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经济的多元化特点强化了中国的资本吸收能力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发展阶段的多元化特征，使中国对类型各异的直接投资产生各自适应的吸收能力。发展阶段低的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适宜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寻求我国廉价要素的中小资本；而处于较高发展阶段地区的要素和产业结构，则会产生具有熟练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内涵的能力结构，从而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项目有吸收能力。我国一些人力资本密集、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中心城市有能力吸引研究开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些经济欠发达但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生产制造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些有大量既存或潜在消费力的城市有能力吸引消费娱乐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总之，各种目的、各种类型的直接投资都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进入中国。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多元性，既是产生对国际直接投资巨大需求的经济背景，也是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吸引大量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原因，从这一角度也可较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的原因。

　　三、对外直接扶资流出乏力的原因

　　如前所述，与2003年中国作为世界引进外资最多国家的地位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则相距甚远。面对政府大力提倡的“走出去”的政策鼓励，面对“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对华频繁的反倾销制裁等因素，中国企业并没有因此而将对外贸易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何在？

　　1.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目前“资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著名国际投资专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投资发展周期是指一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一个净对外直接投资国的过程。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联系，并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一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是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邓宁区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有少量的外来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不显著，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少，但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且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在这一阶段，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处于经济发展第四阶段的国家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呈正数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2003年的人均GDP为1087美元，因而正处手第二阶段，这就决定了目前“资本流出缺口”的存在。

　　邓宁的理论也得到了现实数据的支持。从表2可以看出，从所有国家的总体情况看，资本的流出和流入大体是相当的。但如果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看，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出始终大于资本流入，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始终小于资本流入，并且小于的幅度相当大。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缺口，需要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入以弥补。而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则完全是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

　　可见，资本在国际间的运动是与它们国内各自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并不明显，许多核心技术还依赖大量进口，竞争实力不强。正如TCL董事长李东生所说：“从实力上看，中国企业还没有到能够走出去的阶段。现在我们出去与索尼、松下、LG、三星这样的公司竞争，实力不足，风险很大。”是否选择去国外投资，是厂商进行收益与成本、优势与劣势、回报与风险比较之后才能做出的决策，而在这一阶段，国内尚有很多投资机会，大规模向外投资的时机尚未成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都不强。

　　2.中国对外投资的宏观政策环境存在缺陷

　　国家境外投资政策对资本流出的作用不亚于引资政策对资本流入的作用，因此分析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的原因不得不考虑我国现行的境外投资政策。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是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核心设计的。因此从对外直接投资导向上看，是以扩大出口为首要目标的，缺乏相对独立性。即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定位存在缺陷，不能满足促进中国FDI发展的客观要求。再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一直沿用行政性审批方式，带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作为管理者和国有资产对外投资的所有者(出资人)职能交叉，时常混淆、错位。部门分割审批，使审批制度处于复杂和不甚透明的状态。这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相适应的对外投资审批制度也是影响资本流出的一大因素。这种状况2003年以后虽有明显改进，但仍无本质性的变化。

　　加入WTO后，我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要实行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现行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中，政府对民间对外投资管理缺位，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没有正常“走出去”的渠道，形成了对外投资管理的“盲区”。其实不少民营企业早已具备走向国际进行海外投资的实力，由于审批制度过于繁杂和严格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从正规渠道走不出去，而一些没有实力不该出去的企业却通过非法途径逃避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溜”了出去，这也是造成部分国内资产的海外流失或资本的非法外流的原因。

　　3.企业自身存在问题。

　　中国企业主体的构成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乏力的重要原因。目前最有活力的企业大多是三资企业，而三资企业系外商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方式，其母公司对华投资利益多多，不大可能对其投资母国反向投资。中国民营企业中确有一部分已具备走向国际市场进行海外投资的实力，并已不乏取得成功的案例，如万向集团等，但从总体看，由发展阶段所限，尚未达到普遍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国有外贸专业总公司和工业企业集团为主体，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病同样存在于对外直接投资中，尤其是“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让对外投资往往“亏了企业，肥了个人”。这种制度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