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她的主要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做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庐隐的小说充满了悲哀，虽然这是一种浅薄的哀感。她觉得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这些自然现象的缺陷，使她陷入悲哀和空虚。当时她正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隐隐约约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观主义思想。庐隐自己也承认这时期是悲哀主宰着她，无论什么东西，在她看来都有悲哀的色调，人们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滴泪水，都能在她心里得到共鸣，也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慰。她悲哀着走路，悲哀着看世界，但她并不想解决这种支配着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思想浸透在《灵海潮汐》和《曼丽》两个集子里。
如果说冰心是以人生的慰安者的姿态出现的，趋于和谐，趋于人与自然的融合。那么，庐隐是以青年心理宣泄者的姿态出现的，趋于失调，趋于人对社会的“大幻灭”。冰心在小说中以理制情，其作品是较为正统的“问题小说”。庐隐是烦闷的发泄者，在小说中以情克理，或多或少地偏离了“问题小说”的正轨，并在这种偏离中逐渐增浓了自叙传的倾向。
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海滨故人》：由心理问题小说转向自叙传抒情小说的界碑。《象牙戒指》：庐隐创作的艺术高峰，以石评梅、高君宇的爱情悲剧为原型创作的。
庐隐的抒情性叙述不事雕饰,激切直露,同时也嫌单调,少含蓄。叹句的大量运用增强了叙事的情感容量,相对削弱了小说语言的雕塑功能。她喜穿插日记,书信,重视哀切动人的环境气氛烘托,甚于对人物性格的刻镂,结构上往往失于散漫拖沓，她的作品离开了产生的历史环境,就失去了一部分光彩。庐隐比任何别人都更具有"五四"性质,她的小说是纯"五四"式的。
庐隐小说的艺术特点：
（1）题材多是自己及同学、友人、家人的浮沉与悲欢。
小说大体上写了三个字：我、情、愁。着重抒写自我的心境，自我的情感，又总被愁云惨雾笼罩着。
（2）“悲哀”的主旋律
成因：身世：自幼缺乏家庭温暖，开始创作后，母故、夫亡、兄凋、友逝，苦浪迭至，心痂百结。时代：“五四”落潮，觉醒的知识女性找不到出路。
（3）广泛采用日记和书信形式
日记体、书信体、第一人称，都是便于抒写个人痛苦的经历、不幸的遭遇和苦闷彷徨的情绪的表现形式。
（4）重心境描写和情绪抒发
不注重外部事件的描写，人物形象多雷同，缺乏清晰度和立体感，结构亦较松散。
（5）融合中西的婉约文风
抒情风格：清浅直切，又不失隽丽潇洒，缠绵悱恻与慷慨悲歌兼而有之。
庐隐小说的时代意义：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樊篱，呼喊出一个觉醒了的人的真实心声，反映了“五四”的时代个性解放思潮的高涨。
许地山（1893—1941）
现代作家、学者。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台南一个爱国志士的家庭。回大陆后落籍福建龙溪。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合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毕业时获文学学士学位，翌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毕业于燕大宗教学院。 1923～192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哲学、民俗学等。回国途中短期逗留印度，研究梵文及佛学。1927年起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编委，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课。1935年因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不合，去香港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开始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展开各项组织和教育工作。后终因劳累过渡而病逝。
许地山于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写了一对缅甸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桎梏束缚下的爱情悲剧），接着又发表了前期代表作小说《缀网劳蛛》和具有朴实淳厚风格的散文名篇《落花生》。他的早期小说取材独特，情节奇特，想象丰富，充满浪漫气息，呈现出浓郁的南国风味和异域情调。他虽在执著地探索人生的意义，却又表现出玄想成分和宗教色彩。2O年代末以后所写的小说，保持着清新的格调，但已转向对群众切实的描写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写得苍劲而坚实，《春桃》和《铁鱼底鳃》便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他的创作并不丰硕，但在文坛上却独树一帜。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危巢坠简》，散文集《空山灵雨》，小说、剧本集《解放者》、《杂感集》，论著《印度文学》、《道教史》（上），以及《许地山选集》、《许地山文集》等。　
早期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传奇性，创作方法具有二重性：以浪漫主义为基调，又竭力推动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靠拢。
许地山的传奇小说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对人生的理解既有虚玄和悲观的一面，也有坚韧和达观的一面。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多能坚韧地承受面临的厄运，达观地消释世间的种种烦恼。《缀网劳蛛》主人公尚洁的人生哲学代表了许地山的人生哲学：“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作品中描述了一位信基督教的女人，用佛家的慈悲拯救了一个逾墙跌伤的贼。第二天，她丈夫回来知道这一情况后，无理性地将女人刺伤了，女人转到另一热带的地方“去做小事情，看采珠，从那事上找出东方式的反省”。到后来，女人也被反省的丈夫迎回去了，但即使是这样，她丈夫心中时常充满忐忑不安！全篇的意思在人类纠纷，有情的人在这类纠纷上发现缺陷，各自加以弥补。缺处的发现，以及对缺处的处置，作者是用东方式的情感把事情加以个性化。）
前期的作品既有批判封建主义的积极因素（如《命命鸟》），又有受宗教观念制约的作品（如《缀网劳蛛》）。这种复杂性，与许地山受佛教（因果报应）、道教（心斋坐忘寡欲。从认识上去摆脱一切由于分别善恶、是非、利害等等世俗因素而带来的种种纠葛和苦恼，然后借以获得主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基督教（博爱）的影响有关。许地山先生对人生的万象感到扰乱的认识兴味甚浓，在《鬼赞》中鬼话说：“人哪，你在当生、来生的时候，有泪就尽量流，有声就尽量唱，有苦就尝，有情就施，有欲就取，有事就……等到你疲劳，等到你歇息的时候，你就有福了。”起初，作品那么积极的对“生的任性”加以赞美，而后面却把福气归到灭亡。这不仅与宗教有关，也与作者当年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有关。
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说过：“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鲜，色香中不缺乏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另外是周作人、徐志摩、冯文炳诸人当另论）。这调和，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和古旧情绪，揉作在一处，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沈从文《论落华生》）
许地山小说特色：
（1）多数都以东南亚风物为背景，荡漾着异域之情趣。
（2）取材奇特，情节曲折，富于想象。
（3） 注重以情感人，但又追求含蓄隽永，常以新颍的象征或隐喻来表达某种哲理。
2、创造社抒情作家群的小说
叶灵凤、滕固、冯沅君、张资平、倪贻德、陶晶孙、叶鼎洛等。
冯沅君（1900—1974）
冯沅君，原名冯淑兰，笔名淦女士，河南唐河县人。《旅行》、《隔绝》、《隔绝之后》和《慈母》四篇小说，多以第一人称叙述，女主人公的姓名虽有所不同，但写的却是同一个人的一段人生和心灵历程。
她的作风与郁达夫比较接近,也是取材于自我生活的主观感兴浓烈的抒情小说。每个短篇之间略带连续性,主人公姓名不同,而性格一致,前后情节连贯,都以抒情独白和大胆袒露内心的写法,细微地表现一个青春期女性的爱情生活。鲁迅曾经引文分析说:“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之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不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作为一个女性小说家,在当时能如此坦诚地展示自我主人公心灵的隐秘,是要具备相当的勇气的。然而她与郁达夫又不同,笔下的性爱描写,纯洁而庄重,即使写青年男女私奔场面,也绝不流于俗艳。
1926年冯沅君出版《春痕》,是由五十封信构成的书信体小说。失败和碰壁,已经磨去了女主人公当初反抗封建婚姻时的锋芒,使她变得忧伤而困惑,这反映了"五四"退潮后一部分知识女性的真实面影。作者不久停止了创作,之后的一些描写故乡社会的篇章已不如初期的抒情小说那样以情动人,以诚感人了。
张资平的小说（1893—1959）
张资平（1895－1959）广东梅县人。写了24部中长篇小说，5本不重复的短篇小说集，以善写恋爱故事而闻名于世，外界对他毁多于誉。留日期间作品大多反映自己的恋爱生活。《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作者用同情的笔触记述了一个有中国血统的姑娘在日本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冲击期化石》是现代文学中最早的长篇。他前期创作的恋爱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五四”青年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要求。《飞絮》《苔丽》写苔丽为逃避没有爱情的婚姻背弃了堕落的丈夫，与表弟克欧相爱。克欧在经历了感情与理智的激烈冲突之后，与苔丽双双蹈海殉情。这些小说在爱情题材中包含了对封建礼教的抨击之意，但过多从生物学的观点解释爱情，混淆了爱情和淫欲的界限，他笔下的女性，既没有旧女性的贤惠坚贞，也没有新女性的高尚理想和独立人格。1928年之后，脱离了创造社，自办了一个书店，把许多短篇小说拉成长篇，无病呻吟，趣味低下，成为一颗“甩出轨道的流星”。
主要作品有：
《冲积期的化石》（长篇）、《梅岭之春》、《爱之焦点》、《苔莉》（长篇）、《飞絮》（长篇）等。1922年出版的《冲积期化石》，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张以善写恋爱故事驰名文坛。
张资平早期的小说表现为两种倾向：批作品宣泄个人性的苦闷和受经济压迫的痛苦，属于浪漫抒情小说。此类多为短篇，抒写平庸。多数作品热心描写恋爱的故事，充满细腻的两性心理刻画，属客观写实小说。此类多为长篇，笔端柔婉。
3、创造社之外的抒情小说家：
创造社之外,也创作以抒发个人苦闷和感伤情绪为主的"自我抒情"小说的,还有浅草社与沉钟社作家。这是前后带连续性的文学社团,因为成员多为学外文的学生,在吸收德国浪漫主义的同时,更多地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诗歌和戏剧的创作力都不弱,小说家除陈翔鹤外,还有陈炜谟,冯至,林如稷等。陈翔鹤(1901-1969年)早期的作品《茫然》,《西风吹到了枕边》,主人公都为C, 都是带自叙传性质的,叙述为激愤和哀怨的情愫所笼罩。《悼――》用第一人称追念亡妻,《不安定的灵魂》是书信体,记写一个厌恶都市庸俗,经历了爱情悲剧的知识分子如何心灵受伤而死.抒情的气氛是悲观,压抑的.同样具有这种气质的,陈炜谟有《轻雾》,林如稷有《将过去》。如鲁迅所说：他们“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段话概括了他们抒发感情的形式,在挖掘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心灵的刻画上,有哪些新的特质,可视为定评。
陈翔鹤30年代写《独身者》,到60年代作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中间走过较长的道路,虽然在抒情,写实方面都取得成绩,但他的小说便是在十分凝练后,仍然保持着用笔气势的舒展.冯至则以"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身份使得自己的叙事作品充满了"诗",特别是40年代写出的中篇.
冯文炳(1901-1967。1926年起才用笔名废名。)
在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发展中,另有一位特异的田园作家是以抒情见长的,这就是"语丝社"时期的冯文炳。
童年湖北家乡的小桥流水沙滩枫柳,县城外的禅宗圣地四祖寺和五祖寺,给冯文炳留下终生受用的文学回忆。据此写成的代表性小说,有《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桃园》等,用冲淡,质朴的笔调表现尚未被现代社会污染的宗法制农村世界,表现带有古民风采的人物的纯朴美德.凡叙述乡间儿女翁妪之事,皆流露出一种寂静的美。如《竹林的故事》的人物和清新的乡村自然景物构成对应的关系,河边竹林的葱绿，仿佛是有意设置的富于诗情的象征境界,为主人公三姑娘纯净美好的性格作衬托。这种描述人美,景美的牧歌般意境,正是作者借鉴古典诗词的简练,含蓄,留空白等经验,转化成情节简单的散文化小说形式所特具有功能。冯文炳在30年代之后成为京派的重要小说家,文体上的“实验”色彩更形明显,抒情性发挥到极致,而文字越加简僻,晦涩。所以实际上,后来的小说虽成熟,早期的比较纯净单一的乡土抒情小说的影响并不小。沈从文和更晚的汪曾祺等人都一再地提到冯文炳20年代的作品对他们的影响。在现代抒情小说体式的发展史上,从郁达夫到沈从文,废名是中间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四、通俗文学
一、关于通俗文学的厘定：
知识精英文学是受外来思潮影响而催生，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是由古典型向现代型转变的。中国现代知识精英文学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海归”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茅盾等人，鲁迅是从不回避这个事实的。应该看到，中国文学的传统精华实际上是渗透在新文学作家的血液中奔流着，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继承古代文化精华往往是“隐潜”的。在通俗作家中，虽然也有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四”前，他们之中已有34人或多或少地有过译介外国作品的经历。但他们侧重于继承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迎适中国民族的欣赏习惯，承传章回体（或改良章回体）和写笔记小说等，但是他们也随着时代的前进与环境的更新而求新求变。 因而，关于通俗与精英，应该互相补充 。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现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在过去很长的时期中，都处于被贬
地位，被定性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股“逆流”，一直被打入“冷宫”。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了变化，学界经过研究，摘掉了它“逆流”的帽子。其中的优秀作家如张恨水等也进入了文学史的“殿堂”。但是在“精英话语”为主导的文学史中，它往往作为配角或陪客的面貌出现。这样的文学史格局是否得当？人们还在思考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建立独立、自足的研究体系，然后再将它整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去。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遭到知识精英话语的批判。中国知识精英文学初登文
坛时，对中国古代的传统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倾向。精英知识分子对文学的功能观与通俗作家有差异，再加上他们对现代文学市场化的问题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因此对通俗文学进行了十分猛烈的批判。在中国古代，小说一直被看成“茶余酒后”的“消遣品”。不能否认，文学的多种功能中有一种是叫做“娱乐功能”的，而写这一“宣言”的作家，是以“遵命文学”为信念的，因此他声称要将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作者“扫出文艺界以外”。 一个多元化的文坛才能为多层次的读者服务。单一的类别的文学无法满足全民的需求。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是“互补关系”。读精英文学或通俗文学的读者无高尚、低劣之分，这仅是程度高下的不同。读优秀的精英作品和读健康的通俗作品的读者是会“殊途同归”的，他们都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都会得到人生观的精塑与美感的享受的双重效应。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面目和传统，阿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
目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五四反而是“另类”，直到张爱玲才重振这个主流传统，李欧梵和王德威先生对此亦赞成。1947年，朱自清在《论严肃》中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朱自清认为，就正宗的传统而言，新文学是一个“另类”。本来，“正宗”和新生的“另类”是完全可以并存的。可是到后来的现代文学史中，“另类”成了正宗，“正宗”成了“逆流”。应该倡导文坛的多元化，应该认识到文坛也有个生态平衡的问题。与世界接轨的，精英的；民族传统的，通俗的都应该各显其能，各得其所。张爱玲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很深，但她对中国传统小说也不抱偏见，在她的优秀作品中，中外、古今、雅俗融会得很好，成为她的杰作的有机化合部分，因此我们才会对她有如此高度的评价。
四、民国旧派小说
时间：1912-1917
旧派小说繁荣的历史文化缘由：
军阀混战，社会的文化控制力量减弱。
废科举而使文人走向传媒，使依靠报刊杂志、读者市场和稿酬谋生的“作家”职业得到确立，一批职业作家由此与清末逐渐出现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应的印刷出版体制，共同构成了文化、文学的生产消费体制、公众传媒体制和“文化公共空间”。
文人与市民阶层的融合。
1、鸳鸯蝴蝶派：
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这一流派曾广受大众读者欢迎，影响非常广远，却一直得不到新文学界各派别的承认，甚至于到了今天，还有人在批评所谓“媚俗、低级文化”时仍将它拿出来作为代名词。
这一流派的作者群先后多达两百余人，分散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带，后来集中到上海、天津、北京几个大城市。开始没有固定的组织，后来成立了青社与星社。包天笑为这一派的主持者，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徐枕亚、张恨水、吴双热、吴若梅、程小青、孙玉声、李涵秋、许啸天、秦瘦鸥、冯玉奇等。这些作家、写手所创作的作品题材广泛，包括“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的才子佳人恋爱小说，铁马金戈的武侠小说，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揭秘猎奇的社会小说……都是他们的拿手的题材。“鸳鸯蝴蝶”是以形象化的名称来指谓民初的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派别，但是由于这一流派的作家不仅仅是写才子佳人的恋情小说，因此用鸳鸯蝴蝶派命名已无法概括众多题材的特色，于是，有人取该派最有代表性的刊物《礼拜六》名之，取其休娱、消闲功能而称为《礼拜六》派。
鸳鸯蝴蝶派小说曾是新文化运动前文学界最走俏的通俗读物之一。代表作之一徐枕亚的《玉梨魂》，曾创下了再版32次，销量数十万的纪录。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曾先后十数次再版，其五大作家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严独鹤”的作品在报纸连载时，曾出现市民排队等候报纸发行的场面。
但五四新文化阵营，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这是有其很复杂的历史背景的：时代潮流的激荡，文学观念的演进，读者心态的变异等多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其本身的先天的缺陷，都决定了它必然要经历一段受压抑的历程。该派与“新派”文学之间的论争，说到本质上，也就是“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平民”文学与“精英”文学之间的矛盾产物。他们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风行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是在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的麻醉药和迷惑汤。虽然有少数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家庭专制和军阀横暴等等，但其总的倾向却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正如鲁迅说的是“新的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
鸳鸯蝴蝶派标榜趣味主义，大都内容庸俗，思想空虚，“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
对于某些批判鸳鸯蝴蝶派的结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三点：
在思想倾向上，认为该派代表了封建阶级（或日垂死的地主阶级）和买办势
力在文学上的要求，是遗老遗少的文学流派，或称是“一般逆流”。
认定这是十里洋场的产物，是殖民地租界的畸形儿。
这一流派属帮闲、消遣文学，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的派生物。
以上的这些论点是有明显偏颇的，与大量作品对照，“定论”与客观存在的实际相去甚远。
对鸳蝴派的评价：鸳鸯蝴蝶派当初问世之时，标榜的是“新小说”（谴责、黑幕），直接承继晚清“新小说”而来，接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为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中国第一本正面描写和尚恋爱的小说，是被周作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祖师苏曼殊写的《断鸿零雁记》。中国第一本歌颂寡妇恋爱的小说，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玉梨魂》。中国第一本长篇日记体小说，是《玉梨魂》作者徐枕亚写的《雪鸿泪史》。中国第一篇书信体小说，是鸳鸯蝴蝶派主将包天笑的《冥鸿》。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鸳鸯蝴蝶派都有所创新。在民初的文坛上，无论从大量运用文言创作还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来看，鸳鸯蝴蝶派都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水平。它同时创作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五四新文学的崛起，一种更新的纯文学问世，逼着鸳鸯蝴蝶派完全走向通俗文学。抗拒这一转化的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人先后离开了作家队伍，顺应这一转化的包天笑、周瘦鹃等则占据了通俗文坛。
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双栖，转化为完全的通俗文学，决定了通俗文学接受纯文学的影响，表现为纯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渗透。例如中国的通俗小说，本来是偏重于故事情节的，这时大量运用心理描写、情景描写，也注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可以看到通俗小说从传统的“章回体”变为现代小说，其间充满了纯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渗透。发展到琼瑶、金庸的小说，只是在题材上沿袭了传统的“言情”、“武侠”，小说的思想情感，形式内容与传统通俗小说相比，已经完全现代化了。
虽然按照五四新文学的标准，这些创新还不够，作家不敢打倒封建礼教，不敢让恋爱的和尚、寡妇与恋人结婚，而且颇有媚俗的倾向，但是，文学史的评价，毕竟是根据它比前人多提供了什么。因此，新文学有理由批判鸳鸯蝴蝶派，如今的文学史家却不能否认鸳鸯蝴蝶派做出的贡献。对鸳鸯蝴蝶派，过去有若干不公允或误解性的评价以致定论，是偏颇的，是以“革命文学”的名义对其全面的否定，是一种不科学的学术氛围下的产物。我们今天对待这一流派，应当正确认识其历史与地位，肯定其历史意义，客观地去看待它。
2、礼拜六派：出现于民国初年的文学流派。是“鸳鸯蝴蝶派”的余波。因以《礼拜六》周刊（1914年6月6日星期六创刊，1916年停刊，1921年复刊）为主要阵地而得名。代表作家周瘦鹃、王钝根等。它宣扬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文学。
新文学对旧派小说的定位
新文学迫使旧派文学向“俗”定位：新文学阵营批判黑幕小说和鸳蝴派，指
其思想陈腐守旧，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且“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只有“记账式的叙述法”，词语技法多循套路。新旧文学对峙争夺读者，《小说月报》于1921年1月改版革新，《礼拜六》却复刊，新文学攻势强大，较量之下，旧派文学不得不去争取老派市民读者。
此期通俗小说代表作家：社会言情小说的代表张恨水
张恨水（1895－1967）
“恨水”出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国现代著名通俗小说家。1895 年 5 月 18 日生于江西广信县， 1967 年 2 月 15 日病逝于北京。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县。17 岁就以“恨 水”的笔名投稿。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真假宝玉》于 1919 年在上海《民国 日报》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于同年在芜湖《皖江报》副 刊上连载。后到京，在北京《益世报》、北京《朝报》等编辑部任职。《世 界晚报》、《世界日报》创刊后，便身兼两报的副刊主编。其间发表了成名之作《春明外史》（张恨水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全篇以报馆记者杨杏园的爱情为主线，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被认为是没有新闻标题的“新闻”。连载后世界晚报销量大增，许多读者排队购买，就是为了看看当天的《春明外史》又有什么新闻可以“对号入座”。就笔法而言，由于作者是以恋爱的故事为主线而串起一个个的社会时事与现象，因此，整体结构并不十分严谨，而是兴之所至，听说了什么新闻就串进去，情节的发展比较随意，在这一点上不如《金粉世家》。）和《金粉世家》。从 1924 年的《春明外史》起至 1939 年 的《八十一梦》止，是其创作的高峰期，约写了 60 部章回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