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出自《道德经》，是道家的治国理念,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无为而治"思想是由老子提出来的,而且一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顺其自然、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


萧归曹随
萧何跟随刘邦打天下，忠心耿耿为刘邦制定治理江山的政策与法规，为巩固西汉政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萧何死后，曹参担任相国，完全执行萧何的法规制度。汉惠帝不满，问曹参为什么自己没有建树。曹参认为以前的法规很好照办就是。萧何创立了规章制度，死后，曹参做了宰相，仍照着实行。比喻按照前任的成规办事。
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指道家学说中的两派，即黄帝和老子，包括治身(养+生)和治国两个方面。基础是早期的道家理论;同时又兼采儒家，法家，墨家等各家学说，可以说具有兼采众家的特点。盛行的时间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即位约70年的时间。是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强调"无为而无不为"，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倡导"待时而动""因时而动"，是一种"积极无为"的哲学观。使汉初的社会迅速地恢复了元气, 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地方势力的发展，严重地威胁了西汉的中央集权
七国之乱
是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参与叛乱的是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故又称七王之乱。汉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御史大夫晁错开始与汉景帝谋划削藩。叛乱从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开始，到三月即被平息，七王皆死，六国(除楚国外)被废除. 七国之乱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标志着诸侯王势力威胁基本被清除，大大加强了汉朝中央集权，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酎金夺爵
汉武帝采取的一项打击王侯势力的措施。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而夺爵，被夺爵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以卑临尊
高官治小官，不能用地位低的来监视地位高的。刺史不过是（六百石的）下大夫，而用来监察二千石的（太守），轻重不平衡，位次无规矩。

中外朝制度
汉承秦制，形成了“中外朝制度”. 汉武帝为进一步分散和限制相权，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用人才，担任参与国家政治中枢, 皇帝亲自任命和直接指挥的高级将领也参与机要，于是，和属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所构成的官僚机构“外朝”相对应的“中朝”得以形成。“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的近臣构成。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内先自作出决策。君主专制得以强化。
昭宣中兴
昭宣中兴指的是西汉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 , 此时的西汉处于恢复性稳定及发展阶段.昭宣二帝在位期间，励精图治，继续实行汉武帝以来的政策，着力整顿吏治，任用贤能，贤相循吏辈出。并重视吏治，认为治国之道应以“霸道”、“王道”杂治，反对专任儒术。昭宣二帝还多次废除一些苛法，屡次减免田租、口赋等税收，减轻农民的力役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昭宣时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国力衰退的西汉王朝又兴盛起来。史称“昭宣中兴”或“孝宣中兴”。

霸王道杂之
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外儒内法
“外儒内法”是一种中国从汉代到清代长时间内国家政权实行的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内在指导思想。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实际操作上也依赖法家的思想，往往是儒法结合、儒法互济。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自古以来即是人治而非法治.

天人感应
中国古代神学术语。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主要学派有孔子学说、墨子学说和董氏学说等.董氏学说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国古代君主施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学世族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弟子往往多达数百上千，这样的家族被称为经学世族。他们靠治经学累世公卿，门生故吏遍天下，影响极大，造成了对律学的巨大冲击。

累世公卿
东汉时期，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 ，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而且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





文景之治
西汉文帝、景帝统治期间，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显著恢复和发展，后世封建史家誉为盛世，称为“文景之治”。文帝即位后，继续推行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屡次减免田赋，又省减刑罚，倡导节俭，紧缩国家财政开支。景帝时定田租为三十税一，又减轻笞刑。至武帝即位之初，社会呈现繁荣景象。但文、景时期外有匈奴的严重骚扰，内有淮南王刘长及吴楚七国的叛乱，所谓“太平盛世”，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


盐铁之议
西汉昭帝时召开的辩论盐铁官营等国家政策的会议。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增加了政府收入，但其弊端也日益显著。昭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辅政，继续遵行汉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政策。始元六年（前81），令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至京师，请罢盐铁酒肆均输，而桑弘羊则以盐铁官营等为国家大业，反对废止。双方展开论战，除盐铁问题外，还涉及对匈奴的关系、德教与法治之得失等问题。结果，桑弘羊作出某些让步。


推恩令
汉代法令。汉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前127）采纳主父偃建议，颁行此令。规定诸侯王得推恩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孙，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列候封号，诸侯王无权废除或更改。所分王子候其过归郡统辖，不得过问政事，仅收纳封地内租税。此后诸侯王权势、封地俞益俞减，名存实亡。


“算缗”、“告缗”
“算缗”、“告缗”都是汉武帝时期出台的打击商人的经济政幕。其中“算缗”开始推行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内容是商人、手工业者和高利贷者必须向政府申报资产。如果商人瞒报或者是虚报自己的财产，那么不仅要没收所有财产还要罚戍边一年。“告缗”在“算缗”实行的五年后开始推行，内容是鼓励百姓相互告发身边没有按照“算缗”制度缴纳税钱、隐瞒财产的人，并按照规定将没收财产一半奖励告发者。自此绝大多数的商人宣告破产，政府则收获了大量的财产、奴婢和私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