极高的策略思想，纵横家成为诸子百家之一，其事迹主要载于《战国策》中。
远交近攻
战国时期秦国的一项外交政策
公元前266年秦昭王采纳范雎的建议，采取远交近攻政策。内容是远交齐楚，近攻三晋，才能做到"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远交近攻的策略破坏了东方各国的合纵，巩固所攻占的土地，对秦最终统一六国具有深远意义
上计
战国、秦汉时地方官府定期向中央呈报施政情况，作为官吏考课依据的制度。
汉朝上计制分两级，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状况等，编制为计簿呈送郡国；郡守国相再编制郡的计簿上报朝廷，上计官员西汉为长史或丞，东汉有专职的上计掾﹑史。根据考核结果，予以升、降、赏、罚。时间通常在岁终之月，秦朝汉初为九月，由司徒主管；后改到十二月，由尚书台主管。
每年年终由郡国向京师的上计称为常课，三年一考察治状称为大课。除计簿外，地方上把向朝廷申报的其它簿籍或贡奉物品也一并带去，郡国向中央推举的孝廉之类人才也可相随而行，称为“计偕”。
“上计”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的加强。秦律的《仓律》中即提到有关县里上计的情况。汉律中有《上计律》，是处置上计事务的专门律条。地方官上计时常舞弊，尽管存在不少弊病，但对于从上而下的层层督课仍起到较大的作用。
经济活动
郑国渠（前246）
战国时期关中平原上最早兴建的大型人工灌溉渠道。秦王政元年（前246）采纳韩国水工郑国的建议开凿，故名。
主要工程从中山西瓠口（即谷口，又称焦获薮）利用西北向东南逐步倾斜的地形，引泾水东流，至今三原县北，合浊水，利用浊水及石川河水道，再引流东经今富平、蒲城之南，注入洛水。全长三百余里。整个工程由渠首、引水渠、灌溉渠三部分组成，除在中途利用部分天然河流做灌溉渠外，还截取了纵流小河做水源的补充，设计合理。建成后，“灌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皆亩收一钟（即六石五斗）。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唐代郑、白二渠趋于混合，主要发展白渠，郑国渠逐渐湮废。
科学文化
轴心时代
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的关于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的学说。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他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在北纬30度左右的地区，各大文明几乎同时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佛陀、孔子、老子等先哲，这些先哲思想成为各自文明的思想源流。并且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个时期的人类文明精神获得了重大突破，至今都无法超越，他称之为“轴心时代”。
20世纪，“轴心时代”因打破了长期来的西方中心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冷遇，直到20世纪末才逐渐被人认可。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学说。
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汉朝《汉书·艺文志》作者班固据刘歆《七略》把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在〈诸子略〉中又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同时，还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各派争论政治、思想领域的各种问题，如天道观、认识观、人性论、名实关系、伦理礼法以及各种政治主张，“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又互相影响，“辟犹火水，相灭亦相生”。相互争论又互相影响，百家学说成为后代思想家的思想理论形式。
“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称之为中国的轴心时代。
稷下学宫
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稷门附近。
齐国统治者采取了优礼学者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以黄老之学为官学，各个学派并存。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轲、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荀况等。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