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际社会对难民的保护（Page 389）

国际联盟在1921年设立了俄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这是国际联盟为处理难民问题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联合国取代国际联盟之后，1947年成立了国际难民组织。1950年12月，联大通过决议，决定成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取代难民组织IRO。难民署所追求的目标，是“永久解决”难民问题，即使得难民不再成为难民。

在实践中，使难民自愿返回家乡，一直被认为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但必须遵循一条原则，即1951年公约所规定的“non-refoulement”。对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其意愿使之返回可能遭受迫害的地区。

联合国的捐助资金主要靠国际社会的捐助。国际社会解决难民问题的努力最终是离不开各个主权国家的合作的。在这个过程中，决定性的因素是难民原籍国与难民接受国之间的关系现状。在这个意义上，难民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接受难民对任何国家都是沉重的负担。

第四部分 中国与世界

第十四章 从文明的发展看中国与世界

如何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学术界始终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论的要点之一是如何解释中国的对外关系行为。

第一节 千年兴衰——中国文明的再崛起（Page 397）

第二节 中西文明对比——两种不同的世界主义（Page 402）

一．源于西方的世界主义

1、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起点，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

2、西方世界主义的发端就是所谓的“地理大发现”，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则扮演了第一批殖民者的角色。新航路的发现使得欧洲人开始走向世界各地，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时代也开始了。18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更进一步推动了这样一个世界主义的过程。

3、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得入侵，似使得中西文明开始了历史性的大碰撞和打对抗。被西方世界主义打败的中国文明，其实也是世界主义的，当然，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主义。

二．以“天下”观为特征的中国的世界主义

1、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又是以道德文明的传播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为特点。

2、“傅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文化主义的天下观（即分别“中国”和“四方”的并非自然地理的边界，而是文化），使得中国古代政治家有了这样的理想：凡属人类文化照耀的地方，都应有统一的制度，统一的文化，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有统一的伦理道德。

3、通观整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战与和之间的关系：（1）“中国”的战，通常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入侵的威胁，而非扩张领土，因而战罢便班师回朝；（2）“中国”的战只是手段，和才是目的；（3）“中国”在与周边民族的斗争中，始终强调教化的作用。总之，在战与和的选择中，古代中国的政治家是倾向于和的；在不得不战的时候，采取以战促和；在实现了和以后，则特别强调“恩”与“德”的教育和影响作用。

三、比较中西两种不同的世界主义文明，我们可以看到，其演进模式是由很大差异的。

首先，中国文明是先有一个边缘不定的“天下”，再以华夏文明的教化力量吸引周边文化的不断内聚；而西方文明则是由中心点（即西欧）向外扩张。

其次，中国文明的内聚主要是靠非宗教的精神力量，而西方文明的扩张，则既靠宗教力量又靠包括暴力在内的物质力量。

第三节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对外关系哲学

一．中华“和合”文化（Page 410）

1、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抱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之所以把“和合”连用，是因为这个概念除了有和谐、团结之意外，还有向心、聚拢的意思，更能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合”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愿望，即“和谐”。对中国人而言，不论是自身修养，还是一般世事，和谐都是关键。

2、中华传统文明之长在于能够通过融合起到安定的作用，其短在于不能造就足够的物质以支持“仁”的发挥。

二、礼与朝贡秩序（Page 412）

1、中国古代所讲的“礼”，实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度。按照中国古代的伦理规范，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都应各守其分。做到这一点，才是和谐。把这种伦理关系推而广之，在国际关系中的“礼”则体现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对外关系秩序。美国学者称之为“朝贡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

2、从总体上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朝贡关系：

（1）朝贡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建立一种和睦的周边关系；

（2）之所以能建立这种制度，根本因素不在于军事压力，二是高度发达的文明的吸引力；

（3）中央王朝对周边的朝贡国，多数情况下持不干涉的立场；

（4）这种关系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是一种“厚往薄来”的贸易关系。其目的不在于经济利益，而是促进政治利益，即宣扬国威，满足“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的虚荣，体现“以下事上”的秩序。

三．中国的外交哲学（Page 416）

以鸦片战争为分期点，中国的对外关系史可分为两个阶段：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是中国的天下主义文明的自我发展时期；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则是中西文明的碰撞交锋时期。前一时期的对外关系固然经历过分裂与战争，但最本质的毕竟是内向和合。

和合与有压迫则有反抗分别是中国文明的两个本质特点，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当代对外关系的哲学。事实很清楚，没有和平，当然不可能有和平的外交路线，在随时可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国家职能准备战争。

新的中国国际战略确定了国际形势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确定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大前提，并且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其中包括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广交朋友、不树敌、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不结盟并且不当头。

和平外交战略的确定，标志着中国文明的和平内涵的重现与回归。究其原因，根本点在于中国已摆脱了过去的屈辱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与其他国家的正常关系。

在中国的安全观念中，追求自强与战略独立无疑是重要的因素。国际关系的不平等，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现实主义的一面：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力，否则在世界上就站不住脚，就要受别人的欺负与威胁。然而，中国对外关系中具有实力政治的因素，并不等于说中国对外关系的本质就是实力政治，这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方面。中国对外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追求和平共处。

反映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哲学，一方面强调国家实力、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另一方面也强调友好、合作和礼尚往来。对中国来说，平等是一个重要的价值。

在二十一世纪，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外交哲学将会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继续起主导作用。以这样一种哲学作为基础，再度崛起的中国文明应当与其他文明建构起一种更和谐的关系，应当以自己传统中富于融合安定的因素启迪世界，推动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