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概括的这一规定性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创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部长篇小说依据的生活素材，只是一个爱情悲剧：一个贵族青年造访某地方法院的检察官，请求他把自己写的信转给一个在押的女囚犯，并提出同这个女囚犯结婚的要求。女囚犯同意了，也获得了地方法院的批准。可是正当他准备按照宗教仪式举行婚礼时，女囚犯却因患上了斑疹伤寒而突然死亡。这个爱情悲剧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笔下就变成了具有深刻批判意义的社会悲剧。他不仅突破了生活的原型，把视野扩展到沙皇俄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以对这个国家的国家制度、教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残酷性、虚伪性的深刻认识与体验，以及自己的社会理想和审美追求，对罪恶现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
正是由于作家主体以“内在的尺度”对生活的能动介入和把握，《复活》的艺术形象上升到典型的高度，使艺术概括的力度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达到了顶峰。在以象征、隐喻、暗示、反讽、夸张、变形为主要手法的一些西方现代派文学流派那里，主观的体验和表现显得更为突出。诚然，从总体上看，由于这些流派的作家受世界观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时常表现出神秘秘莫测、灰暗幽冷、令人绝望的状态，散发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气息。然而作为对西方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一种把握和着坂国些颇有影响的力作，诸如爱尔尔兰戏剧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美作家J•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变形记》等，它们发掘和表现的真实不是现象层面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上的真实。
总之，艺术家们的实践说明，在文学创造中没有体对客体的能动的介入和把握，作品就不会产生艺术概括性：“个别”与“一般”的统一是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中实现的，是在艺术提炼中实现的。正如歌德所说：“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

3、艺术情感与诗意的裁判162
答：诗意的裁判是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所指的就是善与美的统一，它既是对情感评价的价值品格的规定，也说明了情感评价的实现方式。
（一）情感与善的价值追求
情感的价值取向体现为真、善、美。善的价值与高尚品格、社会利益息息相关。
1、高尚的品格：所谓品格高尚，蕴涵着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操、美好生活和美好理想的守望与追求，以及对丑恶、腐朽和阴暗事物的拒斥。在文学中所表现的高尚品格常常给人启迪，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实践证明，唯有包含这样的价值取向的情感，文学创造才会抑“恶”扬“善”，给读者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
俄国现代作家蒲宁的短篇小说《乌鸦》，写一对父子同时爱上家庭使女的故事。结果父亲胜利了。于是儿子―小说使用第一人称—对父亲进行了连篇的挖苦、谩骂，说他是一只乌鸦。虽然小说表达的情感不算不真实，但读了却败人胃口。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作者“没有塑造任何形象，在反映这一社会现实、矛盾冲突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他写得很熟练，但写得很肤浅，写成了父子间的争风”。乱伦行为作为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不是不可以写，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去“裁判”它，传达达给读者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感受、思考和信念。《红楼梦》里尽管也写了这类丑事，但是曹雪芹却把它表现得十分含蓄，其情感态度具有很高的品位，读者从他那寄寓着褒贬的笔致里，看到的是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强烈对比，听到的是对丑恶行径的谴责和对美好人生的呼唤，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文学本身的善的价值不是说它只能表现善的人与事，而是文学作品在描写善恶的时候所体现出的伦理判断，以及它所激发的感情符合善良的人性。文学创造能否以高尚的情感态度去“裁判＂社会生活，最终取决于创造主体的人格。人格是指—个人的各种心理特征的综合或基本精神面貌，它是为人的各种需要决定的。与动物相区别，人具有文化性与社会性，有从事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宗教等活动的精神需要。这些精神需要，使人的活动不再像动物那样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而是体现着人的意志的、改造对象世界的自觉自由的实践。在人的种种需要中，像爱、尊重、认知、审美等高层次的需要，规定着人的本质，决定着一个人的人格。
    文学创造中对社会生活的伦理判断和情感表现，实际就是作家的人格投放，是在其创造的艺术世界中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人格的过程。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说：文学的审美境界的实现，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所谓“文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作品的艺术效应与创造主体的人格之间虽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但其情感评价的高品位来源于作家崇尚以“善”为特征的人格力量，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优秀的作品总是因其高尚人格的投放而产生，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摒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厉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
2、利他的取向：人的实践活动是有功利性的，文学作品常常会表现社社会中的人面对功利的种种态度。善的功利性恰好是与自私的功利性相对立，是利他而非利我，体现在克服自我欲望，成就他人和群体。文学作品对表现对象的情感态度高尚与否，归根到底以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整体的人生幸福为价值标准：这就是说，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情感评价带有助益他人与社会的功利性。
对社会生活的情感评价所隐含的功利性质，是文学审美价值创造的必然要求，因为“美＂不仅根植于“真”，它还源于“善”,而“善”是对社会人生有着实际意义的价值取向。阅读经验表明，能够给人带来精神满足和审美享受的作品，无不与社会人生的要求息息相关；他们在对待间悲喜剧的情感态度上，其褒其贬其爱其恨，总是反映着人对爱、正义、尊严和幸福的热望与追求；正因为这样，读者才与之产生共鸣，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心灵的净化，情操的陶冶、境界的提升，激发出建造美好生活的信念和力量。当然，文学创造的功利价值只体现在其对生活的情感性裁判之中，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对生活的实际干预。
文学的功利取向，因作家评判生活的着眼点不同而存在着许多层面，诸如政治价值、人文价值、道德价值、哲理价值、宗教价值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种功利价值选择可能使文学创造出一个时期内人们关注的热点，体现为“时代精神”。不仅如此，阶级社会里的作家，由于所处社会地位之不同，其对生活，的情感态度还会带上阶级性。但是无论怎样，对于尚“善”的文学作品而言，它们的功利价值追求是与对生活本质规律的深刻揭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求“真”是尚“善”的基础，没有“真”，“善”就流于无历史内容的虚伪的“爱的呓语”。
（二）情感的表现方式
如果说情感评价以高尚、功利为特征的品格，是文学创造尚“善”的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那么情感的表现方式则体现着文学创造的审美的价值特质。情感在文学中表现为诚挚的内在情态与外在的艺术呈现。
1、诚挚的情态：文学作品需真情而非假意排斥“无病呻吟”。情感诚挚，作品才会动人，其尚“善”的价值取向就能在富于感染力的情境中潜移默化地为读者所认同和接受，产生共鸣。反之，作家的价值追求再高尚也没有意义，读者也会在矫饰之情面前无动于衷，甚至于产生反感。我国古典美学十分注重“真情”。《庄子》释“真情”谓之“精诚之至”，它不仅指出“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而且还辩证地描述了“真情”与“假意”的不同艺术效应。情感的诚挚性与反映生活的真实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诚然，徒有真情，文学创造未必能创造出艺术真实，然而要使文学作品具有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真情则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和条件。真实与真诚融为一体，文学创造才能实现其审美价值追求。真情或者说诚挚的情态，不是由艺术技巧造就的，而是来自作家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体验是情感产生的根基，没有对生活的真切体验便没有情感的诚挚状态。
2、艺术的呈现：善的价值与情感的表达，在文学作品里不是教义式的赤裸裸的直白，而是艺术方式的呈到的呈现，即把情感寄寓于具体形象的创造之中，并与理性的思索和反省相交融。恩格斯当年曾批评同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女作家敏•考茨基的小说《新与旧》有席勒化倾向，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同样的观点：“每种富有诗趣的情感，都得由抒情风格、场面、人物、性格或大自然的描写等等流露出来”“不要议论”。这就是说，文学作品是通过“境”（典型、意境、意象）的创造寄寓价值评价并表达情感。情是内在的，境是外在的，两者一表一里，融为一体。诗歌作为典型的情感艺术，更是如此。清代文学家魏源论诗：情不可以激”，应“有譬而喻”。中国传统诗学讲究比、兴两法，就是这个道理。总之，艺术的呈现，是文学审美价值实现的方式其情与境的融合，让读者从中获取的不仅是思想上的教益，同时还有精神上的享受。

4、文学关怀与历史理性167
答：面对着大千世界，文学创造的价值取向在不同的题材领域各有自己独特的内然而人文关怀则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总主题，它是“善”的集中体现并与历史理性共同筑起文学真、善、美的价值体系。
（一）人文关怀：“善”的终极价值体现：
人文关怀是一种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及其命运、幸福相联系。诚然，人的一切精神创造、物质创造也是如此，都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的价值活动，体现着人的尺度和目的，因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就成为人类一切创造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然而，由于文学所把握和反映的对象，都是具体的社会事件，都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境遇与遭际，都是人的欲念、情感、意志、行为和理想，因而人文关怀在这个领域，不仅在表现的具体性与生动性上，而且在内涵的丰富性与渗透力上，都是那些以抽象的方式认识和反映社会人生的其他神创造物所无法与之比肩的。至于诚挚的情感与艺术的呈现方式给人文关怀带来的强烈感染力、巨大的震撼力与冲击力，则更属文学与艺术所独具的优长。正因为文学的价值追求是以人为中心的，高尔基曾不无道理地把文学称之为人学。
认定人和人的价值在世上各种事物中具有首要意义的人文主义始于公元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但是其强调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对文学而言，既是主宰它的审美价值追求的灵魂又是它的存在的根据，因而是“与生俱来”的。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文学，它们作为生产力和认识能力尚处于低下水平的人类“幻想用一种不自觉曾的艺术加工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演绎的世界都充满了人文精神；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怀；在印度史诗里出现的那个集正直勇敢、忠诚于一身的英雄罗摩身上，明显寄寓着古印度人的美好人文理想；古希腊神话里诸神过的全然是人的生活，他们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是非善恶，表达的是人类的自我观照与对人的肯定。
作家是人类命运的关注者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促进者。举凡各个民族各个时代优秀的作品，无不高扬人文精神。作家对社会生活把握和反映的方式尽管异彩纷呈，有的是写实的，有的是虚幻的或象征的，然而其共同点则是，在对生活的富有历史精神的肯定与否定、赞美与贬斥、同情与厌恶乃至于困惑、无奈的情感态度中，寄寓着他们特有的“悲天悯人”情怀。列夫•托尔斯泰在谈到作家的责任时说：“他是经常地、永远地处于不安和激动之中，因为他能够解决与说明的一切，应该是给人们带来幸福，使人们脱离苦难，予人们以安慰的东西。”翻开我国文学史，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到苏轼、陆游、辛弃疾，都留下了他们忧国忧民的伟大诗篇。关汉卿的戏剧大多献给了社会底层弱女子，对她们的苦难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同时赞美了她们至死不渝的反抗精神，其惊天地泣鬼神的呐喊至今仍在艺术舞台上回荡。《红楼梦》的不朽魅力主要不是来自爱情故事本身，而是来源于对美好事物被摧残被毁灭的无限痛惜。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小说的人文精神最为深厚，透过他那冷峻的笔调，从麻木的闰土、愚昧的华老栓、不幸的祥林嫂……尤其是那个寄寓着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情感的阿Q身上，人们看到的正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炽热的人文关怀。巴金也说他的小说都凝聚着强烈的情感，矛头是指向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