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宴游，则兴寄清远；朝飨侍从，则制存庄丽；边塞征戍，则凄惋悲壮；睽离患难，则沉痛感触。缘机触变，各适其宜，唐人之妙以此。(李维桢《唐诗纪序》)

论唐人者，当就唐人求其至处，不必责其不如六朝汉魏凄惋。……唐人清绮如沈、宋，雄大如子美，超逸如太白，闲适如右丞，幽雅如襄阳，简质如韦、储，俊丽如龙标，劲响如高、岑，何必鲍、谢?(屠隆《鸿苞》卷一七《论诗文》)

即如四杰佻放，其诗砰宏；沈、宋俊轻，其诗凄惋；曲江方伟，其诗峭严；少陵思深、其诗雄大；青莲疏逸，其诗流畅；右丞精禅，其诗玄诣；襄阳高隐，其诗冲和；东野苦心，其诗枯瘠；长吉耽奇，其诗谲宕。(屠隆《唐诗类苑序》)

晋、宋以前多仙诗，唐、宋以后多鬼诗，妇人诗盛于汉，沙门诗昉自晋惠远、道猷辈，羽士诗竞于唐，若吴筠、曹唐辈。艺苑旁流，尽斯五者。大率才情之富，闺阁居多；趣致之幽，释梵为最；羽流不若仙诗，仙诗不若鬼诗。(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

风气有初盛中晚之分，人品有贞淫诚伪之别，诗格有雄高、轻逸、绚丽、清癯之殊，各自成家。(顾有孝《唐诗英华》凡例)

诗至三唐，高奇、平淡、险怪、绮丽，包涵万象，无所不有。若大海汪洋，茫无畔岸，非得登岸而知津者以为指南，伥伥乎，安知所之也!(程志淳《黄白山<唐诗摘抄> 序》)

诗中之题目甚多，而古人之擅长不一。如庙堂宜沈、宋，风月宜王、孟，登临宜李、杜，言情宜温、李、属辞比事宜元、白，岩栖谷饮宜陶、韦，咏古器物宜昌黎。在古人名成而去，各不相谋，我辈宜兼收而并蓄之。(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五《与梅衷源》)

大抵近世之诗，多师祖前人，不丐奇博于少陵、萧散于摩诘，则肖貌乐天，祖长江而摹许昌也。(宋祁《南阳集序》)

前辈尝云：诗句当法子美，其他述作无出退之。韩、杜门庭，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俱名活法。……国初儒宗杨、刘数公，沿袭五代衰陋，号“西昆体”，未能超诣。庐陵欧阳文忠公初得退之诗文于汉东弊箧故书中，爱其言辨意深，已而官于洛，乃与尹师鲁讲习，文风丕变，寖近古矣。未几文安先生苏明允起于西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门下士，东坡之门又得山谷檃栝诗律，于是少陵句法大振。如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陈无己之流，相望辈出，而不乏才，是岂无渊源而然耶! (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九《亦乐居士文集序》)

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故，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文章隐显，固自有时哉!今太白诸集犹兼行，独彦谦殆罕有知其姓名者，诗亦不多，格力极卑弱，仅与罗隐相先后，不知文公何以取之，当是时以偶俪为之耳。(蔡启《蔡宽夫诗话》)*

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诗格与钱、刘亦绝相类，谓之“西昆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故杨文公在至道中得义山诗百余篇，至于爱慕而不能释手。公尝论义山诗，以谓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镇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诗，有得于义山者为多矣。又尝以钱惟演诗二十七联，如“雪意未成云著地，秋声不断雁连天”之类，刘筠诗四十八联，如“溪笺未破冰生砚， ��酒新烧雪满天”之类， 皆表而出之， 纪之于谈苑。且曰二公之诗，学者争慕，得其格者，蔚为佳咏。可谓知所宗矣。文公钻仰义山于前，涵泳钱、刘于后，则其体制相同，无足怪者。小说载优人有以义山为戏者，义山服蓝缕之衣而出。或问曰：“先辈之衣何在?”曰：“为馆中诸学士挦扯去矣。” 人以为笑。(葛立方 《韵语阳秋》卷二》

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也；“林下何曾见一人”，灵澈诗也；“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诗也；“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鹤诗也；“事向无心得”，章碣诗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龚霖诗也；“忍事敌灾星”，司空图诗也； “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朱湾诗也；“自己情虽切，他人未肯忙”，裴说诗也；“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冯道诗也；“在家贫亦好”，戎昱诗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

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叶适《水心文集》 卷二九 《题刘潜夫南岳诗稿》)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 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严羽 《沧浪诗话•诗辨》)

诗学晚唐， 不自“四灵”始。 宋�缥宕�旧习， 诗有白体、 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 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 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欧阳公出焉，一变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二《送罗寿可诗序》)

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梅、欧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唯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永嘉叶正则，始取徐、翁、赵氏为 “四灵”，而唐声渐复。至于末造，号为诗人者，极凄切于风云花月之摹写，力孱气消，规规晚唐之音调，而三宗泯然无余矣。(袁桷 《清容居士集》卷四八《书汤西楼诗后》)

宋诗深，却去唐远； 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法乎中，仅得其下”耳。(李东阳 《怀麓堂诗话》)

子瞻多用事实，从老杜五言古、排律中来。鲁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从老杜歌行中来。介甫用生重字力于七言绝句及颔联内，亦从老杜律中来。但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耳。 (王世贞 《艺苑卮言》卷四)

宋人于杜极推尊，往往得其肉，遗其骨； 得其气，遗其韵。盖时代所限，风会所囿，而理窟禅宗之说，又束缚之。是以丰赡者失于繁猥，妍美者失于儇佻，庄重者失于拘滞，含蓄者失于晦僻，古澹者失于枯槁，新特者失于穿凿，平易者失于庸俚，雄壮者失于粗厉。(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二一《雷起部诗选序》)

明诗大家，陶冶澄汰，错综变化，人能所极，宛若天造。篇有万斛之泉，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其富累卷盈帙，使人应接不暇。可贵乎明者，谓其出于唐而盛于唐也。…… 明洪、永之际，律得唐之中； 成化以前，律得唐之晚； 弘、正之际，律得唐中盛之间； 嘉靖之际，律得唐初盛之间。所贵乎明者，谓其盛于唐而久于唐也。(同上书卷九《皇明律范序》)

今也和声者稍知厌宋人榘矱矣，往往陷入于元。寻逐源本，非希元也，力苟未逮唐人，不得不沦胥于元。故知晚唐者，元人之巢窟也。(《明文海》卷二二一周复俊《评点唐音序》)

自李商隐、唐彦谦诸诗作祖，宋初杨大年、钱惟演、刘子仪辈，翕然宗事，号“西昆体”。人多訾其僻涩，然诸人材力富健，格调雄整，视义山不啻过之，惟丰韵不及耳。九僧诸作，多在晚唐贯休、齐己上。惠崇尤杰出，如“露寒金掌垂，天近玉绳低”、“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类，佳句不可胜数，几欲与贾岛、周贺争衡。魏野、林逋，亦姚合流亚也。二宋之富丽，晏同叔、夏英公之和整，梅圣俞之闲澹，王平甫之丰硕，虽时有宋气，而多近唐人。永叔、介父、始欲泛扫前流，自开堂奥。至坡老、涪翁，乃大坏不复可理。(胡应麟《诗薮》 外编卷五)

南渡诸人诗尚有可观者。如尤、杨、范、陆时近元和，永嘉四灵不失晚季，至陈去非宏壮在杜陵廊庑，谢皋羽奇奥得长吉风流，尤足称赏； 以其才则远不如王、苏、黄、陈。 (同上)

宋主格，元主调。宋多骨，元多肉。宋人苍劲，元人柔靡。宋人粗疏，元人整密。宋人学杜，于唐远； 元人学杜，于唐近。国朝下袭元风，上监宋辙，故虞、杨、范、赵体法时参，欧、苏、黄、陈轨躅永绝。(同上书内编卷二)

宋初诸子多祖乐天，元末诸人竞师长吉。(同上书内编卷三)

宋人五七言古出于退之、乐天者为多，其构设奇巧，快心露骨，实为大变，而高才之士每多好之者，盖以其纵恣变幻，机趣灵活，得以肆意自骋耳。七言律若梅圣俞、王介甫、黄鲁直、陈无己诸人，所录而外，多生涩怪僻，实出晚唐恶道。后世中才之士，于宋人诸体，读其律，知其为恶，读其古，又茫无所得，往往谓宋人皆不足观，宜矣! (许学夷《诗源辩体后集纂要》)

古今之诗，总萃于唐，而畅遂于宋，至金元则靡矣。眉山横纵含负，无所不有，得杜之大而变。西江则祚少陵为初祖，自命真子，火传灯续矣，然其风神气韵，去唐少远。金元之诗，泛滥元、白，杂出中晚，然其风神气韵，去唐反近。 (钱谦益 《雪道选集题辞》)

余尝与友人言诗： 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于外，若异域然? 即唐之时，亦非无蹈常袭故，充其肤廓而神理蔑如者，故当辨其真与伪耳。徒以声调之似而优之，而劣之，杨子云所言“伏其几，袭其裳，而称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论，非余臆说。听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优于唐。夫宋诗之佳，亦谓其能唐耳，非谓舍之外能自为宋也。于是缙绅先生间谓余主张宋诗。噫!亦冤矣! 且唐诗之论，亦不能归一。宋之长铺广引，盘折生语，有若天设，号为豫章宗派者，皆原于少陵，其时不以为唐也。其所谓唐者，浮声切响，以单字只句计巧拙，然后谓之唐诗，故永嘉言“唐诗废久，近世学者已复称趋于唐”。沧浪论诗，虽归宗李、杜，乃其禅喻，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 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亦是王、孟家数，于李、杜之海涵地负无与。至有明，北地摹拟少陵之铺写纵放，以是为唐，而永嘉之所谓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圆，谓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后为唐，则专固狭陋甚矣。豫章宗派之为唐，浸淫于少陵，以极盛唐之变，虽有功深浅之不同，而概以宋诗抹杀之，可乎? (黄宗羲 《南雷集•张心友诗序》)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圣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 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桢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张廷玉等《明史•文苑传序》)

三唐与宋元易辨，而盛唐与明人难辩。读唐人诗集，知其性情，知其学问，知其立志。明人以声音笑貌学唐人，论其本力，尚未及许浑、薛能，而皆自以为李、杜、高、岑。故读其诗集，千人一体，虽红紫杂陈，丝竹竞响，唐人能事渺然，一望黄茅白苇而已。唐明之辨，深求于命意、布局、寄托，则知有金矢之别； 若唯论声色，则必为所惑。夫唐无二盛，盛唐亦无多人； 而明自弘、嘉以来，千人万人，孰非盛唐，则鼎之真可知矣。晚唐虽不及盛唐、 中唐， 而命意布局， 寄托固在。宋人多是实话，失《三百篇》之义。元诗犹在深入处。明诗唯堪应酬之用，何足言诗? (吴乔《答万季野诗问》)

自宋以来，试士易制，诗各一涂，遂将李唐一代制作，四分五裂。若黄山谷、陈后山辈，雅好粗豪，尊昌黎为鼻祖，而牵连杜工部径直之作为证，遂名“黄陈”，号“江西体”。或无事刍狗衣冠，专事清永澹寂，以韦、孟、高、岑为宗，谓之“九僧”、“四灵体”。有以李玉溪为宗，而佐之以温飞卿、曹唐、罗邺，若钱思公、杨大年诸公，一以细润清丽为贵，谓之“西昆体”。要皆自宋人分之，而唐初无是说焉。(冯武《重刻西昆酬唱集序》)

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知者或以为腐。(吴之振《宋诗钞序》)

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盖宋人实学唐，而能泛逸唐轨，大放厥辞。唐人尚酝藉，宋人喜迳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 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故负奇之士，不趋宋不足以泄其纵横驰骤之气，而逞其赡博雄悍之才，故曰势也，第学之有善有不善耳。(邵长蘅《青门剩稿》卷四《研堂诗稿序》)

宋诗未有不出于唐者也，杨、刘则学温、李也，欧阳永叔则学太白也，苏、黄则学子美也，子由、文潜则学乐天也。宋之与唐， 夫固若埙箎之相倡和， 而之相周旋也， 审矣。 (汪琬《尧峰文钞》卷二七 《皇清诗选序》)

世有相沿之论曰： 诗当为唐诗，又当为大历以前诗人之诗。夫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极盛，其诗之传者隽异瑰玮，非其人未有能为之者也。谓元和以后之诗可废也。抑固矣。凡名为唐诗者必诋诃宋诗，而訾毁西江尤甚，斥之为山魈木怪著薜萝之体。实则西江之音节句法皆本于唐，其原委不可诬也。盖有宋诗家自欧阳文忠公、王文公推扬李、杜，以振杨、刘之衰弱，而靡声曼响，中于习尚，未能遽移。至黄鲁直而后有以窥三唐之窔奥，力追古之作者，而与子瞻苏氏抗行于一时。其后学者派分为二，所谓各得其性之所近云尔。其一倡一和，于彼于此，之变之正，或离或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论者顾弗之深考与?且夫唐人之高致，其不在公家之言审矣，而拟之议之者窃窃焉享其敝帚，何哉?学宋人诗而从其支流余裔，未能追其祖之所自出，以悟其以俗为雅、以旧为新之妙理，则亦未得为宋诗之哲嗣也。(金居敬《王渔洋诗续集序》)

元诗具得唐人辞致，然拉杂拖沓，乏剪裁之工，其合度处殊近中晚唐。(佚名 《静居绪言》)

今之谈风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韩，海内俎豆之矣。宋梅、欧、王、苏、黄、陆诸家，亦无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惟其生于宋也。南辕以后，竞趋道学，遂以村究语入四声，去风人之旨实远。(田雯 《古欢堂集杂著》)

大抵宋人务离唐人以为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为法。究之离者不能终离，而合者岂能悉合乎? (田同之 《西圃诗说》)

盖尝溯有明之际，凡称诗者咸尊盛唐。及国初而一变，诎唐而尊宋。旋又酌盛唐与宋之间，而推晚唐。且又有推中州以逮元者，又有诎宋而复尊唐者。纷纭反复，入主出奴，五十年来各树一帜。(叶燮《三径草序》)

若以流弊而论，则槎枒粗硬之弊，亦何常不自老杜开之? 韩昌黎之“蔓涎蜗出壳，角缩头敲铿”，与《笑林》 中所云“蛙翻白出阔，蚓死紫芝长”，又何以异?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答李少鹤书》)

诗至南宋末年，纤薄已极，故元明两代诗人，又转而学唐，此亦风气循环往复，自然之势也。元末明初，杨铁崖最为巨擘，然险怪仿昌谷，妖丽仿温、李，以之自成一家则可，究非康庄大道，当时王常宗已以“文妖”目之，未可为后生取法也。惟高青邱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信不虚也。……后来学唐者，李、何辈袭其面貌，仿其声调，而神理索然，则优孟衣冠矣； 钟、谭等又从一字一句标举冷僻，以为得味外味，则幽独君之鬼语矣。(赵翼《瓯北诗话》卷八》

明诗屡变，咸宗六代三唐，固多伪体，亦有正声。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始缵宋人余绪。诸诗老继之，皆名唐而实宋，此风气一大变也。至近人谓学诗断自元和，不可作开元、大历之想，是朝菌蟪蛄也。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 (乔亿《剑溪说诗》)

诗境至唐而大，至宋而尽。古体尽于苏、黄，律体尽于放翁。故元明诸名家皆反而之唐。明人多訾元氏诗文，其实无甚大异也。本朝则参唐宋而用之。(姚椿《樗寮诗话》卷上)

宋人学元、白为多。元人学温、李为多，而轻扬亦近太白。每变递上，未可厚非。(胡寿芝《东目馆诗见》卷一)

成、宏一变，嘉、隆再变，皆学初唐、盛唐。万历后变而为晚唐，既又变而学温、李。盖体杂见歧，无似此者，由于乏大手主持也。思意不惬，正难下赏裁。(同上)

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斡也。(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

自咸、同以来，言诗者喜分唐宋，每谓某也学唐诗，某也学宋诗。余谓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互错综，变本加厉耳。(同上书卷一四)

唐诗元、白之平衍，贾、孟之孤寒，皮、陆之甜熟，姚合、周贺之刻深，李贺、刘叉、卢仝之奇怪，皆开宋派者也。 (钟秀《观我生斋诗话》卷三)

诗之义也，大矣远矣，肇自宗周，降及汉魏，莫不政治以讽谕，系国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无讳，闻之者伤惧而鉴诫，宁同嘲戏风月、取欢流俗而已哉! 晋宋诗人，不失《雅》《颂》 正，直言无避，颇遵汉魏之风。逮齐梁陈隋，德祚浅薄，无能激切于事，皆以浮艳相夸，《风》《雅》大变，不随流者无几。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王泽竭而诗不作”，“吴公子听五音，知国之兴废”，匪虚谬也。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其亚则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适、建、况、鹄、当、光羲、郊、愈、籍、合十数子，挺然颓波间，得苏、李、刘、谢之风骨，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宜矣。爰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语对为工，以绝声病为能，则有沈、宋、燕公、九龄、严、刘、钱、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实系其数，皆妙于新韵，播名当时，亦可谓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顾陶 《唐诗类选序》)

余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苏轼《东坡后集》 卷九《书黄子思诗集后》)

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 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张戒《岁寒堂诗话》)

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此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同上)

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 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 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 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 (同上)

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四 《答巩仲至第四书》)

魏曹植诗出于《国风》，晋阮籍诗出于《小雅》，其余递相祖袭，虽各有师承，而去《风》《雅》犹未远也。自魏晋至宋，雅奥清丽，尤盛于江左。齐梁以下，不足道矣。唐初尚矜徐、庾风气，逮陈子昂始变，若老杜则凛然欲方驾屈、宋而能允蹈之者，其余以诗名家尚多，有江左体制。至五季，则扫地无可言者。唐人尚不能及，况晋宋乎? 晋宋尚不能及，况《风》《雅》乎? (朱弁 《风月堂诗话》)

尝谓古人之诗，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渊明、谢灵运、韦苏州、王维、柳子厚、白乐天得其冲淡、江淹、鲍明远、李白、李贺得其峭峻，孟东野、贾浪仙又得其幽忧不平之气。若老杜可谓兼之矣。然杜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而韩愈又以古文之浑浩，溢而为诗，然后古今之变尽矣。(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九《答李天英书》)

诗有经纬焉，诗之正也； 有正变焉，后人阐益之说也。伤时之失，溢于讽剌者，果皆变乎?乐府基于汉，实本于诗，考其言，皆非愉悦之语，若是则均谓之变矣欤? 建安、黄初之作，婉而平，羁而不怨，拟诗之正可乎?滥觞于唐，以文为诗者，韩吏部始，然而舂容激昂，于其近体，犹规规然守绳墨，诗之法犹在也。宋世诸儒，一切直致，谓理即诗也，取乎平近者为贵，禅人偈语似之矣，拟诸采诗之官，诚不若是浅。苏、黄杰出，遂悉取历代言诗者之法而更变矣，音节凌历，阐幽揭明，智析于秋毫，数殚于章亥，诗益尽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学诗者咸宗之。(袁桷 《清容居士集》卷四九《书括苍周衡之诗编》)

或又谓： 古诗径叙情实，去《三百篇》为近； 律诗牵于对偶声律，去《三百篇》为远，其亦有优劣乎? 先生曰： 此诗体正变也。自 《选》体以上，皆纯乎正。唐陈子昂、李太白、韦应物之诗，犹正者多而变者少。杜子美、韩退之以来，则正变相半。变体虽不如正体之自然，而音律乃人声之所同，对偶亦文势之必有，如子美近体佳处前无古人，亦何恶于声律哉! 但人之才情，各有所近，随意所欲，皆可成家，二者固同行而不悖也。(傅若金《诗法正论》)

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然非具宏才博学，逢原而泛应，谁与开后学之路哉? (李东阳 《怀麓堂诗话》)

《三百篇》 尚矣，降而楚、盛而汉魏，而三唐，其体愈新，其变愈极。(《明文海》卷二六八车大任《卢子明诗序》)

诗犹海也，《三百篇》为其蓬岛，汉魏晋为其弱流，而唐则犹其中之亶夷渚洲。(桑悦《思玄集》卷五《唐诗分类精选后序》)

诗至三谢，乃有唐调； 香山九老，乃有宋调； 胡元诸公，颇有唐调； 国朝何大复、李空同，宪章子美，翕然成风。吾不知百年后又何如尔。(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诗衰于唐，而备于唐。衰者，汉魏乐府之声变也； 备者，长古律绝之音全也。(唐汝询 《唐诗解凡例》)

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 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唐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 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 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 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 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 无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倡亿和，优人驺从，共谈雅道。吁! 诗至此，抑可羞哉! 夫即诗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一 《雪涛阁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