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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进行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是列强确立、保持、强化在华势力范围的军事基   地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据点。       通过资本输出、抢夺路权矿权、强占租界港湾等方式和手段，帝国主义   各国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取得了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地位的优势，为了确保和   扩大优势，各国或者迫使清政府发表声明，保证不把它们已取得优势的地区   出让给其他国家，或者彼此间达成协议 （有时只是一种默契），承认对方在   中国某一地区具有特殊利益，这就是所谓划分势力范围。       从 1897年3 月法国强迫清政府向它保证把海南岛给它“作为停船趸煤之   所”而永远不让与任何他国，到 1898年4 月日本迫使清政府发表声明保证不   割让福建，在一年多时间里，列强已基本划出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大体上，   俄国的势力范围在长城以北，德国在山东，英国在长江流域和云南、广东两   省的一部分，日本在福建，法国在广西和云南、广东两省邻近越南的地区。                       二 美国的对华 “门户开放”政策       当列强争相在中国强占租界港湾、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忙于和   西班牙争夺菲律宾，一时顾不上参加瓜分中国，但是它对自己的在华利益十   分关注，并且怀着和其他列强同样的侵略野心。       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经济获得更大发展，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领   先地位，号称 “世界工厂”的英国也落在它的后面。生产的发展，产品的增   加，资本的积累，使美国资产阶级急迫要求在海外开拓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   而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中国则被美国工商界看作是一个 “不可   估量的”、 “最大的世界市场”。但是在美西战争之后，列强在华的势力范   围已经大体划定，重要和富庶地区都被分割占有，美国已很难插足，它无论   要划出一片势力范围，还是要抢夺一个海港，都必然要和其他列强发生尖锐   冲突。美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能同其他列强相比，因此美国政府不能凭借武力   去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工商界也不欢迎划分势   力范围，它有更大的野心，它要拥有整个中国市场。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   美国没有在华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而是宣布 “门户开放政策”。       1899年 9 月 24 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训令驻英、德、俄、法、日、意   六国公使，向各驻在国政府递交一项照会，要求各国同意在华实行美国提出   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的要点如下：       1.各国对于他国在中国所取得的任何 “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条   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干涉。2.中国现行的约定关税率，对于运往    “利益范围”内一切口岸的所有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应适用，其税款概   由中国政府征收。3.各国在其 “利益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其他国家入港   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在各自“范围”   内修筑、管理或经营的铁路，对其他国家运输的货物所征收的费用应与对本   国运输同样的货物所征收的费用相等。①       上述三项原则有两个基本要点：第一、承认列强在华已划定的 “利益范   围”中的特殊利益和各项既得利权。第二、保证各国在 “利益范围”中得到    “平等待遇”即“自由贸易”。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 辑，第4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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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在门户开放政策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求 “各列强在   北京采取一致行动，以赞助为巩固清朝政府及维持中国完整所急需之行政改         ②   革”。 这里提到 “巩固清政府”和“维持中国完整”，很有迷惑性，似乎美   国在要求其他列强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其实不然，因为列强强   占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已使中国在事实上失去了主权和完整，而只在形式   上保持主权和完整。美国既表示尊重列强的上述行径，它所谓 “维持中国完   整”，当然只是维护中国在形式上的完整，而不是真正的完整。而且，即使   保持形式上的完整，也不是出于美国政治家所说的对中国的友好，而是出于   不得已的客观形势。在当时，无论美国或其他列强，谁也没有力量独占中国，   而如果把中国分割成一块块殖民地，不仅会引起列强间你死我活地争夺，而   且会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乃至革命，这显然不利于列强在华的根   本利益，因此必须维护中国在形式上的完整，以缓和列强间的争夺和消弭中   国人民的反抗，在实际上由列强在中国建立 “国际共管体系”，使中国成为   共享的殖民地。        由于门户开放政策既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又利于它们在华进一步   扩张，因此得到列强不同程度的赞同。 ②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 辑，第4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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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维新派救国的新取向                            一 维新运动的阶级基础       在甲午战后，从 1895年至 1898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变法思   潮，并形成变法运动，又称维新运动。这个运动是由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在甲午战前，它的发展很缓   慢。据统计，在战前 20 多年间，商办的近代工厂企业 （不包括采矿业）共   53 家，资本总额约为470 万元。战后，由于 《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华设   厂投资，而其他列强也援引最惠国条款，纷纷效尤，清政府也就不得不改变   以往限制民间商办企业的方针，而采取鼓励政策。于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   到初步发展。从 1895至 1898年的4 年间，新增加的商办企业，其资本在万   元以上的约有62 家，资本总额约为 1247万元。       战后，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是由于它受到帝国主义和本   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仍然步履艰难。       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就开始在中国设立工厂，到 1894年，大约   有80 多家，其中多属船舶修造厂和原料加工厂。甲午战后，从 1895至 1900   年，外国资本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933 家，其中有些是资本雄厚的轻工业工   厂，集中在纺织、烟草和粮食加工业。这些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   成本低廉，产品极有竞争力，沉重打击了中国民族工业。战后外国对华商品   输出大幅度增长，1895至 1900 年，每年平均进口总值达 2 亿多万海关两。   外国商品只需缴纳很低的进口税和子口税，不需像土货那样 “逢卡纳税，过   卡抽厘”，销售价格低于土货，从而严重排挤了土货。        甲午战后，清政府虽然对民族工业采取了一些鼓励政策，但并没有真正   保证民族工业的发展，相反，却把它作为敲诈勒索的对象。有人说：华商办   一企业， “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   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其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   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   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路矿则谓碍风水，碍坟墓，又添出绅士之需索矣。   内河行轮，则谓碍民船，碍厘金，又添出厘员之需索矣。种种留难，凡待华                ①   人莫不如是” 。如此繁多的留难和勒索，令民族资本裹足不前。       尽管如此，战后民族资本主义毕竟获得了初步发展。随着它的发展，民   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也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它不满意帝国主义   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要求参与政权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渴望通过独立发展   资本主义以解救严重的民族危机。但是，主要由官僚、地主、商人、买办转   化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各式各样的联系，因   此它便选择了改良主义这一温和的政治变革的范式。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   它的政治代表。                          二   康有为的早期变法活动       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 （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出生于广东南 ① 汪敬虞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 辑，下册，第 1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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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县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从小受到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19岁时在广   州师从著名理学家朱次琦，受到经世思想的影响。他也钻研过佛学和陆九渊、   王阳明一派的 “心学”。从1879年起，先后到上海、香港游览和考察，目睹                                                                 ①   了西方文明——所谓 “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从而产生   学习西方的愿望。于是，他大量购买西学书籍，悉心研读。他尤其注意研究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搜集了不少日本书籍，了解日新月异的日本政治。                                     康有为       康有为在 1886年前后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 《康子内外篇》阐述了他   的哲学观点， 《民功篇》表达了他的变法主张。在《民功篇》中，他着重探   讨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和演变，强调 “民功”即物质生产和技术的重要性，并   主张仿效黄帝、尧、舜，实行变法。他具体指出：黄帝、尧、舜的时代是中   国历史上最隆盛时期，以后则越来越衰败，其原因是：尧舜传贤不传子，后   世传子不传贤；尧舜重视 “民功”即重视物质生产和技术，后世不重视“民                                                    ②   功”；尧舜能变政以利民，后世不敢变祖宗之法。 这里，康有为委婉地表达   了他所代表的开明士子要求参政的愿望以及对于发展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的   关心，他的变法思想初步形成。       这种初步形成的变法思想在他首次向皇帝上书中有了更明确的表达。   1888年，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乘时向光绪皇帝上书，建议 “变成法，通                                                          ①   下情，慎左右”，并陈述了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这道上书，受到顽   固派的阻挠，未能递上，但在社会上有所流传，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时康有为在给他弟弟康广仁的一封信中，通报朝廷消息说： “中朝有                   ②   意明年亲政。” 这是说光绪皇帝将于 1889年 （光绪十五年）亲政。这个消   息使京中某些政治力量活跃起来。康有为就曾代御史屠仁守起草两道奏折《请   醇亲王归政折》和 《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前者请解去醇亲王奕   譞的“海军及一切差使”，以免他在光绪亲政时干政，后者建议光绪皇帝“求                                               ③   直谅极谏之人，推深通治术之士，开怀收纳” 。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等也   很活跃。康有为在信中说他和翁同龢、尚书潘祖荫、御史屠仁守等的关系极                                        ④   好，他如果有危难，他们 “必相救”。他的上书活动得到了翁、潘、屠以及   编修黄绍箕、刑部主事沈曾植、左都御史祁世长等的支持。       这些事实表明，在光绪亲政前夕，帝党分子正在集结，希望在光绪亲政   时能够有所更张，而有维新思想的士子康有为等也在向帝党靠拢。康有为的   上书便是双方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为甲午战后双方共同掀起变法运动打下   了初步基础。       康有为首次上书的失败，使他深受刺激，他决心创立一种 “不复能拘常                     ①   守旧”的新理论， 以推动变法。1889 年，他在广州会见了著名今文经学家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第 115 页。 ②  《民功篇》，《康有为全集》，第1 册，第 66—68 页。 ① 康有为： 《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1 册，第 358 页。 ②  《与幼博书》，《康有为全集》，第2 册，第 5 页。 ③  《康有为全集》，第1 册，第 372、369 页。 ④  《与幼博书》，《康有为全集》，第2 册，第 5 页。 ①  《与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全集》，第1 册，第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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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平，受其影响，从尊尚古文经学转向尊尚今文经学。此后，他把今文经说   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结合起来，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       从 1890起，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他讲课的主要内容是“大                                             ②   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 。这就是要宣传他的变法理论，   为变法培养人才。       在讲学的同时，他还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的协助下，编写了两部重   要著作——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刊行，它的主要内容是说：儒家的经典“六经”   是孔子编著的，是今文经。东汉以后流传的所谓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其   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汉朝政权。东汉以后出现的种种封建恶政都是因为   尊尚古文经造成的。        《孔子改制考》于1897年刊行，它的主要内容是说：孔子假托尧、舜、   文、武而寄托他自己的社会理想，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他是一个“改   制圣王”。        《伪经考》和《改制考》是姊妹篇，前者破旧，后者立新。前者否定了   王莽新朝以来的儒家经典的真实可靠性，从而动摇了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   形态；后者树立了一个 “托古改制”的孔子形象，为变法拉起一面作掩护的   大旗。       在 《伪经考》、《改制考》等著作中，康有为初步利用资产阶级社会进   化史观改造中国儒学，主要是改造儒家的 “三世说”，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制   度取代封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 “三世说”，原出自古代儒家今文经学派的经典 《春秋公羊传》，   其内容很简单，就是主观地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依次发展的 “据乱世”、“升   平世”、 “太平世”三个阶段。康有为认为三世说“为孔子非常大义”，需   要重新详加阐发。他说： “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                                                           ①   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 又说： “《春秋》   始于据乱，立君主；中至升平，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为民主。”②   这里，康有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作了如下表述：人类最初生活在   据乱世，那时尚无文明，与之相适应的政体是君主专制；以后进入升平世，   文明有了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体是君主立宪；最后进入太平世，文明高度                                          ③   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制。 康有为还特别强调 “三世”是由乱   而治、愈演愈进的发展过程，既不能停滞不前，又不能超越。他指出：据乱                                                               ④   世、升平世、太平世 “特施行有序，始于粗粝而后至精华”。       很显然，康有为的 “三世说”已完全不同于《公羊传》的“三世说”，   他赋于古老、简单、抽象的 “三世说”以崭新、丰富、具体的内容，借以说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 册，第 124 页。 ① 康有为： 《春秋董氏学》，第1 卷。 ② 康有为：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第11 卷。按：这部书在 1917 年刊成，康有为在 《跋》中说：这部 书初成于万木草堂和桂林讲学时期 （1890—1894），1899 年在日本被焚，今本乃 1900 年 “补成”。如此 说，今本并不只反映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时期的思想。 ③ 康有为对 “三世说”有多种解释，如有时把“太平世”解释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有时又解释为空想社会 主义。 ④ 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第1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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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从地主阶级专政的君主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得以参政的君主立宪制度、再 到资产阶级取得全面统治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发展方向。这样，康有为就 为中国的维新运动建立起一套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史观，只是披着 儒学的外衣。这个理论的实质就是要逐步变封建主义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 它反映了19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三 维新运动的开展      1895年4 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日本逼迫中国 签订 《马关条约》的消息，群情激愤，帝党官员文廷式等和参加会试的举人 们纷纷上书，要求拒签和约。康有为也联络举人们在达智桥松筠庵集会，讨 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 《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提出 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并详细论述富国、养民、教民等 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又建议每 10万户推举一名 “议郎”，供皇帝咨询，并 负责讨论内外兴革大政， “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这项建议明显是仿行西 方的议会制度。       《万言书》征集到1300多 （一说600 多）举人签名，准备递交都察院代 奏。力主议和签约的军机大臣孙毓汶闻知后，立刻派人到举人居住的各会馆 进行威胁、阻挠，一些举人害怕了，退出上书，结果 《万言书》未能递交都 察院，但已在社会上广为传抄。      康有为发动举人上书事件，史称 “公车上书”，它是从19世纪70年代 出现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 次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爱国行动，虽然参加者均是举人， 社会阶层狭窄，但联系广泛，对社会的震动和影响很大。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为工部主事，但他不去就职， 仍然致力于变法活动。5 月和 6 月，他接连上了 《第三书》和《第四书》， 明确主张学习西方 “设议院以通下情”。 《第三书》递到光绪皇帝手中，深 得光绪嘉许。      康有为的上书活动引起了帝党的注意，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 （时任户 部尚书、军机大臣）曾亲自去会见他，并多次和他通信，商讨变法事宜。帝 党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力量，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权力，富国强 兵，以挽救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维新派则希望依靠帝党来实现其政治目的， 于是两派联合起来，共同推进变法。      从 1895年夏至 1898年春，维新派积极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 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      1895 年 7 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 《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 由梁启超和麦孟华等编辑和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8 月，在康有为、 梁启超的奔走推动下，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这是一个政治性社会团体。 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讲演 “中国自强之学”。参加学会的，除维新 派、帝党以外，还有一些开明人士，以及洋务派、传教士等。张之洞、袁世 凯、徐世昌等都列名参加，并出资赞助。李鸿章也想参加，但因名声狼藉， 被拒绝。      11月，康有为南下，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赴上海创办上海强学 分会，出版 《强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