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主刑辅思想的确立

　　两汉统治阶级的官方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第—阶段是从西汉建立到武帝初期的70年间，主要奉行“务在宽厚”、“约法省刑”的黄老学派的政治法律主张。第二阶段则从武帝开始，直至东汉灭亡；主要实行“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儒家法律思想。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教训，采用“休养生息”、“与民休息”的黄老无为政策，确定了“务在宽厚”、“约法省刑”的法律思想，以缓和长期尖锐的阶级矛盾与社会问题。经过汉初70年的恢复发展，封建国家积累起雄厚的物质财富。

　　但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逐步增强，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汉初统治者所尊奉的黄老无为思想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汉武帝掌握朝政以后，面对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越来越不满足于黄老无为的道家思想，决心进行一场彻底变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法律上以德主刑辅、礼法并用为指导原则。“德主刑辅”是由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指导提出的，它强调以德礼教化为主，刑罚惩治为辅，贯彻先德后刑、德刑并用、礼法结合的原则。其实质是以儒家所宣扬的伦理道德精神和纲常礼教标准，作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要求人们自觉遵守。“德主刑辅”思想的确定，反映出统治阶级的法制经验与策略手段日趋成熟，开始由单纯强调刑罚镇压的一手，发展为德礼教化与刑罚惩治相结合的两手。因此，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始终贯穿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立法内容和司法实践中。

　　(四)汉代文帝、景帝废肉刑

　　1.背景

　　(1)西汉建立后，重视总结秦亡教训；

　　(2)汉文帝时鉴于当时继续沿用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不利于政权的稳固，开始考虑改革肉刑。当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为改革刑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直接动因：文帝开始刑罚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在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获罪当施黥刑，其小女缇萦上书请求将自己没官为奴，替父赎罪，并指出肉刑制度断绝犯人自新之路的严重问题。文帝为之所动，下令废除肉刑。

　　2.刑制改革的内容

　　(1)把黥刑(墨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去发颈部系铁圈服苦役五年)；

　　(2)劓刑改为笞三百；

　　(3)斩左趾(砍左脚)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

　　文帝的改革，从法律上宣布了废除肉刑，具有重要意义。但改革中也有由轻改重的现象，如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虽然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不再用肉刑处罚。但因笞刑数太多，使受刑之人难保活命，因而班固称其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之”。改革存在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景帝继位后在文帝基础上对肉刑制度作进一步改革。他主持重定律令：

　　(1)将文帝时劓刑笞三百，改为笞二百；

　　(2)斩左趾笞五百，改为笞三百。

　　(3)又颁布《令》，规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节，以及行刑不得换人等，使得刑制改革向前迈了一大步。

　　3.刑制改革的意义

　　文帝、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为结束奴隶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这次改革还有缺陷，但同周秦时期广泛使用肉刑相比，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在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汉律的儒家化

　　1.上请与恤刑

　　(1)上请制度。主要经过：

　　一是汉高祖刘邦七年下诏：“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即通过请示皇帝给有罪贵族官僚某些优待。

　　二是宣帝、平帝相继规定上请制度，凡百石以上官吏、公侯及子孙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请”优待。

　　三是东汉时“上请”适用面越来越宽，遂成为官贵的一项普通特权，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为官僚贵族犯罪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使他们免受应有的惩罚。

　　(2)恤刑措施。统治者以“为政以仁”相标榜，强调贯彻儒家矜老恤幼的恤刑思想。主要措施有：第一，年80岁以上的老人，8岁以下的幼童，以及怀孕未产的妇女、老师、侏儒等在有罪监禁期间给予不带刑具的优待。第二，老人幼童及连坐妇女，除犯大逆不道诏书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律不再拘捕监禁。当然，给老幼以优待，也以不危害统治阶级的利益为限。

　　2.亲亲得相首匿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汉宣帝时期确立的。主张亲属间首谋藏匿犯罪可以不负刑事资任。来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理论，对卑幼亲属首匿尊长亲属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尊长亲属首匿卑幼亲属，罪应处死的，可上请皇帝宽贷。它反映出汉律的儒家化，并且一直影响后世封建立法。

　　二、秦汉时期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1.秦汉时期的廷尉

　　(1)皇帝掌握最高审判权；廷尉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审理全国案件。汉承秦制，廷尉仍是中央司法长官；

　　(2)郡守为地方行政长官也是当地司法长官，负责全郡案件审理；

　　(3)县令兼理本县司法，负责全县审判工作；

　　(4)基层设乡里组织，负责本地治安与调解工作。

　　2.御史制度

　　御史之名在西周时就已有，其职责是掌管文书。至秦时，御史成为纠察百官的最高监察官吏。

　　(1)秦代御史大夫与监察御史，对全国进行法律监督。

　　(2)汉代时期御史大夫(西汉)、御史中丞(东汉)，负责法律监督；西汉武帝以后设立司隶校尉，监督中央百官与京师地方司法官吏，刺史专司各地行政与法律监督之职。

　　(二)诉讼制度

　　1.“公室告”与非“公室告”

　　(1)“公室告”。秦律把杀伤人、偷盗等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列为严惩对象，这类犯罪称为“公室告”，官府对此必须受理；

　　(2)非“公室告”。秦律把“子盗父母，父母擅刑、髡子及奴妾”等引起的诉讼，称为非“公室告”。对非“公室告”，官府不予受理。子女强行告诉的，还要给予处罚。

　　与此同时，提倡官吏主动纠举罪犯的同时鼓励罪犯投案自首，用以减少官府侦缉与追捕的困难。

　　2.春秋决狱与秋冬行刑

　　(1)汉代的《春秋》决狱。

　　其特点是：依据儒家经典《春秋》等著作中提倡的精神原则审判案件，而不是仅仅依据汉律审案，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领域的反映。

　　其要旨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篇中对“春秋决狱”作了解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可见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这里强调审断时应重视行为人在案情中的主观动机，在着重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依据事实，分别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盐铁论·刑德》中认为：“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更加强调以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心”、“志”定罪。《春秋》决狱实行“论心定罪”原则，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事处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背儒家倡导的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也要认定犯罪给予严惩。

　　评价：以《春秋》经义决狱为司法原则，对传统的司法和审判是一种积极的补充。但是，如果专以主观动机以“志”的善恶，判断有罪无罪或罪行轻重，也往往会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在某种程度上为司法擅断提供了依据。

　　(2)汉代的“秋冬行刑”。汉代对死刑的执行，实行“秋冬行刑”制度。

　　理由：汉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得执行死刑。《后汉书·章帝纪》载，东汉章帝元和二年重申：“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十二月报囚。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

　　影响：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明清律中的“秋审”制度亦溯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