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冲之和《缀术》：祖冲之（公元４２９－５００年），字文远，祖籍范阳（在今河北海里涞水县），他生活在南朝的宋（公元４２０－４７９年）、齐（公元４７９－５０２年）两个朝代，年轻时候没有上过什么学校，也没有得到什么名师指教。但经过刻苦勤奋的学习，使他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等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成为我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　　祖冲之对圆周率（π）的研究，便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从《隋书·律历志》中的记载来看，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贡献有三点：第一计算出圆周率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到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间，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把圆周率推算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在国外直到一千年以后，十五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计算到小数十六位，才打破了祖冲之的记录。第二，明确指出了圆周率的上限和下限，用两个高准确度的固定数作界限，精确地说明了圆周率的大小范围，虽然未指明，但是实际上已确定了误差范围，在我国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提出约率七分之二十二和密率一百一十三分之三百五十五。这一密率值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所以有人主张叫它“祖率”。在欧洲，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得到这一结果，是在一千年后的十六世纪。　　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暅（音更，gèng）在我国数学史上第一次导出了正确的球体积公式。求证的过程中，又得出了“等高处的横截面积相等，那么二个立体的体积也必然相等”的结论。这个结论国外在一千年后才由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提出，被人称为“卡瓦列利定理”，其实我们有权利称为它为“祖暅定理”。 祖冲之父子的数学研究成果汇集在一部名叫《缀术》的著作中，后来还传到朝鲜、日本，可惜的是，在宋朝中叶以后就失传了。　　 在天文历法方面，祖冲之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４６２年）编成大明历，时年三十六岁。遗憾的是，大明历在祖冲之生前，始终没有能够施行，到了梁武帝天监九年（公元５１０年）――编成以后近五十年，才正式颁布采用。
大明历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历法，其中有不少创造。如最早把“岁差”（ 是指春分点在黄道上的西移）引进历法 ，由于考虑了岁差，才使回归年（周岁，即我们所说的年）和恒星年（周天）有了区分。祖冲之提出在三百九十一年中设置一百四十四个闰月的新闰法，使大明历的准确程度有了提高，按照他的推算，一回归年的长度是三六五·二四二八一四八一日，远比前人的数据准确，误差只有五十秒钟表左右。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１１９９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　　祖冲之在历法计算中第一次引入了交点月，即月亮沿白道（月亮在天球上运行的路线）运行的时候，由一个黄白交点（黄道是太阳在天球上运行的路线，黄白交点就是黄道和白道的交点）环行一周的时间。他推算出一交点月是二七·二一二二三日，和现代数据二七·二一二二二日相差不到一秒种。由于日食和月食（统称交食）都发生在黄白交点附近，准确求得交点月，就可以准确预测日月食，祖冲之曾用大明历推算了从元嘉十三年（公元４３６年）到大明三年（公元４５９年）这二十三年间发生的四次月食的时间和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结果完全符合实际。　　此外，祖冲之测定木星（我国古称岁星）的公转周期是 一一·八五八年，和现代测定值一一·八六二年很接近。在大明历中，还给出了太阳系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其中水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也接近现代的数值。
还可以说祖冲之是著名的机械专家。他重造了当时已经失传了的指南车；创制过利用水力舂米、磨面的水礁磨，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粮食加工机械；又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能日行百余里的“千里船”，在我国造船史上谱写出了引人瞩目的一页。另外，祖冲之对音乐也有研究，还撰写过文学作品《述异记》十卷。
总之，远在一千四百年以前，祖冲之在天文和数学上所取得的这些光辉成就让我们引以自豪，又值得我们借鉴。


《齐民要术》：贾思勰，北魏时任高阳郡（今山东临淄西北）太守。所著《齐民要术》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该书约成书于公元六世纪三、四十年代，集周、秦至北魏农业生产知识之大成，内容十分丰富。全书共10卷，92篇，11万多字，引用有关书籍156种，采集农谚歌谣30余条，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经验。该书强调了耕作知识和防旱保墒的重要性，论述了根据不同天时、地利而采取的不同耕作方法，总结了耕、耙、耱一整套保墒防旱措施；该书对选种好作了科学总结，记载水选、溲种、晒种等处理种子的方法以及水稻的催芽技术；该书对于地力的保持和提高也作了专门论述。特别突出的是“作物轮栽”法，是对以往我国劳动人民以土养地，作物轮作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该书详细记述了家畜饲养的经验，特别是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畜牧经验，对家畜的鉴别品种、饲养管理、留取良种、繁殖仔畜到兽医药方，均有记录；该书还反映出我国古代已有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据记载，当时已有无性繁殖的嫁接法，对马、驴杂交而生的骡生物优势也已了解，不但掌握了微生物发酵技术，而且还上升到规律性认识上来。总之，该书是以科学态度写成的科学著作，反映了当时我国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其中许多知识直到现在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甚至还在使用，如果树的嫁接，果树熏烟防霜法、葡萄冬季埋蔓法等，多与现在使用的方法相同。《齐民要术》不仅是国宝，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尤其在日本，被称为“贾学”，还专门成立了《齐民要术》研究会，翻译出版了多种版本。在日本京都高山寺发现的北宋天圣年间崇文院刻本《齐民要术》为世界孤本，现藏于日本京都博物馆。

禅宗：中国佛教宗派。主张修习禅定，故名。又因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亦称佛心宗。传说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分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
史略　　佛教传入中国后，禅学或修禅思想一直获得广泛的流传，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曾译出多种禅经，禅学成为相当重要的流派。相传菩提达摩于六朝齐、梁间从印度渡海东来，梁普通（520～526）前后到洛阳弘扬禅法。因其禅法不为当时佛教界所重，乃入少林寺安心壁观，以“二入四行”禅法教导弟子慧可、道育等。慧可从达摩6年，达摩授以《楞伽经》4卷。后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微潜山东北），传法于僧璨。僧璨受法后又隐于舒州司空山（今安微太湖北），萧然静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有道信侍璨9年，得其衣法。后至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传法，尝劝道俗依《文殊说般若经 》一行三昧，可见其除依《楞伽经》外，还以《般若经》为依据。后住湖北黄梅双峰山（一名破头山）30多年，主张“坐禅守一”，并传法于弘忍。其另一弟子法融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牛头山传牛头禅。
弘忍得法后即至双峰山东冯茂山（一作冯墓山）另建道场，名东山寺，时称其禅学为“东山法门”。其“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的作风，开中国佛教特有的禅风，对后来禅宗发展影响甚大。著名弟子有神秀、慧能、惠安、智詵等。相传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大家各作一偈，时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认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可，并秘密传以衣法，为第六代祖。慧能得法后南归，隐居15年，继至曹溪住宝林寺。后应请在韶州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并传授无相戒。嗣法弟子有行思、怀让、神会、玄觉、慧忠、法海等40余人。法海集其言行为《六祖坛经》，是为南宗。神秀于弘忍寂后至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弘禅，20余年中门人云集，是为北宗。神会先后在南阳、洛阳大弘禅法，南宗遂成禅宗正统，慧能宗风独尊于下。神秀北宗则门庭寂寞，传不数代即衰亡。
经典　　该宗所依经典，先是《楞伽经》，后为《金刚经》，《六祖坛经》是其代表作。
理论　　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主要依据是达摩的“二入”、“四行”学说。“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是凭借经教的启示，深信众生同一真如本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令其舍妄归真，修一种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荡一切差别相，与真如本性之理相符，寂然无为。这是该宗的理论基础。行入即“四行”：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与称法行，属于修行实践部分。慧能继承这一学说，在《六祖坛经》里主张舍离文字义解，直彻心源。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若识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提出了“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指“定”，“生其心”即“慧”。慧能从“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经文中，悟出了定慧等学微旨。禅宗的一切思想，皆从此义引申扩充而来 。
发展和演变　　慧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形成禅宗的主流，其中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南岳下数传形成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下数传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家”。其中临济、曹洞两宗流传时间最长。临济宗在宋代开成黄龙、扬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
沩仰宗。沩山灵祐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其修行理论继承和发扬道一、怀海“理事如如”的精神，认为万物有情皆有佛性、人若明心见性，即可成佛 。
临济宗。义玄创立。因义玄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提出“三玄”（三种原则）、“三要”（三种要点）、“四料简”（四种简别）、“四照用”（四种方法）等接引学人。因其机锋峭峻，别成一家。
曹洞宗。洞山良价及其弟子曹山本寂创立。其教法“五位君臣”说，从理事、体用关系上说明事理不二、体用无碍的道理。
云门宗。文偃创立。因文偃住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乳源县北）光泰禅院而得名。其禅风被称为云门三句：“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常用“顾”、“鉴”、“咦”三种表示，接引学人，表现出“刚劲”的宗风。
法眼宗。文益创立。南唐中主李璟赐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而得名。提出“理事不二，贵在圆融”和“不著他求，尽由心造”的主张。以“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概括其宗风。
黄龙派。慧南创立。因其住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而得名。法门为“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
杨岐派。创始人方会。因住杨岐山（治所在今江西萍乡县北）而得名。时人称其兼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之长，得马祖道一大机、大用，浑无圭角，宗风如龙。 　　禅宗五派的思想，相差无几，仅是门庭施设不同，接引学人方法有所区别，以致形成不同宗风。法眼宗文益在他所著《宗门十规论》中指出：“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韶阳（指云门——引者）则函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指出四派不同之点。法眼宗的宗风则为“一切现成”。
禅宗在五家七宗以后，禅风有所改变，有“颂古”、“评唱”等一类禅门偈颂行世。后有克勤作《碧岩集》，影响很大。从此禅宗机用变成逢场作戏。后克勤弟子大慧宗杲销毁《碧岩集》刻版，想杜绝不明根本、专尚语言的禅病。但不久又有刻版重出，宗杲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后来他提倡“看话头禅”，将“敲门砖”给发心参禅者，深受士大夫们欢迎。这种佛儒合流倾向，影响到宋明理学的形成。宗杲又反对正觉所倡导的“默照禅”，称之为“邪禅”，认为是不求妙语，只以默照。实际上看话头禅应用慧能定慧等学中的“慧学”，默照禅应用其中的“定学”，两家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这两家禅学，自宋以后，经元明清三代，至今不绝。
正值禅宗流弊严重，临济、曹洞互争短长时，法眼宗延寿编《宗镜录》100卷，对各派宗旨分歧持调和态度，目的是扶衰救弊。但此书在100年后才刻版流通，不久又被增改，至明代才恢复旧观。清雍正年间曾被推崇一时，但始终未在禅门中发挥应用。以后金元间有曹洞宗行秀，元有临济宗明本，明末清初有临济宗圆悟、曹洞宗元贤等宗师，继续弘扬禅法，都未能换回颓势，并陆续出现三种情况：（1）宋初，不断有人提倡禅净合一；（2）为争夺法统，临济宗后人歪曲云门宗的传承，把云门、法眼两宗归属于南岳怀让一系，而将青原行思一系说成只有曹洞一宗；（3）清帝雍正撰写《拣魔辨异录》，以政治威力干涉禅宗内部纠纷，迫使被压制的派系所属各大禅寺，如杭州灵隐寺等，改换门庭。禅宗至此奄奄一息。清代中叶后净土信仰普遍，禅宗已成强弩之末，不穿鲁缟。近代以来的禅寺，实际都已成为禅净合一的寺院。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至今仍延绵不绝。它在中国哲学思想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王守仁都从禅宗中汲取营养。禅宗思想也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对外传播亦甚广。8世纪，新罗僧信行入唐从神秀受法，将北宗禅传至朝鲜。道义从马祖弟子智藏受法，回国传入南宗禅，称禅寂宗，后改称曹溪宗，为朝鲜禅宗主流。12世纪末，日僧荣西入宋，受法于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将此宗传入日本，称千光派。俊荷受杨岐派禅法，回国弘传。南宋末年中国禅僧多人渡日，传杨岐派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入宋，从洞山第十三代弟子天童如净受法，将曹洞宗传入日本。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应邀赴日弘法，设坛传授禅戒，成为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不衰。
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间大约在隋末唐初，即公元7世纪初期。有人认为，最早使用印刷术者，为民间或佛教寺院。有文献记载，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梓行《女则》，是目前发现最早记载使用印刷术的文献。还有文献记载，公元645年，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到长安后，曾用纸大量印刷普贤像。 到目前为止，唐代印刷品已有多处发现。使我们能目睹当时印刷的技艺水准和风貌。1900年，于敦煌藏经洞内发现一件卷轴装的印刷品《金刚经》。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证明其刻印年代为公元868年。由于其刻印精美，而被世人所瞩目，从其刻印技艺水准推断，它应为刻印技术发展到成熟之作。由此可见，印刷术达到此水准，至少应经历200年的发展历程。

1966年于韩国庆州佛国寺佛塔内发现一件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该印品中，使用了武则天所创制字几处，经中外不少学者考证，此经为武周后期洛阳或长安的印刷品，具体刻印年代约为公元702年，比此件略早的印刷品，也曾在中国西安、成都和新疆发现。于敦煌等地发现的千佛像其年代可能更早。本世纪初发现于吐鲁番的《妙法莲华经·分别功德品》，有武周制字，当为武周后期的雕版印刷品。早在隋代的文献中，就有刻印佛经佛像的记载，据此，可以推断，雕版印刷术约发明于隋至唐初。


李春：李春是隋朝一位普通工匠，安济桥（又称赵州桥）的设计监造者。
闻名中外的安济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大石桥。在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上，气势宏伟，造型优美，结构奇特。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仍巍然屹立，雄姿焕发。大桥全长五○·八二米，桥两端宽九·六米，中部宽九米，主拱券净跨度长达三七·四米，是当时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单孔石拱桥。 　
安济桥建于隋朝大业初年（公元６０５年左右）。赵州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但是受到洨河的阻隔，特别是到了雨季，交通常常中断，当地人们决定在洨河上建造一座大桥，使南北交通畅通无阻。这个建桥的重任落在工匠李春身上。
李春在设计大桥的时候，一改传统的多孔形式，毅然采取单孔长跨石拱型式，在河心不立桥墩，使石拱跨径长达三十七米多。采用这样巨型跨度，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创举，把我国古代的建桥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拱的形式上，李春采用了扁弧形，没有采用常见的半圆拱。并和工匠们创造性地改用平拱形式，把桥造成扁弧形，使石拱高度（拱矢）降到七·二三米，拱高和跨度大约是一和五的比例。这样，桥面坡度平缓，便于车马行人往来，而且在建筑上还具有用料省、施工快以及增加桥身强度和稳定性等优点。 　

孙思邈：隋唐时期，生于公元581年，卒于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
他自幼用功读书。后来唐太宗曾召他到京师，要他做谏议大夫，他固辞不受。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医学，为我国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652年，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著名的医学著作——“千金要方”三十卷。中记载了八百多种药物和五千三百多个药方，是集唐以前医学大成的名著。
孙思邈对医药学的重大建树是他首创“复方”这个概念。孙思邈勇于革新，淘汰了古代医书中一些不合理的药方，吸取民间治病积累的宝贵经验，用新方推动医学向前发展。 孙思邈的医学著作，在我国药物史上有很大成就。他的故乡盛产药材，他常常亲自去山野采药。他对白头翁、黄连可以治痢疾，常山可以治疟疾，槟榔可以治绦虫病，朱砂、雄黄可以消毒等等，都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肯定。
他通过总结民间的经验和自己的临床实践，发现用杏仁、蜀椒和牛奶、白蜜等可以医治脚气病，这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有重要意义。欧洲人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是在1642年，大约晚了一千年。
从现代医学看，患脚气病是缺乏维生素B1，孙思邈治疗用的药物，正含有此成份。 在针灸方面，孙思邈总结了在痛点针灸止痛的经验，并把这种痛点命名为“阿是穴”。在临床方面，他创造性地应用葱叶做为导尿管，对尿闭的病人施行了导尿术。
孙思邈一生勤奋钻研医学，注重实践，关心百姓疾苦，受到人民的尊敬。后世尊称他为“药王”，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还在山上建立了药王庙。
火药武器：人们发明了火药，很快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军事上的运用和发展，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火药发明之前，古代军事家们常用火攻这一战术，在当时的火攻中，常使用一种武器叫做火箭，它是由箭头上附着易燃的油脂、松香、硫磺之类物质，烧着后射出，以延烧敌方。但这种火箭燃烧慢，火力小，容易扑灭，所以火药出现后，人们就用火药代替上述易燃物，制成的火箭，燃烧就猛烈多了，杀伤力也就大多了，这就是火药在军事上最初应用的形式。
唐朝末年，火药已开始用于军事目的，火药的配制也更趋科学化。用硝石（硝酸钾）75%、硫磺15%、炭粉10%就可制成威力强大的火药。据记载，唐末军阀李希烈采纳炼丹家意见，用火药加桐油为武器，击败了对方。由此看来，最晚在十世纪初火药已在军事上得到应用。
到了两宋时期（960-1279年），人民群众制造的各种火药武器发展很快，北宋初年开封设有“广备城作”（兵工厂），其中有专门生产火药的车间（火药窑子作）。它以火药为原料生产作战用的“烟球”、蒺藜火球和火炮等。火药配料除硝石、硫磺、炭粉外，还有油蜡、沥清、干漆、松香、黄丹、铅粉等。北宋政府为了对外作战的需要，曾派人到湖北的硝石产地，日夜开采，兼程运输。
火药应用于火药武器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随着火药武器的发展，逐步过渡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到了北宋末年，人们创造了“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霹雳炮一炸，声如霹雳，杀伤力较大，公元1126年李纲就是霹雳炮击退金兵对开封的围攻。
震天雷是种铁火炮，它的外壳已不再上纸或布壳、皮壳，而是铁壳。铁壳的强度远较纸、皮为高，点燃火药后，蓄积在炮内的气体压力增大，爆炸时威力增强。《金史》中描述说：“火药发作，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甲铁皆透”，火药性能利用的转化，标志着火药的成熟阶段已经到来。
在宋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战争连绵不断。在这种形势下，火药和火药武器都有很快的发展，宋神宗熙宁年间，改革了军制，设置了军器监，总管京州诸师军器制造，据史料记载，当时军器监规模宏大，分工很细，雇用工人曾达四万人之多，监下分火药作、青窑作、猛火油作、火作（生产火箭、火炮、火蒺藜等）……等十个大作坊，生产火药居首位。由此可见火药、火药武器在当时军器中的地位。同时史书上还记载：“同日出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可见那时火药武器的生产规模就已相当宏大。
宋代多次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也直接推动了火药武器的发展。许多起义军自行制造火药武器，并有很多创造。例如公元1132年出现的火枪，公元1259年创造的“突火枪”，都是劳动人民在斗争中发明的。火枪、突火枪都是管形火器，它们较前述的火箭、火炮之类火器又有很大进步。火枪是由长竹竿做成，先把火药装在竹竿内，作战时把点燃的火药喷射出去。突火枪是用粗竹筒做的，筒内除装火药外，还装有“子罺”，火药点燃后，产生了强大的气体压力，把“子罺”射出去。“子罺”就是原始的子弹，近代的枪炮就是由这种管性火器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所以管形火器的发明是武器史上又一大飞跃。
金打败北宋占领开封后，一举把北宋的“兵工厂”的设备和技术人员掳到北方，自行制作火药。后来，蒙古大量采用震天雷、轰天雷、大红衣等新式武器，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攻克布拉格，占领莫斯科，打败欧洲各国联军，席卷东欧，一直打到多瑙河流域。当时蒙古人所用大炮是欧洲人见所未见的，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就像今天的原子弹、氢弹那么厉害。
到了元、明，除了出现铁质或铜质的“火铳”外，还创造了利用喷气原理的火箭等，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火药在各方面的应用继续在发展。
早在唐代，我国与阿拉伯、印度、波斯等国通过海上的贸易，往来很频繁。就在这时，硝随同医药和炼丹术，由我国传出。但他们仅知道用硝来炼金、治病和做玻璃。公元1260年，元世祖的军队在与叙利亚一站中被击溃，阿拉伯人缴获了包括火箭、毒火罐、火炮、震天雷在内的火药武器，从而掌握了火药的制造和使用，称之为“中国雪”，用火药推动的弩箭也被称作“中国箭”。
西欧直到文艺复兴后，英国人才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了火药的配方，比我国要落后数百年之久。但重要的是火药武器则主要是通过战争西传的。据史书记载，欧洲人则是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接触和学会了制造火药和火药武器，英、法各国直至十四世纪中期，才有应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
火药、火药武器传入欧洲，“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所以恩格斯明确地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动，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火药和用火药制作的大炮，轰开了人类通向文明之路。
活字印刷：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十一世纪中期，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发明家毕升以泥为原料制成活字，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得文化的传播变得迅速而方便。
指南针：
水运仪象台和假天仪：水运仪象台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天文仪器，由宋朝天文学家苏颂等人创建。它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实际上是一座小型的天文台。

整个水运仪象台高12米，宽7米，共分3层，相当于一幢四层楼的建筑物。最上层的板屋内放置着1台浑仪， 屋的顶板可以自由开启，平时关闭屋顶，以防雨淋，这已经具有现代天文观测室的雏型了；中层放置着一架浑象；下层又可分成五小层木阁，每小层木阁内均安排了若干个木人，5层共有162个木人，它们各司其职：每到一定的时刻，就会有木人自行出来打钟、击鼓或敲打乐器、报告时刻、指示时辰等。在木阁的后面放置着精度很高的两级漏刻和一套机械传动装置，可以说这里是整个水运仪象台的“心脏”部分，用漏壶的水冲动机轮，驱动传动装置，浑仪、浑象和报时装置便会按部就班地动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