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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3 日，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9 月4 日，表彰不畏   强横、敢于上书的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同时把阻挠王照   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等六人革职。9 月5 日，赏杨锐、   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擢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四章京代皇帝   批阅奏章，草拟谕旨，官职小而权力大。9 月 7 日，把名声恶劣的李鸿章逐   出总理衙门。       光绪皇帝的变法诏令和措施受到维新派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身历其   事的罗振玉后来回忆说：变法之事 “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                            ①   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 但这些人多是不当政的知识分子和没有实权的官   员，而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的大员们，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外，几乎没有   人执行变法诏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采取拖延手法，直隶   总督荣禄、两广总督谭钟麟等则置若罔闻。变法运动因此没能取得多少实效。                                 二 戊戌政变       戊戌变法要逐步改变旧制度，它必然侵犯到与这个制度密切联系的那些   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因此它一开始就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   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而洋务派在短暂地观望之后，也站到反对派的立场上去。       变法开始后，住在颐和园的慈禧太后就着手部署，极力控制局势。6 月   15 日即“定国是诏”发布后第四天，慈禧迫令光绪一天中连下三道上谕：第   一、免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及其他一切职务，驱逐回籍。这是为了孤立光绪。   第二、新授任的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到慈禧太后前谢恩。按例，太后归政以   后就不再接见官员，此举打破了成例，是为了防止光绪破格任用新人。第三、   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 （不久实授），统领北洋三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   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这样，精锐的北洋三军就牢牢地掌握在   顽固派手中。       从 6 月16 日到24 日，慈禧又迫令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   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乌枪营，刚毅掌管键锐营，从而使顽固派完全控   制了京城防卫。此后慈禧静观事态发展，伺机而动。       到8 月，变法触及到官制改革，直接危及到一部分当权者的现实利益，   新旧党争迅速加剧。特别是9 月初王照事件之后，由于光绪一怒之下将礼部   尚书和侍郎共六人全部罢免，使顽固派震恐异常，人人自危，此后新旧党争   已表面化。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率领内务府官员数十人以及太监李莲英等，   环跪在慈禧太后面前，痛哭流涕，请求太后废掉光绪，重新训政，太后笑而   不答。       8 月24 日，光绪谕知将在10月 （阴历九月）间与太后一起到天津阅兵。   此后风传在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维新派不辨真伪，非常紧张，几经筹商，   决定建议光绪皇帝亲自掌握军权，以防不测。9 月初，康有为上密折， “请   仿日本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胃而统之”。   究竟谁是 “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呢？康有为分折了几个握有重兵的将领   之后，认为袁世凯最合适，因为袁世凯 “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 ① 罗振玉： 《贞松老人遗稿》，《戊戌变法》，第4 册，第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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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与同办强学会”。 于是，他一面请徐致靖奏保袁世凯，一面亲自上密折，“请                  ①   抚袁以备不测” 。光绪心领神会，于9 月12 日传谕袁世凯觐见。16 日召见   袁世凯，赏候补侍郎，责成专讲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此举引起   后党惊惧，荣禄立即调动军队，以防他变。他造作谣言，说英国和俄国将在   中国海开战，所以调聂士成军驻天津，董福祥军进北京，命令袁世凯迅速回   防。京津一带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18 日，林旭交给康有为两道光绪从颐和园发出的密诏，一道是15 日交   给杨锐带出的，一道是 17 日交给林旭带出的。前一道是写给杨锐、刘光第、   谭嗣同、林旭的，内容是说他已感到皇位要保不住了，要求杨锐等迅速筹商   一个既可以使旧法 “渐变”，又不违背太后“圣意”的两全之策。后一道是   写给康有为的，内容是叫康有为迅速到上海去督办 《时务报》，暂避风头。   康有为接到密诏后，急忙找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商议，一时束手无策，   最后决定铤而走险，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要他举兵勤王。当晚，谭嗣同   秘密到京郊法华寺去见袁世凯，要他亲自率领敢死将士数百名，拥光绪皇帝   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慷慨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又表示立即   举兵勤王有困难，他说： “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   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                                        ②   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 谭嗣同无奈，只好同意等到天津阅兵   时再作计议。       20 日，袁世凯向皇帝辞行，然后乘火车回天津，立刻向荣禄告密，荣禄   大惊，急商对策。这时恰好叶祖圭等人也来到荣禄处，打断了他俩的谈话，   不得已，只好约定第二天再谈。第二天，荣禄和袁世凯继续商议，两人感到   事情涉及到皇上很不好办，准备再找几个亲信计议。傍晚，御史杨崇伊从北   京赶来，报告太后已于当日宣布垂帘训政了。       原来，18 日那天，杨崇伊写了一道请太后“即日训政”的密折，请庆亲   王奕劻呈给慈禧太后。密折不长，却足以打动太后。密折攻击康有为、康广   仁、梁启超等 “煽动天下士心”，“不知何缘，引入内廷”；攻击光绪皇帝                                                                      ①    “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 “引入   内廷”，是清朝制度所不允许的，尤其为太后所忌讳； “斥逐老成”，就是   排斥后党， “位置党羽”，就是加强帝党，这在本质上是向太后夺权，自然   不为太后所容。密折还煽惑说光绪将任用伊藤博文： “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   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这种说法虽不符合事实，却也事出有因。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来中国   访问。据报导，在他到达北京前后， “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                                  ②   顾问官，……持此议者甚多。” 慈禧太后并不很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害   怕他们掌握武装，更怕他们与外国势力勾结起来。而光绪皇帝将于20 日会见   伊藤博文，袁世凯也将于同日陛辞出京。慈禧对此不能不严加防范，并决定   乘时政变。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第 159 页。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第 160、161 页。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第 160、161 页。 ①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 页。 ②  《伊藤至北京情形》，《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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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到密折的第二天即 9 月19 日，慈禧带领随从，匆忙从颐和园赶回皇   宫，严密控制光绪。20 日光绪会见伊藤博文和召见袁世凯时，已在太后的监   视之下。21 日，慈禧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并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    “吁请太后训政”，又密令捕拿康有为和他的弟弟康广仁。秘密逮捕令未列   谭嗣同的名字，说明在政变时慈禧还没有从荣禄和袁世凯那里得到关于维新   派密谋的奏报，有关奏报是此后才得到的。24 日，清廷谕令捕拿谭嗣同、林   旭等。28 日，处决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29 日，   宣布康有为、谭嗣同等 “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③的罪状。此后，大部   分新政被推翻，被裁撤的衙门又恢复了，八股取士也恢复了，但也保留了一   部分新政，申谕 “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                                    ①   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 ，京师大学堂继续筹办。       在 9 月21 日政变那天，康有为正在从天津开往上海的一艘英国轮船上，   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他逃到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人员的帮助下，从天津   乘船逃到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他向友人表示：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   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         ②   始。” 临刑时，他从容吟诵一首绝命辞：“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                ③   快哉快哉。” 为变法英勇献身。       从 6 月11 日光绪皇帝发布 《定国是诏》开始，到9 月21 日慈禧太后宣   布训政，变法共进行了 103天，史称 “百日维新”。                              三 戊戌变法的意义       短暂的戊戌变法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   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在 19世纪末，中国资   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维新派在鼓吹变法的时候，就不得不从其他阶   级中寻找同盟者，甚至是依靠对象。当时他们可以选择的同盟者有封建地主   阶级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由于他们和封建地主阶级有较多的联   系，就自然在这阶级中寻找同盟者，面对劳动群众则采取轻蔑和敌视的态度，   他们鼓吹变法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 “辍耕于垄上”的陈胜式的人物又揭   竿而起。而在中国近代，劳动群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主体力量，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参加，就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也不   能使任何有损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改革获得成功。       维新派所联络和依靠的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主要是帝党，但是帝   党，包括光绪皇帝在内，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和力量，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以及依附于它的洋务派，顽固派和洋务派   的力量远远超过维新派和帝党，这就决定了变法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       变法的失败与维新派在变法理论、策略和措施上的错误也有密切的关   系。维新派的变法理论主要是康有为写的两部书—— 《新学伪经考》和《孔   子改制考》。据梁启超说，这两部书刊行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像 “大 ①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427 卷，第2 页。 ② 梁启超： 《谭嗣同传》，《戊戌变法》，第4 册，第 53 页。 ③  《谭嗣同全集》，第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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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飓风”，像 “火山大喷火”。但是胡思敬却说这两部书 “未足倾动士林”。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前者是从社会反应的角度说的，后者是从社会接受的   角度说的。这两部书刊行后的确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主要是一片反对的声浪，   接受的人却寥寥无几。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和洋务派自不必说，就是在维新派   和帝党分子中也很少有人接受。著名的维新人士黄遵宪、章太炎、唐才常等   都表示不赞成康有为的今文经说和孔教说，连梁启超也不时流露出怀疑情                                                               ③   绪。帝党中坚翁同龢说 《新学伪经考》是“说经家一野狐也”。在读了 《孔   子改制考》之后，他向光绪皇帝说康有为 “居心叵测”，他已经不和康往来       ④   了。至于光绪皇帝，虽然大量采纳康有为的变法建议，却诏令禁毁这两部书，   尽管康有为一再申辨说这两部书对变法有利，但光绪不为所动。如果一种理   论连自己的同党和同盟者都不能征服，还能让谁信服呢？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之所以缺乏征服人心的力量，是因为它本身存在着严   重的错误和缺点。康有为杂糅西学和今文经学构建起他的变法理论，他宣称   古文经都是伪经，今文经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这种说法过于武断，缺   乏历史根据。他又用西学来解释今文经说，随意附会，竟把孔子美化为 “民   主圣人”，十分荒唐。实在说来，康有为的两部书虽然在批判旧学方面发起   一场 “总攻击”，但未能树立起正确的理论观点。由这两部书所引起的今古   文经之争几乎淹没了变法的主题，干扰和阻碍了变法运动。       维新派在变法策略和措施方面的主要错误是 “躁进”。戊戌变法不是革   命，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它的每一步骤、每一措施不仅应该有进步意义，   而且能够为社会所接受，所承受，必须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其中既包   括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也包括统治者的适当利益。但是康有为和年轻的光   绪皇帝都缺乏政治经验，他们急于求成。在短短的 103天中，光绪竟发出上   百道新政诏令，社会怎么能够承受得了？更何况这些诏令只有原则要求，没   有配套措施。譬如，废八股，改策论，这使成千上万士子在毫无思想准备的   情况下断送了前程，无怪乎他们中有些人声言要打死康有为。再如裁并衙门，   没有任何善后措施，使一部分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一夜之间便无以为生，这就   不能不造成混乱。当时有人这样描写太仆寺被裁撤后的情形： “寺中自奉旨   后，群焉如鸟兽散，阒其无人，匪特印信文件，一无所有，即厅事户牖，均   已拆毁无存。”这位作者又接着写道： “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   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                       ①   有民不聊生之戚。” 再看看细小的改革，如修整北京街道，吏役们把街头摆   摊的小贩撵得鸡飞狗跳，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变法除了得到少数开明人士   的支持外，一直没有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反而不断地激起反对的声浪。这恰   好给顽固派的政变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导致变法失败。       尽管维新派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他们毕竟是站在那个时代前列的政   治力量，他们的变法主张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维 ①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② 胡思敬： 《戊戌履霜录》第2 卷。 ③  《翁文恭公日记》，第34 卷，第43 页。 ④  《翁文恭公日记》，第37 卷，第 53 页。 ① 陈夔龙： 《梦蕉亭杂记》，第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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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派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他们鼓吹变法的首要目的   却是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在历次上书中，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   侮、图存。光绪皇帝进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外强的侵逼。在慈禧太后发动   政变那一天，她当面指斥光绪： “变乱祖法……背祖宗而行康（有为）法，   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 “是固自己胡涂，洋人逼迫太急，欲                                                          ①   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在慌乱中的光绪皇   帝仍然说明了列强的侵逼和变法的关系。虽然，短暂的戊戌变法没能达到自   强御侮的目的，但它仍具有重要的爱国救亡意义，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   一个新水平。       戊戌变法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不是洋务运动的简   单继续，而是有质的飞跃。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戊戌变   法则是要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   荒的，它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   传 “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   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地说，   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   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 “诗界   革命”、 “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   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① 苏继祖： 《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1 册，第 346—3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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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一 反洋教斗争的发展      甲午战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显然存在两个层次：维新派在社 会上层发起维新变法运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包括部分爱国士 绅，则在社会下层掀起了反侵略反洋教的斗争。到戊戌变法失败，后者的斗 争更勃然兴起，汇成了波澜壮阔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此次运动以山东、直隶交界地区为中心，首先在北方兴起，是因为这里 的民族矛盾更为集中和尖锐。在甲午战争中，辽宁、直隶、山东各省备受日 寇的蹂躏；战后，列强强占租界港湾，这里复首当其冲。尤其是各国夺得的 津榆铁路、京津铁路、京奉铁路榆锦段、芦汉铁路芦保段和胶济铁路等，其 时先后动工修筑，随意毁坏线路上的村庄、田地和坟墓。侵略者的暴行使铁 路沿线广大的人民群众倾家荡产，陷入绝境。国恨家仇激励他们 （包括同样 受伤害的部分士绅）迅速地站到了反侵略斗争的第一线。      但是，具体说来，义和团运动又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所以，它既是战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产物，又是中国人的长 期反侵略、反洋教斗争的总爆发。      所谓洋教，指的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西方宗教。鸦片战争后， 各国传教士纷纷来华，凭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到处设立教堂、教会。到 19 世纪末，在华传教士多达3300 人。天主教、基督教的修会、差会约80 个。 其中，属于天主教的会堂、大小教堂，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就有 4000 多处。基督教各差会设立的总堂，全国也有约500处。      应该说，传教士中不乏真诚的传布者，其中少数人从事开医院、办学校、 译西书等文化活动，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 其作为整体，无疑是西方殖民势力侵华的工具。他们遍布城乡，建立教堂， 招收教徒，并无视中国官府法令，自立门户，俨同敌国，包揽词讼，无恶不 作，成为中国人民最痛恨的恶势力。所以，从 1861年贵州官民驱逐洋教士开 始，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怒火迅速燃遍湖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 南、直隶、内蒙、云南、西藏、福建各省区。1870年更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天 津教案。时天津法国教堂涉嫌迷拐幼童，激起公愤。而法国领事丰大业却非 常骄横，竟开枪杀人。群众怒不可遏，当场将他打死，并焚毁教堂，杀死外 国教士等20 人。法、英、美、俄、德、比、西等国联合向清政府抗议，并调 兵舰示威。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亲到天津处理此案。曾屈服于压力，杀 民谢敌，判群众20 人死刑 （后4 人改缓刑），天津知府、知县等25 人充军， 赔款49 万两白银，派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赴法道歉。      曾国藩以大学士直隶总督之尊，如此结案，不啻树立一个样板，使得官 员每遇民教纠纷，为了保住自己的前程，总是偏袒教会和教民，敢于主持公 道抗拒洋教会的官员少了，洋教会的气焰更高了。而一般老百姓受教会和教 民欺侮，告状得不到公平审理，便会直接采取行动，于是所谓 “教案”更连 绵不绝。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60 年间，由传教士激起的大小  “教案”共达400 余起，大部分集中在 19世纪的最后30 年。而规模大、影 响巨的教案，又以 1870年以后为多。例如：      1890 年在四川大足县兴起反洋教斗争并和前来保护教会镇压群众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