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代际流动
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结构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移动的过程。社会流动不是物理空间上的流动，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地位上的变化。判断某种变动是否属于社会流动，关键是看当事人在社会结构中获取或占有他所期望的资源的机会是否发生了变化。
社会流动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如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代际流动和一生流动等。

代际流动指的是子代相对于父辈而言社会阶层的变化。当子代的职业、地位与父辈相比发生了变化时，也就发生了代际流动在一个开放、不断不进步的社会中，代际流动在总体上也表现出向上流动的倾向，即子代的职业地位高于父辈。反之，在一个封闭的、停滞的社会中代际流动较小，子代的职业和地位具有更多先赋的色彩。

精英循环（1999，名；2002，名）
精英指的是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成员。对精英的界定主要是看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是否有超凡的、出类拨萃的表现。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帕累托是最早对精英理论进行系统论述的学者。他认为，精英这一概念与道德或名誉无关，它只是在一定圈子内“具有最高才能指数的人”。他把精英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政府中直接或间接发挥作用的人组成的统治精英；另一种是有其他人员组成的非统治精英。帕累托认为，精英地位是与卓越的才智相关的。当精英的地位与能力不对称时应该要求精英的循环，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而当已有的精英阻止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进入精英行列时，精英循环就会受阻，这样就会产生两个结果：或者是社会、国家动荡，衰败，或是用暴力推翻过时、无能的精英。

超稳定结构
超稳定结构是20世纪80年代由金观涛、刘青峰所写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超稳定结构主要是对我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剖析。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小农经济发达，工商业不发达，社会分层较为简单，社会流动的规模较小，也不剧烈。人们向上流动的的机会主要是读书和军功，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稳定性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都不显著。

社区（2001，名）
在社会学领域中，社区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世纪末期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所著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社区是指由具有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形成的、关系密切、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组合方式。在其后，社区的概念不断发展，综合来说，社区指的是聚居在一定地域内，相互关联的人群形成的共同体。社区具有以下构成要素：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人群；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社会生活；社区文化；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城乡二元结构
二元结构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同时存在着有重大差别的部分，而且两者又相互隔离、无法沟通的现象。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研究发展国家经济时提出“二元经济”理论，借用他的概念，我国社会学家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概念。城乡二元结构指的是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和受教育机会，乃至在政治与社会权利方面存在重大差别的现象。这一概念高度概括了我国的城乡差别，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城乡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

郊区化，逆城市化（2016，名）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2005，名；2011，名）
制度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并形成了著名的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的创造的、正式的、由成文的相关规定构成的规范体系，他们在组织和社会活动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性，并靠组织的正式结构来实施。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不成文的、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观念、伦理规范和风俗习惯。非正式制度往往对正式制度发挥着补充、支持作用，重视个人的创造性。制度学派的诺斯曾经提出过“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

制度化，制度变迁（制度生命周期），
制度化，简单来说就是人们活动方式的模式化，规范化的过程，反映在人们重复的共同活动中。制度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制度化是一个过程，是指规范是人们在一定情景中通过互动、相互调整而逐渐形成的，并调节着其后的互动，使其稳定。通过这一过程，制度化的模式得以建立、维持或改变。制度化是一种结构，是指当人们的互动制度化时，可以说某一种社会结构也就存在了。对制度的起源，有两种观念：一种是自然起源论，一种是人为设计论。

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永恒的。制度生命周期指的是一种社会制度从其产生、不断完善到成熟、再到衰落直至消亡的过程。从功能角度讲，这一过程是：制度因不完备而发挥有限的功能--制度因成熟而发挥充分的功能--制度因落后于人们的需要而不能有效的发挥功能--制度因过时而不能发挥积极功能。制度生命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形成阶段、成熟阶段、形式化阶段消亡阶段。

适度人口，结构性失业，结构性贫困（2005，名）
适度人口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保持某种特定标准或指标达到最高水平所需要的人口数量。适度人口是一种理想状态。

结构性失业指的是因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导致的失业。在结构性失业中，失业常常带有群体性特点，这种失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技术更新换代中会经常发生。

结构性贫困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制度而造成的相当数量社会成员的平困现象。比如一定时期政府忽视农民利益而使相当数量的农民处于贫困状态；劳动政策的调整使得大量缺乏竞争力的中年工人失业，导致家庭贫困。结构性贫困具有群体性特点，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形态。

人性的自然秩序（2000，名）
人性的自然秩序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其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
提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大规模的向城市移民使城市中的越越轨和犯罪频繁发生，社会秩序称为问题。罗斯认为这种混乱与某些初级社会群体的解体有关，与人性的自然秩序被破坏，人们缺乏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有关。
罗斯认为，同情心、互助性和正义感是天生的，是人性的自然秩序。人性的自然秩序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并与他人和平相处，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在移居的城市中，某些初级社会群体的解体，人们的自我意识难以形成。这样人们生活在陌生的、缺乏同情和互相帮组的环境之中，各种社会问题就容易产生。罗斯认为，在人性的自然秩序遭到破坏下，要维护社会秩序就需要社会力量，这就是社会控制。

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是指人们面对自己实际达到的与期望达到的有一定差距时的心理感受，相对剥夺感实际上是不满足感或不满意感，这容易引发一致的行为。

结构性压力（2002，名）
结构性压力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赛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分析集体行为。他认为集体行为实质上是人在受到不可靠、威胁或极度紧张等压力下，为改变他们的环境而进行的尝试。这是结构之下对个人心理上的反映。他指出集体行为发生的六个条件：结构性助长、结构性紧张、概化信念、催发因素、行动动员和社会控制机制。

文化堕距
“文化堕距”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在1923年出版的《社会变迁》一书中首先提出。他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在社会变迁中由于社会各部分变化的速度不同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奥格本认为，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物质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变迁速度往往是很快的，而制度与观念等部分的变化则较慢，这就产生了一种迟延现象。他认为，有的迟延现象可延续较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数年之久。这种迟延产生的差距即文化堕距。 

社会趋同论（1998，名）
“趋同”原是生物学术语，20世纪40年代后，西方学者将这一术语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在1949年所写的《俄国与美国》一书中首先使用这一慨念。社会趋同论认为，所有社会和民族都将普遍经历现代化过程，并形成大体相同的社会特征，即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组织管理上的科层化、城市化和文化的世俗化。社会趋同论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现代化不同阶段的体现，发展中国家经过现代化过程，最终会会形成发达国家。社会趋同论的理论基础是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性，但却忽视了文化的影响。

后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所写的《后工业社会来临》一书中提出的。在这本书中写道，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种种迹象表明，在今后的30-50年里，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可以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社会”的社会形式出现。后工业社会具有以下特征：服务性经济的创立；专业和技术阶级占据优势地位；理论知识的首要地位；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新的智能技术的兴起。后工业社会反映的是技术变迁所引发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

风险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贝克提出的，用来捕捉当代社会发生的新的变化。
在贝克看来，现代化发生到今天已经发生断裂，20世纪后半叶之前的现代社会是古典工业社会，现在则已经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形式--风险社会。它取代了古典的工业社会。如果说工业社会的轴心原则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逻辑统治风险的生产和分配，那么风险社会的轴心原则则是风险的生产和分配，是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统治着财富生产和分配的逻辑。现代风险具有高度复杂性、广泛影响性和危害的全球性，因此风险治理超出民族国家的范畴，而需要全球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