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金融专家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金融外汇危机，要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其主要环节出在人民币利润的集中汇出，可能引起境内居民和企业挤兑外汇存款，进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币兑换外汇，并挤兑人民币。而更为严重的是，外商每年数千亿的人民币利润，有大约90%并没有汇出，而是作为再投资，重新投入到国内。至于有多少是买了土地厂房，多少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估计数额会相当大，而一旦这个数字与国家的外汇储备大致相等时，就会面临危机的临界点。如遇突发事件，外商集中兑换，即有可能触发外汇挤兑。

　　如此看来“资本流出缺口”随着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经历了利大于弊、利弊相当的阶段，现在很可能走向弊大于利的阶段。

　　五、对缩小“资本流出缺口”的思考

　　然而无论资本流出缺口带来的后果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可能重闭国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那么如何直面挑战，解决资本流出缺口给我们造成的难题呢？

　　首先，应当切实调整我们引进外资的政策，从引进外资追求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正如国有企业进行战略结构调整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样，引进外资也到了必须进行结构调整的阶段，有必要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对外资项目进行甄别选择。绝不可再以引进外资的数量多少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目标。要理性地看待“引进外资第一大国”的地位，不能盲目的以此为豪。我们究竟需要多少外资才是最合适的？有关部门应进行这方面的量化研究。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

　　其次，调整国家对中国FDI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创造中国资本走向世界的条件。改变目前在宏观层面上存在的引进外资开放度大、对外投资开放度小；微观层面上存在的企业利用外资积极性高、对外投资动力不足谨慎有余的局面。缩小由于国家管理体制和政策对“外资流入”和“中资流出”鼓励不对称而加剧的“资本流出缺口”，缓解其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使中国资本对外投资至少可获得与引进外资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三，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进一步“走出去”，逐步缩小这一缺口。这一方面可以为国内资本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另一方面可以绕开贸易壁垒，减少甚嚣尘上的反倾销压力。国际实证经验表明，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主要有：以GDP总量和人均量为标志的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应该说，这几个条件在中国都已经基本具备。中国GDP总量2003年已达1.4万亿美元，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国际收支数年来一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为世界第二位；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虽然仍将继续存在，但国家支持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导向是确定的。这说明我们是具备加速“走出去”步伐的基本条件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新构筑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体制；清理各项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规章；为各种类型的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