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薮》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各体诗的源流，注重对各种诗体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的探讨，在对诗人及作品的评论中多有精辟见解; 主张尚格和主变的统一、尚法和重悟的统一，并在明代诗歌论坛上首次倡导以神韵论诗，力求于复古之基础上有所创造。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有较为重要的贡献。此外，在搜集、记述历代诗人、诗作及诗论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对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亦有较大的资料价值。但是应该看到，其将格调与神韵巧为调和，毕竟未能完全脱尽“前后七子”复古论调的窠臼，主变又万变不离复古之宗。郭绍虞认为： “明人复古，却正以复古为变。这在复古运动上找到崭新的理论，又是他(胡应麟)的巧为调和之一。一般反对复古论者都以‘变’为中心，而他却于变的理论上建立他的复古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

陈廷焯，字亦峰，著作除《白雨斋词话》外，有《白雨斋词存》、《白雨斋诗钞》等。《白雨斋词话》卷首有作者光绪十七年(1891年)自序，汪懋琨序、王耕心序、包荣翰跋，许正清跋等。凡八卷共六百九十余则，于评说词人词作中提出自己的词学观点。亦峰论词，首创沉郁说。他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又说：“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从这些话中可以知道，沉郁说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求情思深沉、厚实，意味无穷，蕴藉含蓄。要想做到深沉、厚实，词的思想内容须“怨”和“哀”。亦峰指出：“诗以穷而后工，倚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反浅。”又说：“东坡不可及处，全是去国流离之思，却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所以为高。”这就是说，词的沉郁、忠厚、“幽约怨悱”，与词人的性情际遇有关，乃“身世之感使然”。譬如姜白石即是一例：“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伤心，多于词中寄慨。”而且，亦峰还认为词的沉郁忠厚的内容须通过顿挫婉转的用笔表现出来，如说：“碧山咏蝉诸篇，低回深婉，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可谓精于此义。”他很欣赏那种“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的词作。亦峰论词，一方面吸收浙派词家的“清空”说，赞赏“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另一方面又特别推崇常州派的“寄托”说：“夫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又说“伊古词章不外比兴”，“为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泪，所感者深且远矣”。通过比兴寄托而达到沉郁深厚，这就能创造出“词外有词”、余味无穷的境界。亦峰论词，能取浙、常两派之长而成一家之言，因此《白雨斋词话》刊行后，影响很大，受到广泛的称道。

南宋词人吴文英与周密。吴文英号梦窗，周密号草窗。二人生年相近，风格相若，故人称为二窗。戈载评周密词 《其词尽洗靡曼，独标清丽; 有韶倩之色，有绵渺之思，与梦窗旨趣相侔，二窗并称，允矣无忝。”王鹏运曰，碧山词“揖让二窗”。两人身处南宋之季，其时国运衰微，词风颓废，为流习所染，填词很少关心时局，但求字句音韵的工巧。周密后期作品时有亡国之哀，凄楚悲沉，吴词则晦涩靡丽，有的作品难免给人以 “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折散下来，不成片段”(张炎语) 之感。

许学夷，字伯清。……少学诗，《三百篇》、《楚骚》、古今诸诗，靡不探索而溯其源。既而作 《诗源辩体》，历四十年，十二易稿，业乃成。其首论曰：“诗自 《三百篇》以迄于唐，其源流可寻而正变可考也，学者审其源流，识其正变，始可与言诗矣。古今说诗者无虑数百家，然实悟者少，疑似者多。钟嵘述源流而恒谬，高棅序其正变而屡淆，予甚惑焉。于是《三百篇》而下，博访古今作者凡若干人，诗凡数千卷，搜阅探讨，历四十年。统而论之，以 《三百篇》 为源，汉魏六朝唐人为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析而论之，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至陈梁而古诗尽亡; 律诗以初盛唐为正，大历、元和、开成为变，至唐末而律诗尽敝。既代分以举其纲，复人判而理其目。诸家之说，实悟者引证之，疑似者辩明之。反复开合，次第联络，积九百五十六则，凡十二易稿而书成。爰自《三百》，下至五季，采其撰论所及有关一代者一百六十九人并无名氏，共诗四千四百七十五首，以尽历代之变，名曰《诗源辩体》。宋、元、皇明，别为论次。”……故其书虽论述古人，而源流正变、消长盛衰，阐泄详明，褒者得其髓，贬者砭其骨，宏博精诣，集诗学之大成。学者至是，而知有所归矣。 (恽应翼《许伯清传》) 诗论著作。明许学夷著。分前、后集。前集三十六卷，论先秦至晚唐诗歌;后集纂要二卷，论宋元明诗。其《自序》批评明代诗坛称：师齐梁、师晚唐季宋者“于道为不及”，七子派以汉乐府为作诗的鹄的“于道为过”，公安派、竟陵派“背古师心，诡诞相尚，于道为离”。其意似欲折衷诸家，但全书详于唐前而略于宋元，至谓“古诗至于汉魏，律诗至于盛唐，其体制声调已为极至，更有他途，便是下乘”，所论仍以七子派为宗。所谓辩体，主要是从体裁形式和艺术风格方面论述历代诗歌之发展衍变，以《三百篇》(《诗经》)为“源”，汉魏盛唐为“流”，元和之后为“派”。“源”与“流”为正，“派”则为变。一般说来，全书扬正抑变，然对韩(愈)、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四家亦肯定其为变中之美者。此外又以两卷篇幅历论自曹丕、沈约以来数十家诗论及自《文选》而后三十种诗歌选本，所述虽简，但一千余年诗歌批评演变的线索已约略可见。其中对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诗薮》推崇备至，亦反映了许氏的批评倾向。全书叙述详尽，条分缕析，系统俨然，对后世关于中国诗歌史的研究有相当的影响。

子弟书是“鼓词”的一个支流，可说是我国满族的曲艺样式。约创始于清乾隆年间，此后直到清末，盛行于北京及东北地区。震钧《天咫偶闻》：“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 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子弟书”的乐曲今已失传，但保留到现在的不少作品，仍活在各种曲艺舞台上， 备受群众欢迎。如《烟花叹》、《厨子叹》、《逛护国寺》等，皆直接取材于社会生活，而“子弟书”代表作家马松窗、韩小窗的《鹊桥密誓》、《黛玉悲秋》等作，则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而成。道光年间，奕赓曾编成《集锦书目》，收有200种“子弟书”的篇目。 1954年， 傅惜华编著的《子弟书总目》，共著录公私所藏“子弟书”400余种， 1000多部。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子弟书丛钞》(关德栋、周中明编)，则是一部“子弟书”作品选集。“子弟书”上承唐代的“变文”，明、清的“弹词”、“宝卷”和直接发展于北方的“鼓词”，在艺术形式上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是篇幅短小精悍，一般只有一两回或三四回，几十句到几百句， 10回以上很少，最长的如《全彩楼》(演唱吕蒙正故事)也只有32回。二是“词婉韵雅，如乐中琴瑟”(闲园《金台杂俎》)。与“弹词”和“鼓词”有说白部分不同，“子弟书”完全用韵文写成，每两句叶韵，每回限用一韵。韵目为北方戏曲通用的“十三辙”。三是句式自由灵活，以七言为主，但可根据文义添加衬字，有的一句多达十多个字，如韩小窗《卖刀试刀》第一回开头即是。

鼓词，说唱相兼的一种曲艺样式。用鼓和三弦等乐器伴奏。自明末起流行于北方。 与“弹词”一样，也是由“陶真”和“词话”发展而来的。今传最早的“鼓词”作品，是明天启年间刊刻的《大唐秦王词话》(一名《秦王演义》)， 写秦王李世民征伐群雄统一中国的故事。韵文为十字句，与“弹词”相同。“鼓词”这一名称，最早见诸明末清初的贾凫西著作，他的《木皮散人鼓词》，都是抒发个人内心愤懑不平之作。“鼓词”韵散相间，唱词为7字或10字句，句式较灵活。“鼓词”可大别为二：一种是又说又唱的成本大书，习惯上称为“鼓词”;另一种则是只唱不说的小段，习惯上称为“大鼓”。“大鼓”出现较晚，是从“鼓词”“摘唱”来的，即从“鼓词”中摘取精彩的片段来演唱。清中叶前后，“大鼓”渐趋兴盛，成为另一种曲艺样式。现存“鼓词”作品，比较著名的有《呼家将》(一名《肉丘坟》)、《蝴蝶杯》等，其中《封神演义》的车王府钞本， 长达220册， 至少要几个月才能说完。

民间说唱形式。俗称“鼓书”。鼓词的名称起于明代，今存明代作品有《大明兴隆传》、《乱柴沟》等。清初以后鼓词演唱相当兴盛。北方鼓词主要流行于河北、河南、山东、辽宁以及北京、天津等地，南方主要有江苏的扬州鼓词、浙江的温州鼓词等。北方鼓词有两种演唱方式：一种是艺人自击鼓板，无乐器伴奏，主要流行在农村，曲调较朴拙。一种是艺人自弹三弦说唱，称“三弦书”或“弦子书”，有时另有琵琶、筝等伴奏，农村城市都有流传。南方鼓词则另有源流。据《扬州画舫录》载：“大鼓书始于渔鼓简板说孙猴子，佐以单皮鼓檀板，谓之段儿书;后增弦子，谓之靠山调。”扬州鼓词今已不传。温州鼓词源于明代祀神演唱的“唱太平”、“灵经”、“娘娘词”。近人著述中有鼓词源于唐代变文，或源于元、明两代词话两种说法。

弹词，曲艺的一个类别。明嘉靖年间已有关于弹词的记载。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记杭州事：“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万历间沈德符《野获编》卷一八记北京事：“其魁名朱国臣者，……畜二瞽妓，教以弹词，博金钱，夜则侍酒。”由此说明弹词形成初期，广泛流行于我国北方和南方。起源有二说：一说源于宋代的陶真，根据是陶真流行于江浙，明人所记陶真唱词为七言体制，与弹词唱词相同。一说源于词话，根据是除两者体制相同外，明人每有“弹唱词话”(见《徐文长佚稿》卷四《吕布宅》诗“序”)、“弹唱说词”(见盛于斯《休庵影语》)等说，弹词当是“弹唱词话”等的省文。另有源于诸宫调等诸说，但无确证。其形式，早期有鼓板伴奏和弦索伴奏两种。明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人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或以为词话在其演变过程中，渐分化为鼓词和弹词，而当时均称“弹词”，至明末始加区分。清康熙后，弹词在我国江浙一带流行，北方则有称它为南词的。如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和《白雪遗音》等均称弹词为南词。嗣后弹词随流行地区的方言和使用的音乐曲调不同而衍化成苏州弹词、扬州弹词、四明南词等。近人并有将广东木鱼书、福州评话归在弹词一类中的(见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自明代以来，流传的弹词作品甚多，均为长篇，今存者在二百种以上。郑振铎按其体制和所使用的语言，划分为“国音弹词”和“土音弹词”两类。前者如《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天雨花》、《再生缘》等;后者如《玉蜻蜓》、《珍珠塔》、《三笑姻缘》等。

宋话本，话本原是“说话”艺人底本，是随著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早在唐朝的通俗文学中，就出现了话本这一形式，到宋代，话本渐趋成熟，标志著中国小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宋代，城市工商业空前繁荣，在汴京、杭州等城市里，各种瓦肆技艺应运而生。“瓦舍”(即民间说话艺人的演出地点)大量出现，为话本小说的流行提供了条件。据记载，属于说话范围的有四个科目：一、“小说”，二、诨史，三、讲经，四、合生或说诨话。其中以“小说”，讲史为最重要，影响也最大。“小说”大多取材于当时市民生活和民间传说，故事短小，现实性强，因此最受欢迎，“讲史”叙说历代史书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故事较长。现存宋元话本“小说”，包括《京本通俗小说》的全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大部和《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小部分，约40篇左右。话本的思想内容，大多以当时城市现实生活为题材。其中主要人物是城市下层人民，一些优秀作品，揭露并鞭挞了封建统治阶级，歌颂被压迫者尤其是妇女的反抗斗争，赞扬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爱国精神。这类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现存宋话本“小说”，以爱情、公案两类作品为最多，成就也最高。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表现的是市井细民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尤其突出了妇女斗争的坚决和勇毅。《碾玉观音》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是这类作品中成就较高之作。《碾玉观音》以碾玉观音作为线索，叙述王府奴婢璩秀秀追求爱情和自由而不得的悲剧。故事取材于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情节曲折离奇，富有浪漫色彩。下篇写主角秀秀横被王府打死，死后成为鬼魂，热情、勇敢的性格，仍顽强不变，充分反映了下层市民在官僚地主的高压下受到迫害及其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这和一般话本小说中用神鬼故事来宣扬封建迷信的作品，是不可等量齐观的。以社会讼狱事件为题材的公案类作品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错斩崔宁》和《大闹禁魂张》是这类小说中较有特色的作品。《错斩崔宁》描写崔宁和陈二姐，被卷入因十五贯钱而引起的谋杀案中，结果在昏官严刑拷打之下，被迫招供，被判处死刑。在作品中作者愤怒地遣责了草菅人命的封建官吏。另外，如《简帖和尚》、《郑意娘传》等作品，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宋话本在艺术上比以前的小说有了新发展。首先它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动人。其次，它已开始运用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来刻划人物性格，还有的描写了人物的内心活动。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城市下层人物形象。无论从语言上、结构上，都比唐传奇前进了一大步，对后来小说、戏曲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赋话。清李调元(1734—1802)撰。十卷。调元有《童山文集》已著录。此集为作者视学广东时指导诸生王赋的讲义。成书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戊戌)。分《新话》(六卷)、《旧话》(四卷)两编。前有自序，谓曾参考杭郡汤稼堂前辈《律赋衡栽》一书。《新话》于汉魏至明历代名赋中“撮其佳语”，评点论析，“以教之，使知(赋)法”，著重于典型作品分析。《旧话》则从史籍、杂著中摘录赋人轶事，间附按语。论中以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为宗旨，提倡“工丽密致而不，诡于大雅。”认为以文为赋，“专尚理趣，则文采不赡。”赋中重律赋，律赋中又特重唐赋之气派、起势，讲究相题立制造字练句。谓“作赋起法切要堂皇整肃，遇大题目，更宜留心。”而小赋体物宜工，蕴含极富。其论虽以记事为主，但资料丰富，观点鲜明，卓有见识。盖调元自长于赋，曾作《峨眉山赋》(见《童山文集》)意气豪荡，颇得赋法。此编于赋体之产生、源流、发展及赋学理论论述颇精，可备参考。

史记三家注，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及张守节《史记正义》之合称。三注本各单行，至北宋始将三书注文皆散列于《史记》正文下，合刻为一编。三书先后递补，相得益彰。大体说来，《集解》以征引广博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为长， 《正义》以详释地理著称。对《史记》研究起到积极作用。三家著力于史实考订与补正，如《夏本纪》载“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索隐》、《正义》均指出帝相被篡，其间历经羿、浞二世，凡40年(一说百年)，少康方得以复国中兴，《本纪》一字不载，是为疏略。《殷本纪》载汤在位时，伊尹作《咸有一德》。司马贞据《尚书》指出“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时，太史公记之于斯，其言又失次序。”对《史》、《汉》之异同，三家注或略作提示，或具列歧异，以资探讨。对《史记》宗旨、体例、笔法等，三家亦时有论述发明。凡此种种，均有功于《史记》。三家注亦间有穿凿附会处，或疏而不通，或曲解正文，历代学者已有指陈。三家注旧本已失传。现存最早的本子有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此外有明嘉靖、万历间南北监所刻《二十一史》本、毛晋汲古阁所刻《十七史》本及清乾隆间武英殿所刻《二十四史》本。其中武英殿本最为流行。今中华书局标点本，最便阅读。

《唐宋八大家文钞》，总集名。明代茅坤(1512—1601)编。坤字顺甫，号鹿门，浙江归安(今吴兴)人。嘉靖进士，官至大兵备副使。因不满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拟古主张而推崇韩、柳、欧、苏等唐宋古文，与王慎中、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有《茅鹿门集》行世。是钞计164卷，选录唐宋八大家之文，其中韩愈文16卷，柳宗元文12卷，欧阳修文32卷，后附《五代史抄》20卷，王安石文16卷，曾巩文 16卷，苏洵文 16卷，苏轼文28卷，苏辙文20卷。每家各为之引说，并录入各家本传，所收作品每篇均有圈点评说。此书旨在宣扬八家作品中得“六艺”之遗者，于韩愈尤为推崇。其评述文章艺术形式，亦不出八股文笔法的范围。编成之后，风行海内，影响甚大，“唐宋八大家”之名因此成立。但辞赋作品选录不多，于阅读、研习辞赋作用较小。此书有明万历刻本，清代书坊刻本。《四库全书》本查寻较便，并附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叙》一篇及《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

三言二拍，明文学戏曲家冯梦龙(1574—1646)所辑话本集《喻世明言》24卷、《警世通言》40卷、《醒世恒言》40卷和明小说家凌蒙初(1580—1644)所编著的《(初刻)拍案惊奇》36卷、《(二刻)拍案惊奇》39卷的简称。冯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墨憨斋主人等，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曾任明寿宁知县。后参与过明末清初反抗清兵南下的活动。重视小说、戏曲、俗文学，藏书颇丰。相传“三言”就是应书贾的要求，在他的丰富藏书中选辑成书的。语见明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药饮人，吾不知视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发行后深受欢迎，启发了凌蒙初将“可新听睹、佐谈谐”的“古今来杂碎事”编著为“二拍”。凌氏字玄房，号初成，别署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湖州)人。生平创作拟话本小说最多。“二拍”亦被并称为“两刻”。语见明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馀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也。”“三言”、“二拍”在中国通俗小说史上颇为知名。其中“三言”收话本120篇，“二拍”收80篇(其中一篇重复，一篇系杂剧)。它们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不仅在当时文坛上，而且对后来文学都有不小影响。清初抱翁老人从中选刻的《今古奇观》40卷和此后所出的《今古奇闻》22卷、《续今古奇观》30卷均以其为祖本。

明万历年间沈璟、汤显祖围绕戏曲创作中如何处理声律与文辞关系而展开的一场理论探讨。二人虽未直接对垒，但由于观点针锋相对、影响深远，故后人称之为“沈汤之争”。声律、文辞是戏曲曲词创作中矛盾统一的两种艺术因素，声律反映曲词的音乐性、演唱性，文辞反映曲词的文学性，要求两者辩证统一，以充分表现戏曲的审美魅力。嘉靖时何良俊提出“夫既谓之辞，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曲说》)，以后，王世贞等人即已对此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汤显祖强调主体的创作精神，认为艺术创作“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答吕姜山》)沈璟则从戏曲是表演艺术的本体特征出发，以为“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著意斟量。”(《博笑记》卷首)这场争论的实质已不局限于戏曲曲词创作中音律、文辞以孰为主之争，而且有如何对待戏曲形式与内容、“守法”与“尚趣”辩证统一的意义。双方的论点，各自吸引了一批追随者，形成晚明戏曲创作中的“临川派”和“吴江派”的对垒。论争充分阐述了戏曲音律与文辞的审美价值，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戏曲创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并以其创作实绩，从演出要求和内容两方面有力地阻遏了泛滥于当时剧坛的时文风与道学气，推动了戏曲的健康发展。但双方的偏激之言，则暴露了他们有所偏废的片面性，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王骥德、吕天成认为沈、汤的优劣可以互补，提出“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公正地评价了两家之论。正是在这场争论的基础上，才取得了对辩证认识音律、文辞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四分法，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之一。亦称“四部分类法”。即将图书划分为四部，每一部中再划分若干类的分类体系。这一分类法始于魏晋时代。晋荀勖编纂的《中经新簿》(又称《晋中经簿》)，是目前可考的最早采用四分法编排的图书目录。分甲、乙、丙、丁四部，收录相当于后代经、子、史、集四类的图书。东晋李充编纂《四部书目》，改以乙部收史类图书，丙部收子类图书。《隋书•经籍志》用经、史、子、集代替甲、乙、丙、丁为四部命名。此后，历代编纂的使用“四分法”编排的目录，虽在类名及隶属图书等方面略有差异，但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次序，再无更动。“四分法”是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一种分类法。现存的古代目录，大部分是依“四分法”编排的;现代目录中的古籍目录，以及一些图书馆的馆藏古籍，还是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四部分类体系来编排、组织的。

六分法，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之一。即将图书区分为六大类，每一大类再区分为若干小类的分类体系。目前可考的最早运用“六分法”编排图书的，是西汉刘歆所撰的《七略》。《七略》所著录图书，分隶于《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略”，加上总括全书的《辑略》，合称《七略》。“六分法”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图书分类法，对后代的图书分类有一定影响。隋唐以前历代编纂的书目，很多是按照在《七略》分类法基础上改进的“六分法”编排的。但这些书目，多已亡佚，现存的以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为最早的一种。

七分法，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方法之一。即按图书内容将其分为7大类。以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为主要代表。前者分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和图谱志;后者分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佛法录和仙道录。

《翰林论》，李充著。晋代的文论专著。《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载：“《翰林论》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五十四卷本可能本名《翰林》，是一部规模相当大的文学作品集，《翰林论》三卷则专录评论文，它们二者有似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与《文章流别志论》的区别。《翰林论》后来也亡佚，《全晋文》辑有十数则残文。现存残文中简要的文体论，显然与《典论•论文》、《文赋》的文体论一脉相承，所不同的只是加入了一些作品例证。它在论述各种文体时，先以一二句概括某种文体所应遵循的风格特点，然后再举出名家名作以为示例。从作者赞美曹植的表和嵇康的论“可谓成文”，推重陆机、潘岳之文来看，他相当看重作品的文采，同时，也强调作家必须适应每一文体的文体风格，如“表”和“驳”这两种体裁就不应以“华藻为先”。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评本书说：“观其所取，盖以沉思翰藻为贵者，故极推孔、陆而名曰‘翰林’。”这一推测看来是比较合理的。由于它在体例的完备和论述的深度上没有显著的特色，所以《文心雕龙•序志》篇说它“浅而寡要”。

《文章流别论》，理论批评著作。西晋挚虞撰。挚虞长于文笔，著述不倦，《晋书》本传说他：“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隋书•经籍志》则著录其《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综合以上著录及其它材料，今人或以为《文章流别集》是编选前人作品的总集，按照文体，以类相从;《志》是附在文前的作者小传，有助于论世知人，理解作品;《论》则是附在各类作品之前对该文体渊源、特点、流变的论述。三者实不可分，而今均已佚失。倘说《文章流别集》属“总集”性质，则《文章流别论》属文学理论批评。两汉以来，创作渐趋繁荣，形式多种多样，而区分各类文体的艺术特征以便于写作中准确把握，亦逐渐为人们所注目。早在曹丕《典论•论文》，便曾论及八种文体;与挚虞同时而略早，陆机《文赋》更扩至十种文体。但二者于各体特点均画龙点睛，语焉不详，且未涉及各体源流变迁。锺嵘《诗品序》称“挚虞《文志》，详而博赡”，即指《文章流别论》而言，可见其所分文体较前人为多，论析较前人为详。今虽不得睹其全貌，但仅据清人严可均所辑得的十二条，便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杂文、碑、图谶等十二种，并较为详细地探其源流，判其优劣。如论赋，先称其为“敷陈之称，古诗之流”，界定其名称含义，追溯其源自《诗经》“赋、比、兴”之“赋”; 次论其写作原则为“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借助形象，陈说情志;再述其流变： “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而汉代贾谊之赋则可与屈原并肩;最后论后世之赋的痼弊，为“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端。这在文体批评史上实有开创性意义，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论述三十余种文体，自称其程序为 “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项，与挚虞论赋著眼点大致相同，足见其影响。在论文体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挚虞也时有精到之见。如说“兴者，有感之词也”，不同于前人的定义，反映出魏晋以来 “兴”义的新发展;前述论赋的四“过”，亦能击中汉大赋的要害。但挚虞是正统的儒者，不免时露保守观念与宗经思想，如强调文学的政教风化功能，认为“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显然对新兴的五言诗持不赞成态度。《文章流别论》的佚文，严可均所辑的十二条收入《全晋文》卷七十七;另外近人范文澜又辑得两条残文，见其《文心雕龙• 序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