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学（上）
扑朔迷离的现代小说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小说的发展，同美国的社会现实及美国社会道德观念的变迁紧密相关。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民精神的摧残，引起了美国人民对现存道德标准和人生观念的怀疑，特别是数百万犹太人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惨遭屠杀和1945 年8 月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琦爆炸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这两件事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战争消耗了人们的精力，也形成了人们毫不含糊的明朗态度。对于生存的洞察力和对于未来事物的预见，促进了各种新思潮的诞生。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以物质文明及人的精神空虚为主要特点的“群体社会”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漠，人们只注重自身的精神小天地，于是以描写和刻画个人精神的发展与演变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小说”随之兴起。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受到战后风气感染的“反英雄”形象，他们出身中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但他们思想矛盾、精神迷惘、内心复杂，又没有独立的社会根基，只得听命于垄断集团控制的社会的摆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六十年代的名作《赫尔索格》是一部犹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作品的主人公赫尔索格是一位美国社会文明的受难者、一个落难的英雄，他的复杂思想的演变过程和坎坷的生活经历集中代表了当时美国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意识的打击下精神濒于崩溃边缘的痛苦。此外，象卡森•麦卡勒斯的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和约翰•厄普代克的长篇小说《兔子，跑吧》中的主人公艾米莉亚和哈利都是属于这类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病态人物。他们都是些畸形儿，精神上的叛逆者，所谓“反英雄”的含义即是指这个意思。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力图探讨人们精神蜕化、演变的根本原因，并希望读者也去思索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赫尔索格的精神崩溃、艾米利亚的生活悲剧和外号叫“兔子”的哈利的几次离家出走，尽管各有各的具体情况，但造成他们这些结局的原因都来自于社会的侵蚀，社会的压迫和社会的堕落。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也是二战以后小说主题的核心，从这一点来说它们与现实主义小说并无根本区别，只是随着时代差异的增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要是这些人物性格的异化，他们的精神状态恰恰反映了美国社会严重的思想危机和道德危机。
五十年代，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掀起迫害进步人士的反共运动。慑于统治集团反共政策的淫威，一部分美国人沉默了，他们循规蹈矩，不敢有越轨的举动，遂造成美国文坛的萧条沉寂。有些评论家称这一时期为“怯懦的五十年代”或“沉寂的五十年代”。但年轻的一代由于对虚假的现实的反感，继续发起叛逆和挑战，用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来反抗社会，于是诞生了“垮掉的一代”及其文学。在这些作品中小说占绝大多数，它们反映了这些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心情，对于“美国生活方式”提出了大胆的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动乱几乎没有停止过，从朝鲜到越南一连串的战争、大十年代的古巴导弹事件、肯尼迪被刺、黑人暴动和全国性的反对侵越战争高潮、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和尼克松的辞职、以及多次地下爆炸、对自然环境的蹂躏、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各种各样的政治抗议等等，这一系列政治事件必然影响到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理、思想和精神状态的变化，使一种危机感持续下来。这是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完全忽视的。反映到小说创作中则是黑色幽默小说、荒诞小说、反现实主义小说、存在主义小说等等流派小说的产生，一般人把它们合称为“后现代派小说”。所谓“后现代派小说”大都是用荒诞的、隐喻的、超现实的笔法，以曲折的形式来达到揭露现实、反映人们内心世界的目的；它们的作者几乎都厌恶这个社会，甚至抱着绝望的心情。这个流派的小说家们不惜用夸张、讽刺以至歪曲现实的“愤世嫉俗”之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而结果往往以荒谬隐喻真理，以丑
陋代替美感，把一切都颠倒了。“黑色幽默”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性。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以非正常性的描写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作品中那些似乎疯疯颠颠、混混浊浊的人物不正是美国现代社会实质的象征吗？显然，作者的心绪并不愉快。“黑色幽默”作家们认为，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好象“人全疯了”。不仅“黑色幽默小说”如此，其他如“犹太小说”、“南方小说”也都反映出美国社会这种实质性的内在因素。诺曼•梅勒的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美军内部的种种矛盾，突出地反映了权欲使人丧失理性，战争使人变得更加贪婪的现实，这样就造成了指挥混乱，上下对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作家杰罗姆•戴维•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是当时美国青年中失望一代的典型。他看不惯一切又丢不掉坏习惯，他想靠劳动养活自己又找不到出路。流浪、徘徊、苦闷，终于造成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只能躺在床上回想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经历。总的看来，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美国作家陷入了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信任危机。他们的美国之梦经常被梦魔所代替，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对其国家及其前途产生茫然之感，否定和批判的声音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旋律，作家的才华和想象力在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及其精神世界之间纵横驰骋。而“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喜剧和悲剧、事实和象征，全都通过难以捉模的形式相混合，象当代现实生活一样扑朔迷离。”（[ 美] 伊哈伯•哈桑《当代美国文学》）
南方小说
1935 年，艾伦•泰特在一篇经典性文章《南方的文学职业》中，提到二十世纪的南方小说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感”，由于这种历史感，才造成了“我们处在历史十字路口时所出现的奇异的文化爆发，它多少类似于十六世纪末商业英格兰开始摧毁封建英格兰之际的诗歌天才大爆发，只不过规模小得多而已”。美国南方有其特殊的历史。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南方兴起了地方色彩十分鲜明的文学流派，有的评论家称它为“南方文学”。南方小说属于怀旧式的文学流派，经过南方小说家们几十年的努力，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呈现出美国南方社会一幅兴亡盛衰的通俗历史画卷。尽管是描写过去的时代，尽管不无神秘、虚幻、痛苦和感情色彩，但南方小说自从三十年代福克纳创建以来一直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它成功的秘诀在于写出了一个时代。南方小说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和埃德加•爱伦•坡
的哥特式作品。在二十世纪，福克纳在他关于约克纳帕塔法县的神话里又再度创造了南方，历史和诗在这里剧烈地会合在一起了。福克纳的英雄史诗的传统为后来的一些作家，如罗伯特•佩恩•沃伦以及一些喜欢探索更细微的感情色彩的女作家充分利用了。
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的小说创作曾在这一流派的后期产生过重大影响，她被公认为“南方文学”中除福克纳之外最出色的小说家。
韦尔蒂是福克纳的同乡，出生于密西西比州中部杰克逊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境比较富裕。她年轻时一度想学画，1929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曾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广告学。1932年回到杰克逊，在当地广播电台工作，并为孟菲斯的报纸写社交栏新闻，与各阶层人士广为接触，谙熟家乡的风土人情，这些成了她日后创作具有浓郁南方风味和性格特征的小说的基础。
1931年，韦尔蒂开始写小说，但并不顺利，短篇小说投稿多次遭到退稿的厄运。1936年，韦尔蒂在家乡的《原稿》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立即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1941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绿色的帐幕》出版，由当时已成名的南方女作家凯瑟琳•波特作序，序中预言南方又将出现一个杰出的女作家。此后韦尔蒂在创作道路上一帆风顺，陆续出版了好几部短篇小说集和五部长篇小说，奠定了她在文学上的地位。随着知名度不断提高，韦尔蒂得到了各种荣誉称号与奖励。韦尔蒂创作的精华是那些被称为“南方小说珍品”的短篇小说。她的小说不仅发掘生活的底蕴，而且探索人性的奥秘。她曾说“内心世界是无止境的新奇、神秘、诱人”。她说她热爱她笔下的每个人物，尤其同情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惨遭遇，用细腻的笔调抒写他们的童年、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生活琐事以及他们的爱和恨。作者的风格多样，刻划的性格也很复杂，心理描写非常细腻，故事的结局往往出人意外。《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曾被评论界誉为表现南方社会畸形人生活和心理状态的佳作。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叫鲍曼的制鞋公司旅行推销员，十四年来他风风雨雨走遍了整个密西西比州，驾着汽车为老板推销鞋。这次是他大病后第一趟出门，结果在山沟里翻了车。幸好遇到一家农户，农户主人索尼帮助他将车吊了上来，并让他在家里过夜。这是一家荒凉山区中的贫苦农民，屋子里冷冰冰的，用石头当家具。索尼还穿着南北战争时留下来的南方联邦军的制服，他的妻子苍老不堪，三十来岁看上去却有五十几岁。晚上，鲍曼躺在炉灶边，天没亮就起身，把钱包里所有的钱掏出来悄悄压在主人煤油灯座底下，浑身颤抖地踏着月光朝大路走去。突然，他的心发出“怦、怦”声，他跌在大路上，用双手捂住胸口死掉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篇小说描写了三十年代美国南方穷白人的贫困生活，对鲍曼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刻画细致而生动，他的悲惨命运揭示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绿色的帐幕》共收入韦尔蒂的十七个短篇小说，它们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是作者在小说创作创新方面的有益尝试。大部分故事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小城或乡村，人物大都是一些鳏夫、寡妇、盲人、聋哑人、智力迟钝者、心理变态者、轻生自杀者和凶杀犯。作者以南方生活为基本特征，再现了社会的真实生活，揭示了这些被社会唾弃的人的内心世界。《绿色的帐幕》问世后韦尔蒂声誉大振，评论界把她的作品与爱伦•坡相提并论，又把她看作福克纳风格的直接继承者，认为她的作品具有古老的“哥特式”与南方奇异风格相结合的艺术特色，成为南方小说的中兴之作。
198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包括了韦尔蒂自1936年以来发表的四十一个短篇的全部，是作者创作上主要收获的结晶。在这些作品中最具特色的是《金苹果》，它由七个在情节上相互关联的短篇组成，分开看它是若干各自独立的短篇，合起来又可当作一个完整的长篇。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小镇，人物是那些充满奇异色彩的南方乡民，其中交叉出现的主人公是两个年龄和性别不同的漂泊者：垂暮之年的金•麦克莱恩老头和年过四十的处女弗吉•雷尼小姐。作者以象征主义的手法展开情节并互相衔接成一个环状的整体，探索人类同时存在的欢乐与绝望、美好与恐怖、团聚与分离的复杂感情。从四十年代开始，韦尔蒂也尝试以长篇形式进行创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强盗新郎》出版于1942年。这是一部充满民间传奇色彩的作品，描写了一个强盗与种植园主女儿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位名叫罗莎蒙德的少女由于父亲的粗心而被置于一个强盗的手中，她依靠自已的勇敢与智慧最后抓住了这个强盗。她的父亲却认为，杰米•洛克哈特是强盗，可他爱罗莎蒙德。他具有两重性。杰米•洛克哈特居然与罗莎蒙德成亲，强盗当了新郎。作者的独到之处在于不是简单地模仿童话故事让罗莎蒙德摆脱一个强盗的求婚而赢得“王子”式的求婚，而是让求婚人兼具二者的特点，这就加深了小说的哲理含义。
《乐观者的女儿》（1972）是韦尔蒂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获1973年普利策小说奖。这是一部以家庭婚姻为题材，以研究妇女心理状态为中心的作品。小说通过一个生前为人乐观的老法官去世之后其女儿与继母之间的感情冲突，表现了美国南方社会风气的变迁和人与人之间、家庭内部之间的矛盾。这部小说情节紧凑，描写简练，以简单的故事表现出丰富的含义，以现实描写和大量回忆的交错出现刻画人物的心理，深受评论界的赞赏。韦尔蒂对六十年代密西西比州发生的谋杀黑人事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曾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短篇故事《声音从何处而来？》，揭露白人对手无寸铁的黑人的残杀。
韦尔蒂小说的成功主要在于她对美国南方社会生活的通晓和对各阶层人物内心世界的洞察能力。她曾声称她的创作“受到了自己居住和熟悉的地方的启发”，又说她的作品所反映的是“密西西比州那些不安的、生活含义不明的、悲惨而又绝望的日子”。出色的环境描写，南方俚语的运用和各种象征、比喻手法的结合，使韦尔蒂的作品，尤其是她的短篇小说成为出类拔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