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步骤和政策设计

　　指出自由贸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面临的挑战和贸易保护在分享贸易利益中的作用，决不意味着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当停止，而是在推进的方法和步骤上应当注意把握。此外，申明这一点也与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有关。我们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对中国贸易保护的成本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政策结论，在国内尚属首例。①对此，我们将专文讨论。为了计算的方便，我们选择的基准点是自由贸易。这种基准点既不是我们的现实，也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一种理想状态。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利用可计算的局部均衡模型来估算贸易自由化的最大收益（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也如此），而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认识到完全的贸易自由化之不切实际。其实，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推进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扩大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当根据自己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和要求不断推进，外国的阻挠和压力既不能动摇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也不能迫使中国作出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让步。应当清楚，限于自身的条件，中国目前与国际惯例接轨暂时还接不上，中国也没有能力承担发达国家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不能静态地锁定于某一点，而要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竞争能力、改革进程来动态地加以调整。在本世纪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应定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在下个世纪中叶，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才能定位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并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在这个过程中，还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进一步的细分和调整。 中国在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选择和冲突将突出地表现出来，保持国际竞争的压力与扶植战略产业的发展两种要求在政策上如何具体地达到统一？在开放闸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外国资本、外国商品的竞争压力和冲击，管理、技术的扩散和示范效应，而且还有进口推动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问题是开放闸门不断提升的节奏如何把握？即中国贸易自由化推进的速度如何控制？节奏过慢，一方面，幼稚工业对国际竞争压力感受不深，导致其永远也长不大，同时不利于发挥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国内外市场阻隔较多，进出口增长受挫，既不利于国内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发挥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节奏过快，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又可能是毁灭性的，且不说国内工业需要相当大的市场容量以维持规模经济和就业水平，仅仅粮、棉、油、糖的种植就可能因“谷贱伤农”而影响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战略重要性，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和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必须有控制地推进。 调节贸易自由化的节奏有两种思路：一是根据政府已经签定和准备参加的国际协定的要求来决定贸易自由化的节奏，我们称此为协定主导型。其问题在于，国际经济的复杂性及其变化的不确定性很难预知，其他签约方遵守和履行协定的情况也很难预知，国际协定规则的制定和调整受某些大国操纵，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不断改变中国进入的门槛。此外，根据国际协定来控制贸易自由化的节奏，有时会束缚我们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二是根据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自主安排，直接服务于促进体制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他考虑均处于从属地位。我们称此为自主安排型。因为只有自主安排，主动调节，加速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才能在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中实现中国几代人的强国梦。为此，必须大幅度降低关税总水平，缩短进口税收政策性减免的宽限期，进而取消名目繁多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创造一个大体平等的竞争环境；同时对某些规模要求高的产业作出特别安排。例如，对于小轿车的生产，应明确降低整车进口税率的时限，在大幅度降低整车进口税率的同时，对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一方面保证重点，一方面综合利用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促使其他生产厂家走向联合和配套生产，尽快实现规模经济，一旦时机成熟，即行取消保护，实现贸易自由化。对于有利于促进中国科技进步、人才培养的商品和高技术贸易，贸易自由化的节奏应尽量加快，以实现“市场换技术”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