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立宪派报刊的兴起与发展是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有为立即宣布叫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帝国）宪政会，全力鼓吹君主立宪，形成一个全国范围声势浩大的立宪宣传运动。参加立宪宣传的报刊有两类，立宪派分子个人创办的报刊和立宪团体创办的机关报刊。
3、清王朝政府主办的官报进一步发展。
自1901年实行“新政”后，开始创办的官报是为了控制新闻舆论，抵制民办报刊的社会影响。后经清廷倡导，各省纷纷根据自己的政务繁简和经济力量打扮官报，短短几年就出现一大批。中央政府一些部门也开始创办机关官报，并进入官报制度化阶段。这些官报一般要经过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核，经批准出版后又往往是这些主管部门传达政令的耳目与喉舌。
4、新闻业务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A、内容上：报纸已具备新闻评论副刊和广告四大要素，新闻报道成为主角。报道量大大增加，面也相应扩大，体裁日益增多，作为新闻体裁的通讯也开始在报上出现，标题出现大字题和主题、眉题、肩题、副题等多行题，为提高时效性，一些报纸开始发行号外，摄影图片被广泛运用，新闻照片作为一种新闻手段登上报坛。 “时评”的创立，“编者按”的广泛运用，文艺副刊的诞生，广告占据的重要地位表明评论工作进一步改进。
B、形式上，摆脱书册/杂志式称为对开或四开单张报纸。《实务日报》报纸编排上开始用机制白报纸两面印刷，分版分栏编排，句读加点，从而揭开了我国报纸版面革新的序幕。《时报》对版式的改革将每天报纸划分为4版，根据内容拟定标题，配发时评，字号多样，力求版面醒目活泼。“综合编辑法”被广泛采用ie将重要新闻放版面的显著位置，并充分利用大字、通栏标题、加框、加花边、设专栏、配图片等编辑手段，使报纸的特点和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15、 “大江报案”---
《大江报》1911年1月3日，前身为《大江白话报》。由詹大悲投资创办并自任总经理兼总编辑。苑思演、黄侃、何海鸣、温楚珩等菜与编撰工作，为文学社机关报。
该报有两个特色
1）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
2）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该报用大量篇幅反映新军士兵疾苦维护他们的利益，被士兵们视作自己的喉舌。在该报影响下，许多士兵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团体，该报还在新军各标营设立分销处，发展个人订户，和特约记者、编辑和通讯员。该报发表过两篇振聋发聩的评论《亡中国者和平也》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是鄂督极为震恐立即以“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于8月日查封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闻讯自动投案。第二天，《大江报案》向全国各地发出专电，“乞伸公论”一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鄂督摧残言论的暴行。汉口各革命团体和报界公会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来到报馆表示声援，鄂督慑于民愤不得不轻判詹何二人18月徒刑。这就是新闻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

16、 暂行报律事件和自由新闻体制—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后，取得了胜利的革命党人立即在其所控制的地区按照言论出版自由的理念，创建自由新闻体制。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进一步通过立法手段保证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建立起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自由喜闻体制。
1、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中。
2、废止亡清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旧法规，颁发促进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法令。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其他法律法令的颁布，确立了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本的新闻法制原则，标志着自由新闻体制在中国的建成。对于强化言论出版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促进中国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当政时间过短，因而无暇建立一个完整的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本的新闻法制制度。为了恪守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理智的解决了因《中华民国暂行报律》的颁布而引发的一场风波。鉴于《大清报律》废止后报刊出版无章可循，临时政府内务部草拟了一个简略的法令《暂行报律》对新闻界约法三章。但立即遭到新闻界的一致反对，完全否定了新闻立法的必要性。
对此孙中山持明知的态度，虚怀若谷的接受了新闻界的反对意见。他对因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认识和对《暂行报律》的基本态度。
1、言论出版自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取特立报律”。
2、法律的创制须慎重与合乎程序。
3、内务部制定《暂行报律》的本意是出于“补偏救弊之苦心”但由于《临时约法》以及其他重要法律均未制定与颁布，制定报律确也失之草率。且其中最与非罪的界线及量刑的标准含糊不清,在实施中已被误解与滥用。
但它积极的一面是加深了人们对言论出版权利不得滥用法律限制之的认识，不得制定钳制新闻事业发展的专门法律已在新闻界内外形成共识。
消极的一面是放弃了革命政权对新闻事业的必要的管理与约束。实际结果只能是对敌对的政治力量利用报刊破坏革命提供方便。民国成立之初确立的自由新闻体制，对新闻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

17、 “癸丑报灾”---
袁世凯篡权是中国近代历史进入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以及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等继任者。务部运用其窃取的政权的力量，通过法律手段对孙中山确立的自由新闻体制进行大肆扭曲和破坏，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全为其封建军阀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制度。袁上台之初，由于民主共和思想和言论出版自由理念的深入人心，新闻界十分活跃。刚平息的《暂行报律》之争，反映了当时新闻界的强烈意愿，还显示了新闻界的强大力量。因此，袁不得不故作尊正新闻自由的姿态，甚至推出一些保护新闻自由的举措。在其统治地位稍稍巩固之后，他又以总统、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钳制新闻事业。以防止揭露外交军事机密为借口，宣告自即日起由陆军部派员对各报拟刊载的新闻稿实行预检，违者军法从事。公然将以废止的亡清《钦定报律》重新搬回民国的报坛。“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政府颁发的新闻禁令更是一个接一个，并要求全国所有的报刊重新登记注册。“二”失败后，袁政府便借军事胜利之淫威，把国民党诬指为“乱党”，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以及其他异己报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摧残。凡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一律被扣上“乱党报纸”的罪名而遭查封。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之剩下139家，较之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北京的上百家报纸也剩下20多家，史称“癸丑报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