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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久处西北，对世界大势的了解又明显逊于李鸿章。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事业最多，成绩最为显著的洋务派官僚。1862年他率   淮军到上海后，目睹西洋船炮之精良，慨叹不已，以为 “中国文武制度，事                                     ③   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由是便以倡导洋务为己任。他曾对人说：    “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甚少不   误国。公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   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   ④       70年代后，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得到了深化，视野愈形开阔。他认为，“必                                                     ⑤   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 自通商以来，洋货充斥，   利权大量外溢；中国既不能禁洋货不来，又不能禁民间不用，不若 “亦设机   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由是其洋务活动便超越了仿制西洋船炮   的阶段，而进入了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以及举办轮船航运、电报通讯等   民用工业更为广阔的新阶段。同时，李鸿章将办洋务与 “变法”即内政改革   联系起来，强调唯有 “稍变成法”，才能出人才，精制造，“转贫弱而为富         ⑥   强”。 尽管他的所谓 “变法”还仅限于改革科举制度一类具体问题，远未触   及封建制度本身，但毕竟反映其洋务思想变得深刻和丰富了。       大学士、军机大臣宝鋆认为，在洋务派中，丁日昌 “能致其精”，沈葆                                               ①   桢 “能尽其实”，而李鸿章则“能见其大”。所谓 “能见其大”，就是具宏   观构想。李鸿章说的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一句，将“和戎”、“变法”   与洋务联为一体，最能体现其洋务思想的总体架构。但其弱点也集中反映在   这里。 “外须和戎”，固然包含着为推进洋务事业和内政改革应允许与外国   侵略势力作必要妥协，以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这一合理的思路；但是，更为   本质的问题在于，李鸿章畏敌如虎， “和戎”实成了对外一味妥协退让的代   名词。他说，西洋 “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   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②   中国即与之抗，“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李鸿章   是战争必败论者，故时人说： “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           ③   人后。” 李鸿章既无意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又试图在对外退让、屈和的基   础上，实现 “求强求富”的洋务事业，这是其洋务指导思想的根本失误。也   正因为如此，他的洋务活动虽不乏成就，但终也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半殖民地   化的色彩。       80 年代中期，随着左宗棠的去世，湘系集团的势力衰落，洋务集团形成   了淮系一枝独秀的局面。清中央统治者慈禧、奕乃取扶植洋务派后起之秀   张之洞的政策，以期牵制淮系势力。张之洞原为清流派健将，以批评朝政著   称。1881年外放山西巡抚，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中法战争爆发后调任两广总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9 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30 页。 ⑤  《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43 页。 ⑥  《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1 册，第 54 页。 ①  郭嵩焘： 《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 10 页。 ②  《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一册，第43 页。 ③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奏》，《洋务运动》，第3 册，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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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在实践中深感中国军事和工业的落后，便大力办厂、开矿、筑路、练兵、 建立新式学堂，迅速组成了一个新的实力雄厚、自成系统的洋务集团。      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是接续了林则徐、魏源 等地主阶级改革派 “师夷长技”的思路，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之付诸实 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后继者。但是，也应当看 到，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分别。      二者都主张 “师夷长技”以强国御侮，但林则徐，魏源等人既是言者， 又是行者，他们大多参加了反抗外国侵略的实际斗争。而洋务派面对外国侵 略势力的步步进逼，多主委屈求和妥协退让。此其一；林、魏等人是真诚的 爱国者，不谋私利。林赴戍过镇江，与魏源相见，郑重地将 《四洲志》付托， 嘱其继续介绍世界史地以开风气。魏源不负重托，含辛茹苦终在 《四洲志》 基础上，撰成影响深远的巨著 《海国图志》。这感人的事迹，集中反映了他 们忍辱负重，为国为民的高风亮节。洋务派却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乘机发展 个人或集团势力，假公济私，此其二；地主阶级改革派相信 “民心可用”， 在一定程度上能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侵略斗争。这是他们思想的可贵之处， 为洋务派所不及。但是，当民族矛盾暂时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 盾时，他们又会毫不犹豫地参加镇压农民起义 （如林则徐，姚莹都曾奉命驰 赴广西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虽然前者中途病逝，未成事实），这一阶级局限 性与洋务派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既不能因此而简单否定林、魏诸人，对靠 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洋务派也应作如是观。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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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洋务运动的展开                               一 创办军事工业       洋务派认定 “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所以，他们大力   仿照西方设厂制造新式枪炮和兵舰，着意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这构成了早   期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和重点。       这一活动肇始于 60 年代初。1861 年，湘军陷安庆，曾国藩在这里设立   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和炸炮。几个月之后，李鸿章到上海，他很   快就着手创办洋炮局，一共3 所，分别由英国人马格里，以及韩殿甲、丁日   昌主持。但是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规模都很小，设备简陋，除马格里   主持的炮局后来购入很少一部分机器外，基本上采用手工生产，效能很低。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算做近代意义上的军事工业，只能视为近代   军事工业的滥觞。       1864年，湘军陷天京，太平天国失败，清王朝的统治危机暂告缓解，洋   务派可以腾出手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建立军事工业的活动。他们引进机   器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近代军事工业由是迅速兴起，1865 年至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洋务派共兴建了 20 余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军工   厂。其中有的规模较大，能够制造枪炮弹药，有的还能造轮船机器，并附设   炼钢厂。有的规模较小，只能造子弹、火药，且时开时停。下面是规模较大、   比较典型的几个军事工业：        （一）江南制造总局       曾国藩在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的过程中，发现手工生产效率低，质量也很   差。1863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容闳来到安庆，向曾国藩建议购买机器进行   生产。曾国藩欣然接受，并派容闳携款赴美选购。李鸿章则主张就近议购，   他认为这样做不仅方便，而且“进退之权，既仍在我，转移之间，即资应用”。   ①1865 年，他派丁日昌访购机器。这年夏天，丁日昌访得上海虹口有美商设   立的旗记机器铁厂愿意出售。在征得李鸿章同意后，他以6万两白银购下该   厂及所存铜、铁、木料等。李鸿章将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容闳从美国买   回的机器，以及上海洋炮局并入铁厂，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简称“沪   局”）。1867年又因虹口地方狭小，洋商麕集，易生事端，迁至上海城南高   昌庙，规模也大大扩充了，占地400 余亩，到 1891年已有 13个分厂和一个   工程处。                            江南制造局的制炮厂炮房       江南制造局的产品主要有五类：一是枪枝弹药。初期只能生产旧式前膛   枪。70 年代以后开始制造林明敦式后膛枪，至 80 年代后期林明敦式后膛枪   也落后了，特别是常有走火的毛病，于是开始仿德国新毛瑟枪，研制新枪，   90 年代研制成功沪局自制的快利新枪。弹药的种类很多，并不限于本厂制造   的枪炮的规格。火药有黑色火药、栗色火药，1893年又研制成功最先进的无   烟火药。此外还生产地雷水雷等。二是大炮。初期仅能生产旧式劈山炮和生   铜炮。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生产熟铁前膛大炮，90 年代以后又仿制全钢后膛 ①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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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炮。至 1895年共生产各式大炮300 尊左右，主要供南北洋海防和长江沿岸 的炮台使用。三是造船。1867年设立船厂和船坞，次年造成第一艘轮船 “恬 吉”号 （后改名“惠吉”），至1885年共制造各类轮船十余艘。此后因经费 问题停造，专事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舰。四是钢铁。1890年以前，生产所需的 钢料、钢管等都要从外洋购进，洋商往往哄抬价格，乘机敲诈。为此，沪局 于 1890年设立炼钢厂，设备购自英国。除炼钢外，还可压轧钢板、钢轴、枪 坯、炮坯等。这是近代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熟钢和钢材，迈出了中国钢铁工业 的第一步。五是机器。洋务派很重视 “制器之器”，力图避免受制于洋人。 容闳从美国购买的机器大多是供制造之用的工作母机，而非专为军工生产， 沪局因此得以生产各种机器，有车床、刨床、钻床、汽锤、砂轮机、锯床、 翻砂机、起重机、汽炉等，还有各种机器零件和工具，除自用外，还有调拨 或卖给其它机器局的，亦有售给民间工厂的，开近代中国机器制造之先河， 对工业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二）金陵制造局      1863年，淮军联合 “常胜军”攻陷苏州。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随李鸿章 迁往苏州，改称苏州炮局。不久，购买了 “阿思本舰队”配备的一套制造枪 炮子弹的机器，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厂，生产能力有 所提高。但机器不全，规模仍然十分有限。1865 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 苏州炮局又随之迁往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 （简称“宁局”）。厂址选定在 南京雨花台，1865年动工建厂，次年8 月建成。以后曾多次扩建，是清政府 举办的军事工业中较重要的一个。      金陵机器局的产品主要是大炮和弹药，80 年代中期曾制造过两艘小轮 船。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宁局曾日夜加班，扩大生产，以供前方军 需之用，在对外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主持宁局的英国人马格里盛气凌人，飞扬跋扈，经常与总办刘佐禹发生 龃龉，甚至私设由30 名士兵组成的武装卫队，并且拒绝李鸿章解散卫队的命 令。他的技术水平很低，他指导下生产出来的大炮质量低劣，1875年 1月在 大沽炮台试放时发生爆炸，炸                   死士兵5 人，炸伤官兵 13人。7 月，李鸿章 撤销了马格里的职务。此后，金陵机器局一直由中国人主持，不再雇用洋匠。       （三）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 （简称“闽局”），专门制造和修理船 舰，是当时中国人创建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      左宗棠很早就关注外国的船舰，极力强调制造轮船对巩固国防的作用。 1864年他曾觅匠用手工生产的方式仿造一艘小轮船，但在西湖试航，行驶缓 慢，由是决心引进机器生产。      1866年6 月，左宗棠奏请设立船政局，得到批准后与法国人日意格、德 克碑签订合同，议定自船厂开工之日起，5 年内由他们监造大小轮船 16 艘， 并负责训练中国的技术人员，合同期满时，后者应具备独立担任造船及驾驶 工作的能力。随后，日意格、德克碑奉派赴法购买机器、轮机、钢铁等件。 这年 9 月，左宗棠调  任陕甘总督，他在离闽前，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任 总理船政大臣，并要求颁发关防，准其专折奏事。      船政局设于福州马尾罗星塔地方，1866 年冬开始施工，次年 10 月第一 批机器运抵，开始设备安装。至 1873年共建有 14个厂，形成了一座以造船 为中心的大型机器厂。又附设船政学堂 （也称“求是堂艺局”），培养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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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驾驶的技术人员以及技工。       第一艘轮船 “万年青”号于1869年6 月下水，至1874年第一期合同期   满，共制造各种轮船 15艘，日意格等法籍技术人员照合同所订悉数撤退，由   船政学堂培养的学生接管技术工作。后来闽局又陆续雇用过洋匠，但为数很   少，期限也很短。随着时间的推移，闽局的造船技术逐渐有所提高，至 1887   年已能造铁甲船。         （四）天津机器局       为了改变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方武装迅速膨胀的局面，清   廷急于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事工业。  1866 年，恭亲王奕奏准在天津   设局制造各种军火，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负责筹划。崇厚奉旨后，一面觅雇   工匠，购地建厂，一面购买机器。他首先委托英国人密妥士赴英采购机器，   不久又听取了就近采办的建议，在上海、香港等地也购买了一部分机器。1870   年，筹建工作基本完成，自英国购买的机器安置在天津城东贾家沽，是为东   局，规模较大；自上海、香港等地购置的机器安置在城南海光寺，是为西局。   两局都是天津机器局的一部分。       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崇厚被派赴法国 “道歉”。是年冬，新任直隶总   督李鸿章接管津局。为了牢牢控制局面，李鸿章从江南制造局调来了沈葆靖   总理局务，还换上了不少南方工人。又嫌津局规模过小，先后增设了洋枪厂、   枪子厂等，至 1875年基本完成，生产能力提高了3 至4 倍。       天津机器局主要生产各种枪弹火药，以及地雷水雷等。还制造各种军用   器具，如炮车、炮架等。1887年兴建栗色火药厂：开始制造最新式火药。1891   年又动工建设炼钢厂，1893年正式投产。         （五）湖北枪炮厂       湖北枪炮厂是张之洞创建的。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调任两广总   督，主持广东防务。当时沿海各地同时告急，沪、津等局虽日夜加班生产军   火，仍供不应求。张之洞不得不向洋商购买，洋商乘机哄抬物价。张之洞颇                                                                      ①   多感触，认识到 “自强之本，以权操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 战争结   束的第二年，张之洞开始了设厂制械的活动。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筹建中的枪炮厂发生去留问题。继任两   广总督李瀚章对办洋务不热心，不愿接办，却积极建议将枪炮厂移往北洋，   由胞弟李鸿章接管，李鸿章立即响应。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对淮   系势力过份膨胀十分担忧，有意扶植张之洞，以便与之抗衡，乃暗示张之洞   续办枪炮厂。张之洞随即要求枪炮厂移鄂，所需款项仍由粤省垫付。海军衙   门和户部会同批准了张之洞的要求。最后，厂址选在汉阳大别山麓。1893年   全部建成。       湖北枪炮厂的设备最新，规模庞大，能够生产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小口   径步枪和新式快炮，以及各种大炮、炮架、弹药等。后来还筹建了无烟火药   厂。1894年 7 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湖北枪炮厂发生火灾，损失约达白银30   万两，至重新修复开工时，战争已基本结束，没有在中日战争中发挥作用。       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已初步具备了资本主义性质。这些企业一般都采   用了机器生产，把大批工人组织在机器周围，实现了生产技术的根本转变，   这是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旧式官办手工业的根本点。马克思说： “手 ①  《筹议海防要策折》，《张文襄公全集》，卷11，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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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②新的生产力被引入中国，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相应变化。军事工业较普遍   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制，各局厂的工人大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   他们的工资大体是由技术熟练程度决定的，还要受到劳动力市场价格和供求   关系的制约。如福州船政局木排工的工资较高，是由于木排工的工资在福州   的劳动力市场上高于其它工种。这说明劳动力已具有了商品的特点，不同于   封建的从属关系。军事工业的生产已开始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特别是受到   国际军火市场价格浮动的影响，从外洋采办机器物料时，一般都要考虑是否    “省费”的问题。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创办时，按照“就近采办”的原   则，在上海、香港等地访购机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考虑了购买价可以   低于外洋。       军事工业的经费，最初一律采取官办模式，由政府拨给，主要来自海关   关税、厘金和军饷等。产品不是商品，不参加市场交换，不计算价格，由清   政府调拨给湘淮各军，以及沿江沿海各省使用。但是，70 、80 年代以后，   随着清政府财政困难的加剧，和经费来源的日益拮据，不计成本的现象逐渐   有所改变。例如，80 年代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州船政局订造轮船，均需交付   船价的一半。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每年的 “岁入”中，也都列有“各省   解还奏调军火价”项目，说明各局厂已具有企业独立核算的雏形。       但是，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不完整，仍存在很浓厚   的封建性。军事工业出现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在工业领域产生，管   理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具有一定开明倾向的地主阶级洋务派身上。这些封建   官僚执掌管理大权，必然会把封建的衙门作风带进生产领域。军事工业采用   官办模式，每一个厂局就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缺乏作为生产企业的独立   性。它上面有总督、巡抚的监督，还要受总理衙门节制。主管各厂局的总办、   会办要由政府任命，下设提调、委员、司事等，与厘金局、善后局等行政部   门几乎没有区别。衙门化的管理带来了诸多封建弊端：       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由于主管各局厂的大多是既不懂技术又不懂管理   的政府官员，因此，在主管官员之外，还必须另外设置一批管理人员和技术   人员，如监督、总考工、监工、总工程师、领工，等等。封建官僚还把裙带   风带了进来，每个局厂都有一批挂名支薪、无所事事的闲散人员。这就使得   各局厂的大部分经费要用于开支薪水和工食。如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这   类开支每年都要占到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导致添购机器、原材料和燃料的经   费减少，生产成本提高而产量下降。       经营管理腐败，贪污浪费严重。进入各局厂的封建官僚按照他们原有的   思维方式对待企业，视企业为肥己渊薮，各局厂虚报冒领、挪用公款成风。   他们又不懂管理，或以钻研八股为主，将进入军事工业视为进一步升迁的跳   板；或整日吃喝玩乐，以打盹睡觉打发时光。这就造成了企业管理的极端腐   败混乱，生产消耗高而效率低。如江南制造局枪厂生产每支步枪的成本是白   银 17.4两，而同期国外生产的成本仅为 10两左右。该厂共有员415 人，每   天只能造枪5 支，全年共造枪 1500支，平均每人每年造枪不到4 支。       生产规模无常，严重违反大生产必须遵循的均衡性原则。军事工业的生   产经费由清政府拨给，这使得各局厂无法自主安排生产，难以不断扩大生产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 10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