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粉世家》是他早期作品中结构最严谨的一部。作品通过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冷清秋和内阁总理的儿子金燕西的恋爱及婚变的故事，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虚伪，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1929 年问世的《啼笑因缘》是其代表作。小说将缠绵悱恻的言情和锄强扶弱(军阀刘德柱，唱大鼓的沈凤喜。刘德柱是军阀黑暗势力的典型代表，他刚愎自用，为所欲为，凤喜在一次登台演唱时不幸被当时的军阀刘德柱看中，他为了得到凤喜不择手段。凤喜本来执意不从，无奈刘德柱拿樊家树的安危作为要挟。凤喜只好搬进了刘府。)的武侠传奇（绣姑及其父关寿峰乃是关家村仅有的幸存者，他们为刺杀不共戴天的仇人刘德柱而潜伏在京。故事的开篇，他们的刺杀行动由于缺乏周密彻底宣告失败。）熔于一炉，抨击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在当时颇有影响。抗战期间写成的小说《八十一梦》是他的杰作。作品虽然表面上讲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其实是影射真人真事，对当时重庆政府的腐败给予有力的鞭笞。作品寓意深远，含蓄蕴藉，冲破了旧小说的樊篱，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恨水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京、津、沪、渝多家有影响的报社任编辑、记者或主编。1949 年应邀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被聘为文化部顾问。1959 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的作品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 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一生共写了百多部小说，约计两千多万字，堪称现代章回小说大家。
武侠小说奠基人平江不肖生（武侠——武者，以武止戈；侠者，带甲之士，武侠即是以强力达成和平，而现在武侠的字面含义是以武力促成侠义之道，两者基本一致。）平江不肖生（1889－1957；一说1890-1957），现代著名武侠小说家，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两度赴日留学，1922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笔名来由：灵感来自老子《道德经》之“天下皆谓我道大；夫惟其大，故似不肖。”
平江不肖生是20年代侠坛首座，领导南方武侠潮流。他从小文武兼修，文学、武术，两者均有深厚造诣，于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后，为谋救国之道，他曾两度赴日本留学，先后进入华侨中学与法政大学，他文学和武术的事业都从这里开始。武术方面，他与日本柔术家、剑术家颇有交往，功夫大进，回国后参加过反袁运动和大革命，1932年回湖南创办国术训练所和国术俱乐部，是现代著名的武术活动家。他的武术理论功底也很深厚，著有《拳术见闻录》《拳术传薪录》《拳师言行录》、《拳经讲义》等专著。他的文学生涯，最初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未进学校而日事浪游，对日本妓院（主要是低级妓院）和下层社会颇为熟悉，写成清末留日学生恶现状的谴责小说《留东外史》，但回国以后，书局仅仅允诺每千字给三角稿酬，打击了他的积极性。
1922年，应世界书局之约，他开始专心从事武侠创作。武侠处女作《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名震大江南北。一炮打响，一再续写，奠定了他在现代武侠中的地位。他在上海，不喜交游应酬，和一妾、一狗、一猴居住在一处很窄的小楼中，每到半夜，便开始动笔，一直写到天亮。用蝇头小楷写在不到一尺的纸上，每行可写一百四五十到一百七八十字，却是笔直一线，为现代文人中的奇观。解放后，向恺然出家为僧，1957年68岁时准备撰写《中国武术史话》时不幸患脑溢血去世。
不肖生的作品，受湖南民俗影响，写实与神怪相结合，又善于编故事，因此很有看头。但他常常信手写来，前后滔滔不绝而缺乏连贯，有结构松散的毛病。但他奠定的现代武侠小说基础地位，尤其是江湖与武林的迷幻离奇，开启了和旧的侠客传奇大为不同的一副新面目， 这是始终不可撼动的。
不肖生武侠小说共12部，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重要的思想，都是从平江不肖生这里开始的，有的是别人开始，到他这里加以发扬光大。如《江湖奇侠传》中的武技，由棍棒拳术发挥到呼风唤雨，吞吐飞剑，拳师变神魔等，想象十分丰富。
思考练习题:
1、名词解释：问题小说、“自叙传”抒情小说、“爱的哲学”、“乡土小说”
2、《潘先生在难中》的创作特色。
3、郁达夫早期小说的特点。
第四章 郭沫若的创作
教学目标：让学生了解郭沫若的创作。理解郭沫若《女神》所体现的“五四”时代精神。掌握《女神》开一代诗风的历史贡献及郭沫若历史剧“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
讲授内容：
1、《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及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和形式。
2、从《星空》、《瓶》到《前茅》、《恢复》。
3、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的剧作。
重点：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开创性；《女神》自由体诗歌的形式特征。
难点：《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及形式特征。
郭沫若(1892-1978)， 原名郭开贞，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民主思想。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于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的《三叶集》。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
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他还写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随笔、诗歌等。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东风集》、《蔡文姬》、《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等。在这期间，郭沫若写了许多迎合时代的文字，因此受到后人诟病。
一、《女神》的抒情主人公自我形象
《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尽管在《女神》出版以前已经有新诗集出现，但真正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一个新天地的，除《女神》外，在当时却没有第二部。人们认为郭沫若实在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女神》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
《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如何统一。探讨的切入点是郭沫若诗中反复出现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诗无达诂，一般而言，一位诗人的独特之处在于最能体现其思想艺术追求的独创方面。而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便是《女神》的特色。对这一形象的特征及其时代内涵的分析，可从两方面人手：
（一）“开辟鸿荒的大我”，即“五四”时期人们心目中觉醒的、新生的中华民族形象(如《凤凰涅槃》中的凤凰，象征民族的新生)。所谓“大我”的情怀，是古老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种崭新的精神，也就是“五四”式的彻底、不妥协、战斗和雄强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还体现为对自由与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是对人的价值、尊严和创造力的充分肯定，是那种“天马行空”的心灵世界（如《天狗》）。
1、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的新人形象。如《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梅花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匪徒颂》等。
2、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如《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梅花树下醉歌》、《天狗》、《湘累》等。
3、这个巨人的眼光是面对世界和人类的。如《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太阳礼赞》。
（二）“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又应当理解为同时是诗
人的个性与灵魂的真实袒露。“大我”与“我”的统一。
1、对自己灵魂的真实袒露体现的是五四时代精神。（a只有最真实地揭开了自己，才能看到自我的真实面目，从而最彻底的迎来新我。B自我感受或愿望里，自我是强大的，尤其注入了时代的新质之后。C这体现的是五四的时代精神，只有五四这个时代具有这种气魄，是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
2、诗中不和谐之音也是时代情绪的流露。（如《蜜桑索罗普之夜歌》（Misanthrope）；《湘雷》“我厌了，我倦了”；《死》到心爱的死中去寻求“真正的解脱”；《凤凰涅磐》；《天狗》）
郭沫若诗中的不和谐的声音，展现其骚动、矛盾的内心，在表达进取时可能又有颓唐厌世。这也可以从“五四”时代心理情绪的复杂多样性方面去理解（刚刚从沉睡中醒来，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弱国子民的心理状态。在黑暗中太久，此时看到曙光，既欣喜又内心不免颤栗。不甘心弱下去，对自己有信心，也会忧郁。这是一种青春状态，创造力与心理困惑并存）。惟其如此，更真实地立体地表达了一代青年的思想情感。也许人们对郭诗那种大喊大叫袒露直切的写法不大能欣赏，联系“五四”时代刚刚觉醒过来的一代青年的心境去同情了解，当发现《女神》的不可重复的精神魅力。
（三）《女神》美学追求的内在矛盾
诗中自由驰骋自由表现的“主体自由意志”，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传统诗学的突破和超越，但同时又有趋于回归的倾向。其“泛神论”思想中含蕴着“自我”的消融。（既强调主体的创造力，又要消融主体，寻求“天人合一”。）
二、《女神》的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与形式
这一节偏重了解郭沫若“五四”诗歌的艺术特质。其关键是搞清楚“泛神论”对郭沫若的影响。这是难点之一。郭沫若所理解的泛神就是无神，他把一切自然都视作“神的表现”，“我”即是神，那么一切自然也都是“我”的表现。由于泛神论的影响，《女神》更加思绪沸腾，想象奇特，大自然常常被人化，人与自然合一，如《地球，我的母亲》。从泛神论的影响出发，郭诗崇拜万物不断创造更新的“力”和“动的精神”。
1、《女神》的艺术想象力
《女神》的艺术想象力与形象体系是建筑在“泛神论”的基础之上的。郭沫若所理解的泛神就是无神,他把一切自然都视作“神的表现”，“我”即是神，那么一切自然也都是“我”的表现。由此，诗人把整个大自然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泛神论”思想得以让诗人产生奇特的想象。
2、《女神》的形象特征
这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形象
《女神》的时代精神，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的反抗精神。《女神》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大胆地反抗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叛逆者，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尊崇自我的战斗者。《天狗》中“我”所喊出的似是迷狂状态的语言，正是猛烈破坏旧事物的情绪的极好表现。这种情绪是与“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大潮流相一致的。因此，诗中的“我”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者。
这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形象
《炉中煤》以煤自喻，表示甘愿为祖国贡献出全部的光和热；《棠棣之花》、《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作品都是以自我献身的形式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所激发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通过诗的形式被反映在《女神》之中了。
这是一个拥有进取精神的形象
这是在感受了新的革命世纪到来的气息所产生的不可抑止的欢欣情绪，也是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所以，《女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对光明、对力量的歌颂，色彩明亮，声调高亢，气势磅礴。《太阳礼赞》表达了诗人对新生太阳的激情；《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歌唱了把地球推倒的伟力；《晨安》的兴奋之情更明显，一气喊出二十七个“晨安”，把自我与世界贯通，表现了一代新青年的宏大气魄；《笔立山头展望》等作品也都表现出求新弃旧的进取心。  
这一切建立在“泛神论”思想基础上，因而诗人能思绪飞腾，想象奇特，构成壮阔、奇异、飞动、雄奇的“女神体”形象特色。（壮阔性（如《凤凰涅槃》；奇异性（如《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飞动性（如《光海》、《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3、《女神》的艺术形式
《女神》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其自由诗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有外在格律，押韵、诗节与诗行大致整齐。另一类是讲求情绪自然消长的内在节奏，他也并非完全不讲外在形式，而是在自由律动中大致取得某种外在的整齐与和谐。因为郭沫若是自由诗的首创者之一，这一体诗歌在后来有断断续续的发展，所以不妨结合诗作对自由诗有较为细致的剖析。
《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天狗》诗句短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正好适合表现眷念之情；《凤凰涅槃》的诗句参差不齐，长短并用，富于变化，或长吁，或短唱，节奏感十分强烈，表现出一种悲壮气氛。
《女神》的比喻、象征手法
《女神》常使用比喻、象征的手法，借助某一形象来寄托、抒发自己的感情，使感情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这是郭沫若诗歌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在《女神》中，无论是古代神话、历史故事中的人物，还是人格化的自然景色，其形象的选择都十分巧妙、恰当、新颖，与要表达的感情内容相一致，山岳海洋，日月星辰，风云雷电，也都唱的是“郭沫若之歌”。《天狗》用民间传说中天上破坏者的形象来表现对世界的反叛和破坏情绪，《炉中煤》用受压于地下的、乌黑低贱的“黑奴”——煤的形象来表现劳苦者的爱国之情，十分新颖而恰当。
《女神》的豪放风格是新诗中豪放派的先驱
在《女神》中虽也有“丽而不雄”的风格的作品，但能代表《女神》特色的，是惠特曼式的“雄而不丽”(好看)的风格。它的想象新奇，语言粗犷，气势磅礴，声调激越，笔调恣肆。它的美是一种壮美，男性的阳刚之美。
三、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
郭沫若除《女神》之外还有其他诗作。这一时期的创作，已经显示出与《女神》时代不同的特质。
《星空》（1921—1922）与《瓶》（1925）中的一部分诗与《女神》时代的诗作异同。《星空》缺少早期诗作那种时代的激情，但技巧趋于圆熟：结构更严谨，语言更凝练、含蓄，感情也更深沉。如《星空》、《冬景》等。《瓶》是爱情诗，仍较多体现郭沫若浪漫主义的意识、精神。
《前茅》(写于1923年，1928年出版 )和《恢复》(1928 )中充满革命的时代气息，还有无产阶级诗歌的尝试，它们标志着郭沫若诗风的转变，我们从中可以了解郭沫若诗转变后的艺术风格。这里，诗人开始让诗歌充当政治的“留声机”和让个人充当“口号人”和“标语人”，进而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这一节主要注意知识性的掌握。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选自诗集《星空》
四、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
历史题材的剧作是郭沫若的又一文学贡献。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写了《三个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与《聂嫈》），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
1923年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1925年又创作了《聂嫈》；1926年他把这三个剧本汇编成《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如果说，卓文君反抗的是以父亲为代表的族权的话，那么王昭君反抗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君权，她的反抗同样悲壮。
《卓文君》是写汉武帝时富豪卓王孙之女文君新寡，司马相如以琴挑之，后偷奔相如的故事。这个故事过去不少词章家形之吟咏，但大都不外以文君寡居而私奔相如，于旧礼教有乖，只作为艳事来传播它。或者说文君怜才，知人于风尘之中，后相如获汉武帝知遇，荣授官爵。郭沫若的剧作却不似这样。它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卓文君反抗命运，不服从父亲的指示，自作主张，爱悦相如。她认为这是“自己做人的责任”，“后代的人会来讴歌我”。郭沫若的这个剧作，即是这样来讴歌她的。贯穿于他的全部剧作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维护人的尊严”，在这里和剧情思想有机的联系起来。他把卓文君的私奔看作是人的觉醒，人的纯真感情的复活来看待。
《王昭君》以“人”的尊严，反对“帝王”的权威；以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也是“五四”社会思潮的集中表现。
  昭君的命运在剧中有两次根本改变的机会。第一次：画师毛延寿要她付出贿赂，他就把昭君真容呈给元帝，不仅和番可以换人，昭君还一定会受宠幸。可昭君不从。第二次：汉元帝发现了毛延寿在画上作弊，已将他斩首，自己以帝王之尊当面向昭君求爱，要册封她做皇后。但王昭君依然拒绝了。因为郭沫若的王昭君所有的是现代个性主义的灵魂，她要的是“人”的尊严、“我”的生活，这是不能用做皇后、享富贵来达到的。郭沫若从个性主义出发完成了他对这一理想人物的刻画。
  《聂嫈》是作者同一题材史剧《棠棣之花》的发展。如果说《棠棣之花》只写了聂政出发的场面，藉以抒发郭沫若愿“自由之花，开遍中华”的理想，那么《聂嫈》则正面地表现了聂政牺牲之后聂嫈不畏强暴英勇献身的壮烈行动。《聂》歌颂了那些战斗在“五卅”运动第一线的勇士，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该剧在“五卅”高潮中写成并立即付诸演出，发挥了现实的战斗作用。
《聂嫈》的史实始见《史记•刺客列传》，记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后，为了不连累姐姐聂嫈，毁容自杀。但姐姐认为不应该自己怕死而埋没了“贤弟之名”，于是冒死前去认尸，最后悲哀而死于弟弟的尸身之旁。无论是《史记》或《战国策》对聂嫈冒死认尸的解释，都局限在单纯的手足之情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上。然而，郭沫若赋予聂政行动的，是反对强暴，争取自由的普遍意义，它远远超越了“重然诺，轻死生”的侠义精神，因而聂赴韩国认尸的含义，也超越了“扬弟之名”的境界。她为的是表彰兄弟的英雄业绩，“使天下后世的暴君污吏知道儆戒”。因而当她完成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行动时，这一坚贞不屈的性格便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
这些历史剧的共同点：
（一）全部取材于战国时代。郭沫若认为战国时代是打破旧束缚的时代，也是许多志士仁人追求人的解放与进步的时代，他看重与采取的正是那种求进步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要重视和张扬这种精神去反对当时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去推进民主。所以郭剧有强烈的政治性与时代性，以史鉴今。　　　　
（二）郭沫若式的历史剧有他自己的“史剧观念”，并形成了突出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个性（大胆想象，主观抒情）。郭所实践的是所谓“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即在“大关节目”上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但又容许出于主题的需要，自由虚构和改造。
强烈的主观性与抒情性、浓郁的诗意，也是特色之一。（以《屈原》为例）
《屈原》剧情： 1942年1月7日，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
该剧以战国七雄为背景，描写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因主张对内革新政治，对外联齐抗秦，曾得楚怀王信任。但南后却勾结秦国密使张仪，以“淫乱宫廷”之名加害屈原。怀王竟听信谗言，将屈原囚禁，并废弃齐楚盟约，依附强秦。屈原满怀忧愤。此时，学生宋玉已卖身投降南后，忠诚追随诗人的侍女婵娟又将被南后处死。宫廷卫士救出婵娟，并一起去营救屈原，不料婵娟误饮欲害屈原的毒酒身死。卫士杀死谋害屈原的帮凶，焚烧高堂，并在屈原作《桔颂》以悼婵娟后，跟随侍卫走向汉北，走向民间。全剧洋溢着炽热的爱国激情，愤怒谴责了迫害忠臣、出卖国家的奸贼。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屈原形象：他是战国时代楚国的政治家、爱国诗人的形象。他的性格特征是热爱祖国人民、坚贞不屈、勇于和种种危害国家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及诗人的气质。屈原的政治主张是面对强秦的侵略，联齐以抗秦。为此，遭到了南后的迫害。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屈原不是为个人荣辱，而是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他愤怒痛斥张仪，然而，屈原的斗争却使南后老羞成怒，她变本加厉地迫害屈原，阴谋毒死屈原。屈原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像火山岩浆，写出了震撼人心的“雷电颂”。“雷电颂”是对黑暗势力的愤怒诅咒，是对毁灭黑暗势力的光明与力的歌颂，它表现了屈原崇高的内心世界：痛恨黑暗、追求光明，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诗人的气质。结尾屈原随卫士到汉北人民中间去，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婵娟、南后两个人物也是塑造得十分成功的。
侍女婵娟是屈原形象的补充。她美丽、纯洁、善良。虽“一片天真”，但爱憎分明。她避开子兰的调戏，谴责宋玉的背叛，为屈原而焦急、愤怒，面对南后而无畏地抗争，最后为她所爱的楚国和先生贡献了年轻的生命。她幽香如兰花，又坚贞如屈原所歌颂的橘树。这一完全从屈原辞赋的精神气质中虚构出来的人物，是道义美的形象化，具有十分感人的艺术魅力。
作为屈原对立面的南后，这是一个令人战栗的性格。她聪明美丽而又心狠手辣。逢场作戏时，咄咄逼人；玩弄阴谋时，寡廉鲜耻。她坦率与邪恶交织，微笑中包藏着杀机。她为了保持帝王对她的宠幸，可以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不顾；她想占有一切，于是陷害屈原，并要从肉体上消灭屈原。剧作家依据一定的史料，从戏剧冲突的需要出发，以惊人的想象力，创造了这样一个奇特的艺术典型。这是一个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够引起人们深思与警惕的艺术典型。 “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该剧不拘史实而达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再现历史精神和表现时代情绪相统一。
《屈原》的浪漫主义特色和诗情
大胆的艺术想象
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创作原则，大胆虚构、不拘史实，如剧中将屈原坎坷的一生浓缩在一天里展开（据记载，屈原从楚怀王做左徒到楚襄王时郢ying都陷落前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斗争生活。这部历史剧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集中写屈原一天的生活），创造了婵娟形象，以“淫乱宫廷”向屈原问罪等等，最后屈原不是自沉清流而是潜到汉北以图再起等等，都参合着作家偏重写意的的大胆的艺术想象，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