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建设的历史成就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我国沿海一带为第一线，中部地区为第二线，内陆地区为第三线。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指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西南（包括湘西、鄂西、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北（包括豫西、晋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地区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国防经济建设。

这项建设，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开始酝酿决策，到七十年代末基本停止，经历了15年左右的风雨历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当时的世界形势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利贯当代、功盖千秋，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一）“三线”建设的起因

众所周知，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下。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后来又发展到边界地区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之战）。1962年10月，印度在我西部边界地区挑起事端，中国人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也趁火打劫，加紧对我东南沿海一代进行骚扰和破坏，疯狂叫嚣“反攻大陆”。1964年8月，美国一手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将侵越战争规模扩大到越南北方，并对我东南边境地区及内地进行侦察、轰炸和破坏。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本来，在六十年代以前，党中央制定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背靠沙发（苏联）面朝东”，在战略方向上可以专顾美、蒋集团，我国的总体形势还算乐观。即使发生了“朝鲜战争”，党和毛泽东也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认为：“美国并没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26页）“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页）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充实、提高”，到1964年我国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经济形势好转，因此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热切渴望在即将制定的“三五”（1966――1970）计划中，将尽快解决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作为中心工作。这年2月到4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由我国农业、财政和工交三方人员参加的长期规划会议，在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的主持下召开。其中，谭震林负责研究落实我国5亿亩农田的稳产、高产问题；李先念主持财贸会议，重点讨论我国农产品的收购政策；薄一波主持工交会议。随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会议情况，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规定我国“三五”规划的中心任务是，一、按不高的标准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即在1970年使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左右，人民群众的衣着消费量（包括各种纺织品）达到人均24尺左右；二、兼顾国防需要，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三、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归纳起来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建设第三。因此，“三五”计划曾一度被周恩来总理比喻为“吃穿用计划”。

1964年5、6月间，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对于“把基础工业和国防建设放在后面”流露出了不安情绪，他幽默地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做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但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了这个“设想”。半个月后，毛泽东在同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的谈话中，进一步谈了自己的忧虑和不安。他说：“三五”计划还是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的不平衡问题，要搞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加强战备，着重进行“三线”建设。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指出：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我国“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至此，原来的农轻重的顺序发生改变，“三五”计划的制定将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发表讲话，集中讲了两点：（1）改变计划方法。他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是学习苏联，首先定下钢产量，然后再计算生产这些钢需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等。钢的产量变小，其他的都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这样计算，没把老天爷算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因此要改革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他说：这几年我摸索出一些方法，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