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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就结识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等年轻作家，后来对他们的作品都作过十分中肯的评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曾赴法国参加军队救护队，他跟同时代的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一样用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失望与愤懑，出版过诗歌散文集。但他的建树主要在文学评论方面。《阿克瑟尔的城堡》（1930）介绍评述了造就现代象征主义派代表作家乔伊斯和艾略特等人的全部文化背景，指出了他们的共同倾向。半个多世纪以来，该书一直是了解现代象征主义文学最权威的入门作品。三十年代，威尔逊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伤痕与弓》（1941）是一部从文化、哲学和历史的角度，对文学进行解释，对作家进行评价的论文集。《爱国主义的血块》（1962）属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文学研究的力作。威尔逊曾用“人道主义”来概括自己的创作。他的“人道主义”所关心的是贫困中的下层人民。他的文学评论涉及当今社会里的作家和读者，当今时代的思想活动，充满生活气息，今天读来也同样令人感到清新流畅。
亨利•路易斯•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 1880—1956）是一位锋芒毕露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与人合作创办了《美国信使》杂志，以该杂志为阵地激烈地批评了美国所谓“民主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缺陷，指出美国在文化上所表现出的贫困。同时门肯又坚决主张摆脱欧洲对美国的“保护”，建立起本国的文明。在文艺方面，门肯提倡创作自由，反对种种清规戒律，认为“作家有描绘他周围生活的自由，他怎么看就怎么写，他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他的文学批评和社会批评都曾给与同时代的人以深刻的影响。他支持当时遭到攻击的新作家德莱塞，对辛克莱•刘易斯、詹姆斯•卡贝尔和舍伍德等青年作家多所提携一时间，门肯简直成了美国文学批评界的领袖人物。
“新人文主义”
二十年代，“新人文主义”流派在美国文学批评界逐步形成。新人文主义者继承了十六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人文主义传统，所以被称为“新人文主义学派”。欧文•白壁德（IrvingBabbitt，1865—1933）和保尔•艾尔墨•莫尔（Paul ElmerMore，1864—1937）和诺曼•福斯特（Norman Forster，1887—1972）是“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
新人文主义批评家主要从道德和宗教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他们注重作品的内容，反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可以变得完美无缺的观点，以及自然主义关于人在社会和环境力量前无所作为的观点。文学对于新人文主义者来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力量，或者说是近乎“世俗宗教”。然而，他们的文学批评几乎不涉及作品的美学价值。1929年底，在美国文坛上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新人文主义的论战，“新人文主义”学派的保守观点受到了包括“新批评”学派艾伦•泰特等人在内的一批评论家的尖锐批评。左翼文学批评经济危机期间，在许多作家向左翼阵营靠拢的同时，文学批评也出现了新的局面。许多批评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他们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入手，着重评价文学作品是如何反映美国的社会问题的。例如V•F•卡尔弗顿所著的《更新的精神》（1925）、《美国文学的解放》（1932），格兰维尔•希克斯的《伟大的传统：对南北战争以来美国文学的理解》（1933）以及高尔德与人合编的选集《美国的无产阶级文学》（1935）等，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作。迈克尔•高尔德（Michael Gold， 1894—1967）自 1926年主持《新群众》杂志的编务以来，把美国文学界的进步人士团结在杂志的周围，使其成为美国左翼运动的一个堡垒阵地，为美国进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1934年起，他在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上开辟了《改造世界》的专栏达十五年之久，他的绝大部分深刻、尖锐、发人深省的短评、杂文和散文小品都是在这一专栏中发表的。他始终努力把敏锐的目光指向社会，把引导人们如何去认识这个社会当作自己的责任。《改造世界》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改造世界》（1937）和《空心人》（1940） 两部书即是这个专栏作品的结晶。高尔德在为数可观的文艺评论中，坚持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进步方向；同时，他还是“约翰•里德俱乐部”的创始人，参预了美国作家协会的发起组织工作，并同许多作家如德莱塞、辛克莱、斯坦贝克、多斯•帕索斯等成为挚友，形成了三十年代强大的进步文学阵线。在1921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他首先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战斗文学”的口号；1929年他又呼吁作家们“写下去。你们在矿山中、工厂中和农场上的生活，在美国以及世界的历史中，将有不朽的意义。”毫无疑问，高尔德是二十世纪美国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中占重要地位的人物。三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实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左翼理论批评的队伍也发生了变化，其影响力也随之下降。但是，不管情况怎么复杂，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学批评运动高潮时期所写的批评论著，代表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水平，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新批评”
从三十年代中期起，至五十年代后期，“新批评”学派在美国大学的文学教学中占主导地位，成为美国文学的主流。它的出现与文学创作中的现代派相吻合。英国文学批评家艾•阿•理查兹和诗人、批评家艾略特对“新批评”学派的形成起过重大影响。三十年代美国大学里一批文学教授兼批评家抨击传统的“历史传记”学派，否定他们所运用的历史传记手法，认为文学作品自身形式上的特点才是评价作品及作家的依据。克林恩•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论文《形式主义批评家》中认为，“新批评”学派强调文学作品自成一体，不受包括作家的生活、创作意图、历史和社会背景，甚至作品题材的影响。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仔细阅读作品，分析作品的部分与整体之间是如何连接的，指出各种意象、节奏、韵律和语气的作用。“新批评”学派的评论方法从积极的方面看，它大大削弱了传统的文学史在文学教学中的地位，把文学研究从无穷无尽的日期和相互影响中解放了出来，使评论更集中于作品的本身。但是它割断语言与社会的联系，完全从作品的形式上去分析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就使文学作品反映与影响社会的功能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新批评”学派的成员多为诗人或作家，尤以“南方”作家、批评家为主，又称为“南方批评家集团”，其中包括约翰•克劳•兰塞姆（John CroweRansom）、艾伦•泰特（Allen Tate）、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War-ren）、坎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理查•彼•布拉克墨尔（BichardP.Blacrmur）和克林恩•布鲁克斯（CieanthBrooks）等。他们强调对作品的“细读”（Close reading），研究作品中上下文及其言外之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作品的艺术价值。由于他们多具创作经验，因而对文学作品尤其是诗的形式与技巧的分析往往比较精湛独到，给人以特殊的启迪意义。“新批评”学派在四十年代盛极一时。但由于其过分偏重于文学作品本身，片面强调作品的独立性，只长于分析诗歌，而无法在叙事类作品面前一展手脚，故很快走向衰落，为五十年代后兴起的其他文学批评流派所代替。“心理分析批评”学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现代心理分析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国文坛“心理分析批评”学派的出现与弗洛伊德学说在美国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学派分析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努力挖掘作家的生平与文学作品中人物之间的联系，分析作者在作品中有意无意表现出来的弗洛伊德意象，如恋母情结、寻死之愿、本能冲动等。要找出作家生平与作品及作品中人物的联系，评论家就必须详细地占有作家生平方面的材料，用这些材料中能真正反映作家心理状态的部分去印证文学作品中的某一侧面。亨利•默里对麦尔维尔作品《皮埃尔》的分析是“心理分析批评”较成功的范例。然而这种方法如果运用不当就会变成对作家生平的猎奇，使人看不出作家生平与作品中某些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心理分析批评的另一种方法是置作家的生平于不顾，而着意寻找作品中的弗洛伊德意象，进行分析并加以引伸。例如，批评家可以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分析小说中的梦境，赋予它一定的含义。这样的心理分析方法使作品的外延得以扩展而获得作家本人并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却又存在的某些意境。如克鲁斯对霍桑作品《罗杰•马尔文的葬礼》的分析。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的想象》（1950）中以“弗洛伊德和文学”为题，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与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作了深入的阐述，他指出，“心理分析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结晶”，它“已经注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艺术是“与现实相对立的幻想”，梦是做梦人希望本人的某些愿望要求得到满足的反映。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是“文化与生理不可分割的交错”，它决不是简单的性格的分析。特里林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现代美国许多主要作家都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例如菲茨杰拉德和福克纳。在分析他们的作品时，有分寸地运用“心理分析”的批评方法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可以“扩大作品可能具有的意义”。当然也有不少批评家滥用心理分析方法，将其简单化地运用于一切作品，他们的分析看上去是才气横溢，实际上却不着边际，哗众取宠。“意识批评”学派五十年代后期受欧洲“日内瓦”学派学说的影响，美国出现了“意识批评”学派。美国学者通过“日内瓦”学派代表人物乔治•布莱的著作了解了该学派的主要观点，认为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带有主观性，因为它非常明显地充满了作者的意识、思想方法和情感，体现了他观察世界的角度。这些都通过背景、人物、意象和文体修辞等表面上看来是属于作品的客观存在来表现。布莱认为正确的读书方法“要求每一读者完全介入原著”，这样读者的意识“就表现得似乎象另一个人的意识那样。”
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是美国“意识批评”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论述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专著《上帝的消失》（1965）里将批评家的任务归纳为“把自己与用语言表达的主观性融合在一起，从内心重新经历那种生活，在自己的批评中重新再现这种生活”。这一批评的方式要求批评家的意识与作家的意识完全一致。但是“意识批评”学派的批评方法在实际运用时，往往是评论家的主观随意性占上风，他按照自己的情趣将材料打乱，组合后加在作家的意识上。这等于用评论家的上帝代替作家的上帝。
“结构主义批评”学派
“结构主义批评”学派的基础是现代语言学。它的代表人物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认为语言是一个主观赋予的符号体系，只有在某特定的整个体系中才有意义。他论述了关于语言是一种结构，其中各部分只有与其他各部分相关才能为人理解的观点。“结构主义批评”学派认为，任何文化现象都是一个“表意体系”的产物。这一体系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关系使它能表达意义，而不是这些成分与现实的关系。所有的表意符号都带有主观性，没有符号就不能理解现实。这样，“结构主义批评”学派就否认文学作品是某一特定现实的反映，否认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我表现。“结构主义批评”学派力图以语言为手段，描叙文学和整个现实。六十年代“结构主义批评”学派在美国颇有市场，不少评论家发展到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文学方面的研究。现代美国文学批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形成过和存在过许多学派，不少学派在其出现之初总是标榜自己是前无古人的新学派，可是仔细一分析，某些新学派仍然是以前存在过的学派的发展。美国许多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并不拘泥于某一学派的门户之见，而是兼收并蓄，适应时代的发展，他们的成就和影响有时反而超过某些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