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子：南宋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为了解决铜钱不足，政府设立了“行在会子务”发行会子，以代替铜钱流通。其类型主要有通行于东南诸路的东南会子，通行于京西路和京湖路的湖北会子，通行于淮东路和淮西路的两淮会子。会子主要流行于淮河以南。
站赤：元朝政府在全国设立的驿站。站赤，蒙古语，意为管理驿站的人，中原地区的驿站由兵部管辖，蒙古地区的驿站由通政院管辖，站赤分为陆站和水站。据《元史兵志》记载，全国共有站赤一千四百处，元代是我国古代驿站最为发达的时期，驿站的普遍设置，加强了全国的政治联系，也便利了全国的交通。
达鲁花赤：元代各级地方政府机构的长官。达鲁花赤为蒙古语的音译，其意为镇守官，亲民官，元代在路府州县均设有达鲁花赤掌管并监督地方行政。达鲁花赤均有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掌握最后的裁定权，位于同级其他官员之上，从而加强了蒙古贵族对地方的控制。
斡脱：指蒙古汗国时期经营高利贷的官商，自大汗以下蒙古贵族出钱委托善于经营的中亚商人经营商业和放债，谋取高额利息。民户一旦负债，多因不能偿还而破家散族，公元1272年，政府设立斡脱所，后来扩大为斡脱总管府，各地设斡脱局或斡脱府。管理和约束斡脱的经营商业和放债牟利诸事。斡脱的所作所为给元朝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是造成元朝统治下阶级矛盾激化的社会问题之一。
内阁：明清政府的中枢机构，明初朱元璋废丞相，设置殿前大学士，承旨办事，明成祖时，正式设立内阁，内阁得以参与机务。至明英宗时，内阁取得了票拟之权，内阁之权日重，凡阁臣皆称辅臣，内阁票拟之权由首辅独揽，成为首辅的特权。明代的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清代沿置，军机处设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
票拟，批红：明代国家大事的决策处理程序，明宣德年间，内阁的地位显著上升，有了票拟权。所谓的票拟是指一切内外奏章送到内阁，由内阁代替皇帝先看，提出处理意见。再由首辅大学士墨书在一张小票上，皇帝看过后，将小票撕掉，亲自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叫做批红。对票拟内容不同意时，皇帝可以加以改动或发还内阁令其再拟，称为“改票”。批红权后移交司礼监秉笔太监，有了票拟权之后内阁的地位也全面超过六部，称为一个位高权重的行政中心。
厂卫：明朝特务机构，是锦衣卫，东厂，西厂的合称。明太祖设立锦衣卫，明成祖设东厂，明宪宗设西厂，厂卫都可以不通过司法机构，直接奉诏行事，受理词状，任意逮捕吏民。厂卫直接用严刑审理重案，最后决于皇帝，厂卫的设立加强了皇权对官员和百姓的控制。
开中法：明初为了边地军粮不足问题而采取的一项经济措施。政府利用食盐国家专卖制度，规定盐商运盐到边地充实军粮，可以换取政府的盐引，然后持盐引到指定的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贩卖，是为开中，后商人为免去运粮的费用，便在边地雇人屯田，就地征粮，换取盐引，此法对供应军粮，开垦边地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项加派：明末征收的三种附加税。即辽响，剿响，练响，辽向是用于对付努尔哈赤的军费开支，剿响和练响用于镇压农民起义。万历时为与后金作战，每亩加赋银增至9厘，三年得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称为辽响，1637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为围剿镇压农民起义，请求政府增派田赋银280万两，称为剿响，1639年，明政府加派练响730万两，用以大量练兵镇压农民起义。三响的加派，使广大人民群众深陷绝境。
南明：明亡后其残余力量先后在南方建立的政权的统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同年福王朱由菘在凤阳总督司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监国，1645年改元弘光，5月清军攻占南京，弘光政权覆灭。同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次年灭亡。1645年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立鲁王政权，次年灭亡。1646年，朱聿粤在广州建立绍武政权，同年灭亡。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立永历政权。其中永历政权存在的时间较长，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同年十二月永历帝被俘，永历政权灭亡。
军机处：清代雍正设立的处理机要的中枢机构。雍正年间，因与准葛尔部作战，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设军机房，挑选内阁中谨慎可靠的中书办理机密事务，1732年，改称军机处，乾隆以后，成为定制，并逐渐成为最高中枢机构。军机处的中枢地位和作用超过了内阁，但始终不是一个独立的，正式的衙门。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大臣无定员，由皇帝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选用，军机处设军机章京，满汉两班，各八人，轮流担任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等具体工作。又有军机行走，入值办事。军机处设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被废止，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顶点。
廷寄：清代公文传送制度之一。雍正设立军机处后逐渐形成的。朝廷给省高级官员的谕旨，由内阁传送者，称为明发。不便由内阁传送者，皇帝通过军机处把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地方督抚，称之为廷寄。各地督抚也将重大问题径寄军机处交皇帝审批，称为奏折。清末，廷寄该有电报派发，故称电寄。
耗羡归公：清雍正年间推行的财政措施。雍正二年（1724年），施行“耗羡归公”，规定火耗每两不过二钱，将原属官吏自行处理的耗羡银收归政府控制，一部分弥补官府亏空和补助地方经费，大部分分配给各级官吏做养廉银。火耗遂变为朝廷的一项收入。这一改革集中了征税权力，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但州县官于征火耗外，又暗中加派，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十三﹑朝官与宦官的斗争
东汉：
清议：东汉后期宦官专权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仕进之路，他们仕进无门，就与官僚结合，在朝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其中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藩，尚书令王畅是反宦官势力的领袖，名士郭泰是其中著名人物，他们评论人物，议论朝政，这就是所谓的清议，清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党锢之祸：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与宦官发生党争，桓帝时，世家大族李膺等联合太学生抨击朝政，166年，宦官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士人官僚“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李膺等两百余人，后虽赦免，但却禁锢终身，不得入仕为官。灵帝即位后，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169年李膺等百余人被捕，死于狱中，受牵连者有六七百人。175年灵帝在宦官的挟持下，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内亲属一律免官禁锢，史称党锢之祸，直到184年黄巾大起义，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