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艾青诗歌的忧郁风格与西方作家的关系
艾青的忧郁风格尽管是由他的经历和所处环境决定的，但外国作家所给予的影响不能不对他的心灵起催化和促进作用。他的忧郁风格的形成与凡尔哈伦、普希金、叶赛宁、玛雅夫斯基、莱蒙托夫等的忧郁气质和格调有必然的联系。这些作家的精灵，正是发自肺腑的彷徨、痛苦的追求与反抗、抗争的欲望紧紧相连的深沉之音，这与艾青有相通之处，其中，好像艾青与叶赛宁更接近一些，叶赛宁的诗无论是写自然或爱情，都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但这是一种“纯净的忧伤”，因为其中的忧伤似乎是透明的，他不会让人消沉，只会让人体会出一种美感，艾青的诗深受叶赛宁的忧郁风格的诗的影响。

410、“艾青体”长诗（叙事诗）
     抗战后，诗歌走向单调，普遍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而缺乏应有的诗美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艾青倡导新诗形象化运动，他之所以特别重视诗歌的形象化，因为在他看来：“形象塑造的过程，就是诗人认识现实的过程”。艾青因重视诗的形象塑造，避免了当时普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使他的诗的整体质量能保持在时代诗坛的高度上，也使艾青创造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艾青体”长诗（叙事诗），它的特点是：（1）通过人物特写揭示人物灵魂，塑造人物形象。（2）始终保持抒情性、诗意化特征。（3）具有雍容的风度和浩荡的气势。“艾青体”长诗代表了当时长诗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411、西方印象派绘画对艾青诗歌的影响
艾青是在巴黎时接受印象派绘画的。印象派绘画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他们反对当时学院派的保守思想和陈旧的表现手法强调光和色彩在绘画上的作用，是近代欧洲绘画史上的一次革命。雷阿若、德加、毕加索、尤其是“后印象派”的两位画家高更和梵•高，艾青不仅熟悉他们的生平和艺术风格，而且在诗歌中也留下了他们影响的痕迹。在印象派绘画里最早出现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绘画体系的交融，这就是写意艺术与写实艺术的邂逅，而在更高和梵•高的身上，东方艺术风格的影响最为鲜明。在印象派绘画那里，色彩不再是印象感觉的“记录”，而是“象征”和“暗示”，是激情和“欲望”的表现，是原始生命力的燃烧。这也使艾青在“气质上”与象征派的诗人进一步接近。
艾青感受世界和艺术的再现世界的基本方式，明显地打上了印象派绘画影响的印记。那时，他“开始试验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感觉印象和自己的观念之类，学习用语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形体、美的运动……”。这就表明艾青开始写诗时是用语言来作“画”，而且是用印象派的画法来“画”的。艾青写诗象印象派画家那样重视感觉的表现，他往往能抓住刹那间得来的新鲜印象，加以渲染，并且用恰当的诗句摹画出来。他说：“诗人应该有和镜子一样的迅速而确定的感受能力，——而且更应该如画家一样的渗合自己情感的构图”。
艾青从印象派绘画中吸取了艺术营养，认为要将自然色彩变为语言色彩，关键是要使诗人头脑变成一个调色板，“语言必须在诗人脑子里经过调匀，如色彩必须在画家的调色板上调匀。在艾青那里既有线条又又色彩，而且是那样地和谐。比如下面这些诗句：黄昏的林子是黑色而柔和的，林子里的池沼是闪着光的”（《黄昏》）。“他的衣服象黑泥一样乌暗，他的皮肤象黄土一样灰黄，阳光从高空照着他的脸，脸上是树皮似的繁杂的皱纹”（《老人》）。无疑，这些诗歌中的意象具有油画般的色彩，雕塑般的质感。正如现代人们常常赞扬的：艾青作品是“彩色的诗”，“诗中的画”。

412、分析艾青诗歌的苦难美
童年的苦涩，初上人生之路的艰难，以及成年后背负的国耻家仇的种种曲折经历，使艾青的精神世界逐渐积淀了一种深厚的苦难意识。可以说，苦难和忧郁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空间，并且成为他诗歌的基本内涵和主要色调。艾青自写贫困一生的“大雁河”开始，尽管不同时期的诗作反射出不同的色彩，但大都渗透着苦难美，始终有一种忧郁和悲愤之情贯穿其中。在他的《北方》组诗和《旷野》诗集中，有着更为浓郁的苦涩之感。艾青把他亲眼目睹的“负载了土地痛苦重压”的北方农民的贫穷与饥饿、灾难和不幸，一一展现在《北方》组诗里。诗人的苦难意识既来自他个人，也来自历史的深处，他对整个民族的苦难历史和人民所承受的痛苦和哀怨了解得太清楚了。他说：“中国实在太艰苦了，它正和来自四面八方所加给他它的危害搏斗”。艾青关注苦难，要把我们民族所蒙受的一切耻辱与不幸、迫害和困厄当作“我们诗的最真实的源泉”，最主要的表现对象，并且要把它表现地触目惊心，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人民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中国人民正处在一种怎样的困境之中，就是告诫人们：必须振作起来，为摆脱苦难，消灭苦难而斗争。这也表明，苦难正是一代人的精神重负。所以他的“苦难”诗，常常跳动着诗人的激励和呼唤的诗情。

413、波特莱尔对艾青诗歌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对于生活的感应方法，也包括将这种感应到的对象再现为视觉形象的方法，同时还包括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性意识等。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波特莱尔那种对于“丑”与“恶”的美学追求倾向，直接引导了艾青对“苦难美”的艺术追求。波特莱尔认为：“艺术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可怕的东西用艺术表现出来就变为了美；痛苦伴随上音律节奏就使人心神充满了静谧的喜悦”（《恶之花•中译本序》）。波特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就是这种以丑为镁、化丑为美的艺术杰作。艾青也认为：“苦难比幸福更美”。艾青也在自己的诗歌中描写了众多的丑与恶的现象，塑造了众多苦难美的形象，抒发了无尽的对于丑与恶的愤怒和憎恨之情，如《乞丐》、《补衣妇》、《人皮》等等。当然，艾青与波特莱尔不同的是，他不是戏谑、讽刺，而是充满了热情与愤恨。

414、中国古代文化对艾青诗歌的影响
首先，他在主体意识上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思想及其积淀本以十分丰厚的忧患意识，使他始终葆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与时代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其次，他在艺术创造上承传了中国古代文学中深厚的诗骚传统，把诗歌当作抒发内在思想感情，传达人生态度的工具，这就使他的诗必然与“游戏”、“唯美”相去甚远，他的诗几无无病呻吟之作，他直接直面现实人生，承担了时代的各种忧患，表现了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和人道精神。艾青始终发扬中国诗歌以抒情为本，以意境为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以赋、比、兴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诗学传统，尽管这些传统这些传统因素在与外来影响化合后发生了变异，但我们仍然可看到它在艾诗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艾青继承了古代优秀的诗歌传统，这使他在学习外国现代诗歌时能遏止非理性、神秘、怪诞以及唯美的倾向，而始终保有中国之风、民族之魂。

415、分析艾青诗歌与俄罗斯、苏联诗歌的联系
在此最值得一提的是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艾青曾这样评价叶赛宁，他“从意象主义者们中间出来，以旧俄罗斯农民的眼光，看到暴风雪疾驰而至的心情迎接了革命。他的诗充满了哀怨，留给人们难以忘的纪念”。“他的诗，和周围的景观联系得那么紧密、真切、动人，具有奇异的魅力，以致达到难以磨灭的境地”（1981年《关于叶赛宁》）。而叶赛宁诗歌的这些特点，都被艾青经过自己的吸收、消化，融入了自己的诗歌。艾青的《我的父亲》等诗，就直接受到了叶赛宁《母亲的来信》和《回答》两首诗的启示和影响。叶赛宁的这两首诗，写的是儿子离开家园奔向革命“用战斗的笔杆发挥着威严”的情景，抒发了青年一代的豪情，老一代的失望。而艾青的《我的父亲》，也描写了老一辈破碎的企望，抒发了诗人“奔走在解放战争的烟火里”的豪情。这些诗，情感的基调，意识内容，都十分相似。
再看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是以雄健的诗风和惊世骇俗的新鲜比喻享誉诗坛的。他的这种雄健的诗风与出奇、新鲜的比喻手法也直接影响了艾青早期的诗歌创作。如，马雅可夫斯基在描写资本主义大都市生活时，喜欢用“工业性的比喻”来诅咒资本主义的文明。艾青所写的《马赛》等诗也是如此，如艾青写道：“烟囱！/你这为资本所奸淫了的女子！头顶上/忧郁的流散着/弃妇之披发般的黑色的煤烟……”等。

416、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对艾青诗歌的影响
凡尔哈仑是艾青最青睐的诗人。艾青曾在1978年出版的《艾青诗选》“自序中说：“而我最喜欢，受影响较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的诗。”凡尔哈仑（Verhaeren）(1855—1916)是给20世纪前卫文学潮流以巨大影响的诗人。他出生在比利时的农村，心中始终保持着宁静的田野世界的印象。他以充满比利时旧农业封建时代风味的诗歌《弗拉罗道士》和《修道士》等作品走上诗坛。然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使比利时那平稳的田园风味被骚动所代替，宁静的乡村生活被机械的喧嚣和人心的惶惶不安所代替，身处这一转折时代的凡尔哈仑，面对这一历史的事实，在经历了身体疾病的折磨和精神上的苦闷之后，终于走向现实，直面人生，由一个写农村平静生活的诗人，成为了喧嚣都市的歌者；又一个沉于浪漫情调的诗人，成为了一个把握时代脉搏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他创作的后期，他用雄浑劲健的自由诗体，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大都市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农村的破灭景象，视野由纯粹的个人性观照，拓展为集团的、宇宙的观照。他将时代的旋律融进诗歌中，并将大量的现代口语入诗。他的诗风奔放、开阔、自由，出语形象、明朗、清新。
艾青当年在法国留学时，接触了凡尔哈仑的诗，并被他所吸引。正是在凡尔哈仑诗歌的引导下，艾青开始试验在自己的速写本（绘画本）上记下一些瞬间即消逝的直觉印象和自己的观念，“学习用语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形体、美的运动”（艾青：《母鸡为什么下鸭蛋》）。之后，当他开始诗歌创作时，不仅在美学风格上追随、学习凡尔哈仑，而且，他早期（1932年）描写中国农村的那种原始的野性生活情调的诗篇，如《透明的夜》，连诗名都是借用的凡尔哈仑的。凡尔哈仑写过《透明的农村》，艾青就直接借用了凡尔哈仑的“透明的”这一形容词，来描写中国农村的生活。至于其中“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运动”等意境构成，与凡尔哈仑也极为相似。同时，他也继承了凡尔哈仑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的现实主义态度，他以后的诗歌都没有离开过这一态度，如《大堰河——我的保姆》、《黎明的通知》、《向太阳》等，都是最明显的例子。

417、惠特曼对艾青诗歌创作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自由体诗的形式上。惠特曼是对西方格律诗全面突破的首创者，他的《草叶集》第一次彻底抛开了轻重音、音节、形体等等格律规则，出现了新颖的长短句式，可以容纳下丰富的、不拘一格的词汇，这种长短句在描绘景物时，适于展现开阔、多样的现代生活画面；在描述情感时，适于表现现代人更为复杂、细腻的心理状态。如《自己之歌》第十五节，共六十多行，就是一副美国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素描。惠特曼进行彻底的诗体革命的精神，让艾青从中受到巨大鼓舞，他多次评价惠特曼的新诗体的意义，他在《诗的形式问题》中说：“在近代，以写自由体诗而博得声誉的，是合众国民主诗人惠特曼……产生这种诗体的时候，从诗的本身说，是为了适应表现新的思想感情的要求，突破了旧形式束缚，是一种解放。”
其次是他的诗歌的感染力和启发性，喜欢用排比、叠词、和穿插民谣等表现手法，以及强调诗的内在节奏和旋律等。如惠特曼描写林肯被刺死的著名挽歌《啊，船长，我的船长》。那种一咏三叹、有强有弱、不绝于缕的情绪，反映在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等诗中，则是同样荡气回肠的咏唱。但一个如冲击海岸的波浪，悲壮感人；另一个似绕梁不绝的乐曲，缠绵动人，相似在其神韵，两者又是迥然不同的。艾青当年写大陆和海洋，写它们的宽阔和坦荡，也使我们想起这位开一代诗风的美国诗人对他的影响。

418、艾青在艺术上是如何借鉴西方象征派诗歌的
在借鉴西方象征派诗歌的过程中，艾青既有吸取也又改造，他既勇于吸收象征派能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法，又能剔除其神秘主义、颓废主义、唯美主义的糟粕，具体而言，他对象征派艺术手法的借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诗歌内容的象征性。
象征主义运动中承前启后的诗人、理论家马拉美认为，艺术是用象征体镌刻出来的思想。他提倡用形象“暗示”的手法去表现对象。为使自己的诗歌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艾青在创作中借鉴并运用了象征派注重用形象去暗示的象征手法，他的诗多半是借助于大自然中某些客观事物作为自己心灵感受的对应物，这不但拓展了其诗作的思想内涵，而且使之更富有质感和立体感。考查艾青的创作，可以发现每一个时期他的代表诗作都可以说是“象征体镌刻出来的思想”。但同时马拉美又宣称“诗里应该经常有谜”，艾青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说：“晦涩是由于感觉的半睡眠状态产生的；晦涩常常因为对事物的观察的忸怩而产生。”因此他的诗象征而易懂，含蓄而不晦涩，能使人产生“思而得之”的兴味，决不同于那些蓄意制造神秘气氛的象征派作品，而且他也没有把西方象征派那些消极悲观的基调照搬过来。而是把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刻观察形象地描绘出来。
其次是诗歌形象的流动性。形象的流动性是象征派艺术原则之一，是指诗人必须捕捉自然万物的象征含义，与之感应相通，让物质世界合精神世界交融一体，并造成读者各种官能感受互相转换合交流。象征派认为自然是个“象征之林”。象征派诗人大用特用感觉移借的交感手法，造成诗歌意象的流动性，既能使描绘的客观对象人格化，又能让诗人主观心灵具体化。艾青也认为外界客观世界和诗人主观世界是感应相通的，在诗歌中同样可以“给声音以彩色，给颜色以声音，使流逝变幻者凝形”。只有在诗人的世界里，自然与生命有了契合，矿野与山石能日夜喧谈，岩石能沉思，河流能絮语……风、土地、树木都有了性格。艾青借鉴了象征派的形象流动性的交感技艺，并使之与自己真切的生活感受融为一炉，熔铸成自己独特的诗歌艺术。
第三是诗歌语言的音乐性。马拉美要求“诗中各样东西都化为音乐发出来”，以致主张用谱写乐谱的方法写诗。艾青也赞成诗歌要有音乐旋律感，但他不象象征派这样走上形式的极端，他认为：“只有和情绪相结合的韵律，才是活的韵律。”他认为生活旋律就是诗歌的节奏，反对用传统的格律概念限制住新诗自由活泼的发展，是诗歌创造格律，不是格律创造诗歌。这不仅是对象征派也对传统格律概念进行了改造，将音乐的内在旋律引进新诗的语言节奏之中，他主张诗要有“散文美”，亦即“口语美”，他写的大多数诗是章无定节，节无定韵，形无定字的自由体，但那内在的节奏和独特的旋律，使人感到具有高度的诗意的美。

419、沦陷区文学
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地区的中国文学，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区文学。此外，南京、武汉、香港等沦陷区文学活动也有所涉及。其代表作家有张爱玲，无名氏等。

420、简述张爱玲作品《金锁记》的基本特色
第一是心理分析的精妙。作者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的运用。第三是风格特点，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已是恰到好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也是作者风格的特色。

421、简要分析《金锁记》中人物曹七巧的性格特征
第一是其性变态心理。
第二是其仇恨与嫉妒心理。
第三是其寡居者的“护犊”心理。

422、简述张爱玲与鲁迅创作的异同
鲁迅与张爱玲有两点共通之处，一是皆十分注重对国民性弱点的挖掘。张非常佩服鲁迅对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揭露，她自己亦是描绘人性弱点的圣手。如果说鲁迅侧重对国民性的传统文化之根的探索，那么张爱玲更多表现的是中外文化在“犯冲”的洋场背景下开出了什么样的奇花野果。其二，这两位作家皆具有极强的文体意识，茅盾说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种新形式，大体是公正的。张爱玲探索过多种文体，最后形成了她自己的风格。
挖掘人性，探索文体，是优秀作家的成功之路。在这些方面，鲁迅和张爱玲都有出色的贡献。不同之处在于，鲁迅首先是个思想家，他以文学为批判旧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具有典型的启蒙主义作家风范。张爱玲却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更带有自由主义作家的气息。因而在人性针砭、文体表现上呈现迥然不同的风貌。

423、简要分析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
一是无意识的错误与未加思虑的愚蠢所导致的悲剧。张爱玲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代表性的人物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 
二是有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 也就是说悲剧主人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肯定会导致悲剧的结局，但仍然坚持做下去。在张爱玲小说中最典型的如《心经》中的许小寒，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
三是人性欲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如《金锁记》中的七巧。

424、简述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
张爱玲小说中的“古典小说的根底”最为鲜明的表现又在于她作品中的“《红楼梦》风”，其代表作《金锁记》中随处可见《红楼梦》的影子，而她的《花凋》则被看作是“现代《葬花词》”，不仅作品的名字《花凋》直接来源于《红楼梦》中的《葬花词》，而且作品的主人公郑川嫦也被她直言不讳地称作“现代林黛玉”。在她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就有许多人物和细节都有着明显的《红楼梦》的影响。
张爱玲小说中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则主要指她作品中的“通俗倾向”。在对张爱玲有影响的现代作家中，既有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张恨水，又有新文学作家中的实力派代表老舍，而这些作家的创作都是以“通俗化”为主要特征的。张爱玲作品中的通俗化特点，也与她生活的环境和她自己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关系。对她一生影响最多的两个城市一是上海二是香港，而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商业化最市民化的城市，当时的香港则是跟在上海后面亦步亦趋的上海的翻版。

425、简述张爱玲作品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
张爱玲作品的传统特点当然与张爱玲“古典小说的根底”有关，与她从《红楼梦》等旧小说中那里得到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味有关，但又不仅仅如此。前面我们曾说到，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包括那些受过洋教育的“新女性”）实际上或者说在本质上都是些“旧女性”，而最为典型的还在于她的“女人观”和她小说中创造的意象，都有许多传统的因素。她笔下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走出了婚姻的城堡，而她创造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意象，则全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
她的现代的特点，则主要在通俗的情调中加入了西方的文化因素。张爱玲是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的，她生城市长在城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人，而且又把当一个城市人作为自己的理想，因此，在她的作品中，不仅写的是城市和城市人，而且到处都流露着她对城市文明的喜爱和赞美。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以悲剧收场，但这并不是城市的过错，相反，正是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罪恶。

426、简述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特点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除曹七巧外，大多是生活在新旧时代夹缝里的没落淑女。她们往往都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大家庭里，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旧式的妻道训练，虽然，这些没落的淑女，大多都有美丽的外表，文化层次也很高，但是她们没有自立于现代社会的求生的本领，只能把嫁人当作自己一生的救命稻草。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那就是女性生存的艰难。她们大多处于两种生存状态之中：一是急于想成为人家的太太或姨太太甚至情妇，总之是想找一个生活的依靠；二是在成为太太之后，仍然在为自己的地位而努力奋斗着，或变本加厉地抓钱，或无可奈何地在平淡的生活中苦熬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的“新”主要指她们受过新式的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但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她们并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因此，她们的“旧”主要就是指她们的思想意识和人生道路。

427、试论张爱玲作品中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428、张爱玲小说有无后现代主义色彩？
答：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学批评术语虽然出现较晚，但就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倾向看，其后现代主义的色彩还是很明显的。这主要可以从其基本的审美倾向——审丑中看出。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
（1）、金钱主宰的婚姻关系
钱是婚姻的目的，也是婚姻的趣味，如《留情》中淳于敦凤就毫不隐讳自己嫁给年老的米晶尧的目的是为了钱；而《心经》中的穷学生绫卿则直言宣称：“对于某一阶级与年龄范围内的未婚者……我是人尽可夫的。”生命对于她们，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而婚姻，这人生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则变成了与卖淫一样的行为。卖淫，为钱；这结婚也是为钱。目的一样，对象也一样：不管什么人。
（2）、调情与姘居关系。
这是张爱玲小说中表现得最多的畸形的男女关系。这些关系连婚姻的外壳都没有，只有赤裸裸的男女的互相玩弄。如《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第一炉香》等小说中所描写的就是这种男女关系。《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女主人公王娇蕊与男主角佟振保，以调情互相玩弄；《倾城之恋》中的男主角范柳原，《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及其侄女等，都以两性关系作乐，毫无真情可言。最典型的姘居故事是《连环套》中所写的男女关系。其中的女主人公霓喜一生曾与三个男人姘居，直到人老珠黄。
在以上所描写的男女关系中，张爱玲所描写的是一组组没有爱情的男女传奇。她热衷描写的不是男欢女悦，而是男狂女怨；不是眷眷恋情，而是畸爱艳史。她以自己善于发现“阴暗”之事、之情、之景的眼睛，摄取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十里洋场的畸形男女，生动而又深刻地描摹了这些被毒化了的男女的畸形关系，彻底地解构了各类男女关系，特别是两性的爱情、婚姻关系的神圣、美丽、高洁。所以，有人认为，张爱玲是女性主义的作家，具有自觉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尽管那时后现代主义理论还没有产生），很多人喜欢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