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内部分化形成的八个学术流派，亦称八儒。八派之说见于《韩非子•显学》：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子张，姓颛孙，名师。《论语•先进篇》言：“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 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然则师愈欤?’曰：‘过犹不及。’”《论语•子张篇》载：“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又，《礼记•檀弓篇》曰：“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逾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另外，据《论语》记载，子张尝学干禄(见《论语•为政》)，曾以“在邦必闻，在家必闻”为“达”(见《论语•颜渊》)。子思，姓孔，名伋，孔子嫡孙。《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23篇，今佚。现存《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颜氏之儒当指颜回一派。颜回，字子渊，孔子得意门生。孔子曾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所以《论语•先进篇》将其列为德行之首。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见《论语•雍也篇》);闻一知十(见《公冶长篇》)，且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见《雍也篇》)，故孔子称之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但不幸早死，孔子哭之至恸，曰：“天丧予! 天丧予!”(同上)孟氏即孟轲，《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子思之儒、孟氏之儒后被合称作思孟学派。《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11篇，今本7篇。漆雕氏之儒即漆雕开一派。《论语•公冶长》 曰：“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悦。”漆雕开见于《论语》，仅此一章。《韩非子•显学篇》言：“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另据王充《论衡•本性》载，漆雕开持“性有善有恶”说。《汉书•艺文志》著录《漆雕子》13篇，今佚。仲良氏之儒无可考，或以为是陈良一派(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孙氏之儒就是荀卿一派，荀卿又称孙卿。《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33篇，今本32篇。乐正氏，一说为乐正子春，一说为乐正克。乐正子春是曾参的学生，与其师同以孝著称。主张“君子顷步而不敢忘孝也。……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礼记•祭义》)其母死，尝“五日而不食”(《礼记•檀弓下》)。乐正克则为孟轲弟子。孟子闻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乃“喜而不寐”，言“其为人也好善”(《孟子•告子下》)。以乐正子为 “善人也，信人也”，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代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子•尽心下》)儒家八派之中，对后世影响最著的当属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

诸子百家，先秦至汉初参加学术争鸣的各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和著作的总称。我国周秦之际，学者辈出，学派林立，各著书立说，欲以改制救世。学者不祇一人，其书亦不祇一种，故以“诸子”称之。以“诸子”为某种古书部类之名称，自西汉刘歆《七略》始，“七略”之一即为“诸子略”。“百家”之名最早见于《庄子》。《庄子•天下篇》：“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后荀子亦言：“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皆用以形容学派之多、著作之众。关于诸子之学派分殊，《庄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篇》皆尝有评述，但都祇举人以为代表，而未标家名。诸子各派之有家名，以儒、墨为最早。《孟子•尽心篇》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韩非子•显学篇》曰：“今之显学，儒、墨也。”至《史记•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之言，始列举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名。西汉末，刘歆《七略•诸子略》述诸子之派别，则较司马谈所论六家，又增四家，曰纵横，曰杂，曰农，曰小说。但又以小说家为小道，且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其分论十家，首句皆曰“某家者流”，流即流派的意思。故十家除小说家外，又有九流之称。汉代以后，百家之学除儒学外相继衰微，儒家之学遂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正宗。

思孟学派，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之一，以子思和孟轲为代表。“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承子思之学并加以阐发，形成儒学一派。子思、孟轲并称，最早见于《荀子》。《荀子•非十二子篇》言：“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在学术上，思、孟一脉相承，尤以心性论见长。均主张“性善”，注重反省内求的修养方法，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提倡通过“尽心养性”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同流”，等等。思孟学派的观点对后世影响甚大，尤其由于后世儒者扬孟(轲)而抑荀(卿)，思孟学派的思想一直被视为是继孔子而后儒学发展的正宗。《中庸》和《孟子》是思孟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稷下学派，战国时期于齐国稷下学宫形成的一个由许多流派人物参加的学术团体。刘向《别录》：“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学宫创建于齐桓公(前374—357年在位)时，一说在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时，复盛于齐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宣王继其祖，扩置学宫，广招天下贤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言：“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儒家孟子和荀子皆尝游学于稷下，荀子于齐襄王时曾“三为祭酒(学宫之长)”。稷下学宫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等各家学者，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倾向的学派，其中黄老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稷下先生的主要著作有《宋子》、《田子》、《蜎子》、《捷子》等 (均佚失)。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的编成，亦都有稷下之士参与，其中《管子》一书疑是稷下学者的著作集。

齐学，秦汉之际经学流派之一。因传经的经师为齐人，故名。学风较为夸诞，多比附，后董仲舒把今文经《公羊春秋》与阴阳五行说相傅合，即主要沿袭此种学风发展而来。主要代表人物有传《齐诗》的辕固生，传《春秋公羊传》的公羊寿等。主要经籍有《齐诗》、《齐论》、《公羊春秋》等。后汉世传这些典籍的经师如夏侯始昌、后苍、翼奉等皆属此学派，喜引谶纬，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

鲁学，秦汉之际经学流派之一，因传经的经师为鲁人，故名。与齐学同属今文经学系统，学风相对齐学较为保守。主要代表人物有传《鲁诗》的申培公、传《礼》的高堂生等。主要经籍有《鲁诗》、《鲁论》、《谷梁春秋》等。后汉世传这些典籍的经师如瑕丘江公、韦贤等皆属鲁学传人。

古文经学，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始起于西汉末。所据经典用秦以前的古籀文字写成，异于今文经籍的隶书体，故号古文经。其典籍、字句、篇章与今文经学皆有不同，对经书内容含义及古代典章制度的训解、对人物的评论均异于今文经学。据古文经学家称，古文经多先秦旧典，秦始皇焚书坑儒及楚汉战争，使孔子编纂的“六经”多残缺散失;而当时民间多有私藏典籍者，至汉代这些先秦古书逐渐被发现，主要有《古文尚书》、《周官》、《春秋左氏传》等。经的传授不甚可考，西汉时流行于民间，私相教授;王莽新朝时为托古改制，始纳刘歆建议，立古文经学博士，排斥今文经学，经学上今古文之争自此发端。东汉时经服虔、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师的尊奉弘扬，古文经学遂盛行于世。古文经学崇奉周公;尊孔子为先师，认为孔子是史学家，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整理前代史料以传授给后人;认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经过了孔子的编纂整理，并非孔子所作;按产生时代的早晚排定“六经”次序，依次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要典籍，指斥今文经传乃秦火残缺之余;斥纬书为虚妄。其学以考证求实、训解字义为特色，偏重于名物训诂;治经多从文字学入手，以《尔雅》、《说文解字》为权威，注重经籍本文所记载的事实，倡文字学与考古学。其弊则流于烦琐。汉末郑玄注经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学说，经今古文之争基本平息。今文经学衰落。古文经学在六朝、隋唐以至清代皆有影响，其章句训诂影响了隋唐的“注疏之学”。北宋王安石变法，则以《周官》(周礼)为舆论准备;降及清代，顾炎武为反对明末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论义理的流弊，提出 “舍经学无理学”，偏重经籍研究，倡复兴古文经学;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干嘉学派则大倡 “为经学而治经学”，以汉儒经注为宗，承东汉许慎、郑玄之学，说经主实证，以训诂考据方法治经，并扩大到经史和诸子。古文经学今存《毛诗》、《周礼》、《左传》等典籍。

郑学，东汉郑玄所创的经学学派，亦称通学。以破除家法、融贯今古文为特点，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东汉初中期，经学达到鼎盛的同时，开始趋向式微衰败，经学成为明经取士、博取利禄的工具，“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后汉书•儒林传》);又因门户师承、学派壁垒森严，一经有数家，一家有数说，致使经学烦琐支离，难以贯通，“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后汉书•郑玄传》)。针对这种局面，渐有经学大师如马融等企图突破博士学旧模式，力通数经并撰述诸经异同。汉末官方经学崩废，私学大盛，高士名儒多为党锢所禁，居家讲学。郑玄初学今文京氏《易》及《春秋》公羊学，又习《三统历》、《九章算术》等;后从张恭祖、马融等学习《尚书》、《周官》、《礼记》、《左传》等古文经，成为汉代有名的博学家，他“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同上)，在精研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兼采今文经学，广集?说，遍注羣经， 自创一家之说，这种融汇今、古文的经学，世称“郑学”。所注经主要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等。“郑学”精于训诂，集汉代经学之大成，形成系统完备的羣经注本，破除师法家法的拘束限制，为当时苦于经学异说繁多、家法烦琐的学者提供了遵循的标准，基本结束了今古文经学的纷争，将纷繁的专门之学综合为大宗。此学一出，其影响几遍全国，非唯齐鲁间儒者宗之，吴之程秉、蜀地姜维等亦皆宗郑学。其弟子众多，传播广远，弟子知名者有孙炎、郗虑、王基、崔琰等。清代干嘉学派所倡“汉学”，实以郑学为宗。

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奉《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家经籍，故名 “玄学”，“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其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

玄学，三国西晋时期，为适应门阀士族夺取政权及维护身份等级制的需要，一些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的士族名士，以“有无本末之辨”为中心，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结合儒道两家思想，辨名析理，通过许多抽象议题的论辩，论证自然和名教的关系，铸造了玄学思想体系。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顾、郭象等人。玄学思潮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始于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贵无论”开创正始玄风，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中心思想，主张“崇本息末”，强调“名教本于自然”。何晏作《道德论》、《无名论》，援老人儒，王弼作《老子注》、《周易注》等，提出有无、本末、体用、动静等一系列范畴。是为魏晋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曲折反映了整个门阀士族夺取最高统治权力的要求。与何、王同时，又有阮籍、嵇康主张“法自然而为化”，强调“自然”和“名教”的对立，认为名教不合自然，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是为玄学异端倾向。在玄学思潮内部也产生争议，裴頠著《崇有论》、《贵无论》，反对“以无为本”，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崇有论》)，从有无之辨的角度批判了贵无论的理论基础，强调“崇有”，重视礼法名教等统治权力的现实运用。此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最后，郭象则综合“贵无”论“崇有”论的主张，提出了兼容二论思想的“独化”说，认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 (《庄子•大宗师注》)，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论题，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物之自造”即“天然无为”，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发展到顶峰。其《庄子注》一出，遂致“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晋书•郭象传》)，玄风大畅。这是玄学思潮的第三阶段。东晋以后，玄学一方面与佛学趋于合流，后学者及佛教徒多用玄学理论翻译和解释佛教经说，加上统治者的提倡，佛学渐盛;另一方面，玄学本身向神秘化方向发展，变为神仙道教。玄学遂渐衰。玄学经学是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玄学家关于儒家经典的注说，以何晏《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为形成标志，与郑王的训诂之学有著根本性差异，它用老庄思想解释儒经，鉴玄学破事象寻玄理、寄言出意的方法论，重在义理，只把儒经作为一种工具，要在发挥注经者本人的思想，而不重视疏通经义。玄学经学取代汉代经学，使经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魏晋玄学上承先秦两汉思想、学术，开创了儒道兼综的新的哲学时期，形式上摆脱繁琐笺注，克服了汉代经学的弊病;内容上，抛弃了两汉神学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用老庄哲学对儒家思想作新的理论上的论证，弥补了汉代儒学的不足;提出的“有无”、“本末”、“体用”等本体论思想，推动了关于宇宙本体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后代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学，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经学。南朝经学以重魏晋传统为特征，《易》用三国魏王弼注，《尚书》用伪孔安国传，《左传》用西晋杜预注;与北朝经学的分立只是相对而言，《诗》、《礼》亦流行郑玄注本;而北朝亦有王肃之学，儒生讲王弼《易》注，习杜预《左氏》。南学与北学之崇尚与风格有很大不同，但其差别并非绝对化。宋代经学最重《礼》学，朝廷礼制亦多用郑注; 《易》学则受魏晋玄风影响，推重王弼《易》注。代表人物有雷次宗、颜延之等。齐代经学兼重汉代经学与魏晋经学，“时国学置郑、王 《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经》”(《南齐书•陆澄传》)，虽称玄儒并立，其实汉学占据多数经注;《礼》学亦较发达，代表人物有刘瓛、王俭等。南朝经学以梁代最盛，综合以往经学各派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受玄学影响更大，更加重视《礼》学，重视经学在宗法礼制方面的应用，明经学者甚多，主要有明山宾、沈峻、严植之、贺玚、陆琏、伏曼容、何佟之、范缜、崔灵恩、皇侃等人。陈代经学为梁代之余绪，经学大儒皆历梁陈二代，主要代表有周弘正、张讥、沈文阿、王元规等，重《礼》学，喜老庄，能玄言。南朝经学是一种开放型经学， 讲经兼采?说，不拘家法，受玄学影响较大。亦受佛教影响，在治经的方法上，效佛教升座说法方式，讲论经义，把讲经记录编为讲疏、讲义，发展出一种比经注更详尽的义疏，或守一家之注，或博引诸家说，融会贯通，以阐明经文旨意，重在疏通经文大意，介于义理与训诂之间。唐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以为依据。又就《礼记•中庸》发挥天命心性之学，是为宋代理学之渊源。南学经注、义疏甚多，流传下来的主要有皇侃的《论语义疏》等。

北学，南北朝时北朝的经学，以重汉末传统为特征。北朝经师于诸经籍，《周易》、《尚书》、《毛诗》、《三礼》皆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北朝经学传授的重点在于训诂典章制度方面，直接承接汉代经学，特别是郑玄之学，墨守旧说，学风比较保守，一般不独出心裁，撰述亦较少。北学中亦有非郑玄尚王肃，或者折中于二家，或者兼综汉晋，别出新义的，并非完全死守前人章句，但其主流是注重事象的考辨，而不惯于玄谈，与南学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北史•儒林传》评之：“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学经师众多，代表人物主要有徐遵明、熊安生等，徐氏主要贡献是传经，培养了一批熟悉训诂之学的学生;熊安生的 《礼》疏已明显具有综合南北经学的倾向，对唐初经学有实际影响。所著经注，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宋明理学，宋元明延续至清时期儒学的总称，亦称道学。因此时的儒学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主要讨论理气、心性等问题，故有此称。理学有广义、狭义两种称谓，广义的理学泛指整个宋元明时期的儒学，狭义的理学则专指程(颢、颐)朱(熹)理学。广义的理学产生于北宋，经南宋进一步发展，至元代朱(熹)学与陆(九渊)学逐渐合流，到明代有新的发挥，延及清代前期始逐渐衰落，而其影响至今犹存，且波及海外如日本、朝鲜等国家。理学的形成及初步发展是在北宋，但唐代名儒韩愈、李翱已为理学的产生开了端绪。韩愈提倡道统说，肯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的儒家道统，李翱提倡复性说，主张性善而情恶，强调只有消除情欲，才能恢复善性。北宋以降，形成更为广泛的新儒学运动。宋初政治家范仲淹，努力提倡儒家学说，首先使用“义理”一词，指出“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洁静精微之理” (《范仲淹别集•易兼三材赋》)。与范仲淹有密切联系的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儒家学说，主要是以儒家《周易》、《春秋》等经典为依据，提倡道德性命之学。胡瑗倡导“明体达用”，孙复为《春秋》发微，石介则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视为“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他们在训释经典时，都自立新义，轻视汉儒注经重训诂之风，对当时学者影响颇大，成为理学的先驱。北宋中期，理学逐渐形成，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们从不同方面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学基本范畴，如理气、道器、无极、太极、阴阳、形而上形而下、动静、两一、心性、性情、性命、善恶、理欲、人心道心、中和、体用、知行以及诚、敬等等，形成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苏轼父子的“蜀学”等。这时的学说还被称为“道学”，后来“理学”之称代替了道学。南宋是理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朱熹理学的统治地位逐渐确立。著名理学家有胡宏、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渊等，主要学术流派有吕祖谦等人的“婺学”、朱熹的“闽学”、胡宏等人的“五峰学派”、张栻的“南轩学派”、陆九渊兄弟的陆氏心学，另有与理学相抗衡的陈亮的“永康学派”、叶适的“永嘉学派”等。宋代理学由二程始，经由杨时、罗从彦、李侗传到朱熹而集大成，正式形成程朱理学，是理学中最主要的一个派别。元代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的北传，赵复、刘因、许衡、饶鲁、吴澄等人都是理学北传的关键人物。许衡强调尊德性，把尽心知性和致知格物结合起来，提倡在日用人事中完成道德践履。吴澄主张反身内求，反对向心外求道，强调以尊德性为本。刘因等人则发展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主张读书穷理。明代是理学演变较激烈的时期。明初，朱学仍占统治地位，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都是著名朱学学者。明中期，心学崛起，陈献章受业于朱学之吴与弼，但认为朱熹哲学内部有矛盾，于是提出“心与理一”、“宇宙在我”等学说，为理学转向心学铺平了道路。王守仁进一步批评朱学分心与理为二，提出以“良知说”为核心的“心学”学说。王守仁认为心之本体即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人人都有，更不可向心外求理。追随王守仁的学者很多，有七大派别：姚江学派、浙中王门学派、江右王门学派、南中王门学派、楚中王门学派、北方王门学派、粤闽王门学派。王门后学则有泰州学派，但从泰州学派中又分化出一批儒学的叛逆者，不仅突破王学藩篱，而且批评整个理学和封建道统，提倡思想解放，如颜钧、何心隐、李贽等人都是著名代表。明代中期以后，也有一批反对心学的学者，如罗钦顺、王廷相、陈建等人。到明末清初，理学进入批判总结时期。刘宗周本是王门后学，但又不恪守王学，对王学有所发展和改造。陈确、朱之瑜从不同方面批评理学。明末清初三大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对总结理学都作出过巨大贡献。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对理学作了系统而完整的总结。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重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突破了理学的局限。王夫之更为全面地清算了理学，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气论、人性论、认识论、知行观等方面的理论，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儒学的终结者。此后，虽有理学家李光地、熊赐履、汤斌、张伯行、李颙、孙奇逢、陆世仪、陆陇其等人相继努力，但理学颓势已不可挽回，经颜元、戴震等人的批判，理学日趋没落。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特定历史阶段宋元明(也包括清初)时期儒学的总称，是儒学发展的高峰。理学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理论，将儒、佛、道哲学融为一炉，形成完整的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思想体系，为人类认识史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理学中的消极因素也是明显的，尤其到近代以后，其保守性更为明显，五四时期受到全面批判。

闽学，南宋朱熹所创、并以其为代表的理学学派。因朱熹长期侨居并讲学于福建路的建阳，而福建别称闽，故名。朱熹初受学于其父松，松曾师事程门杨时的弟子罗从彦，故全祖望谓经“杨文公四传而得朱子”(《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庵学案上》)。后朱熹又师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而受学李侗时间最长，从侗处全部继承程颐思想而加以发挥，又兼取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形成一个包括天理论、性论、格物致知论、持敬说在内的严密而庞大的新儒学体系。把理视作宇宙万物的本源，气则是构成具体事物的材料，万物皆据理而产生：“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文集•答黄道夫》)提出“理一分殊”之说，认为万物皆具天理，“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语类》卷十八);而万物又统一于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同上书，卷九十四)。把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和 “气质之性”两类，认为前者来源于“天理”，本善;后者则来源于后天清浊、厚薄、昏明之气，故有善恶。善为天理，恶为人欲，断言天理与人欲相互对立而不可并存：“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同上书，卷十三)，据此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格物致知”，即以吾心之知去求天下之理，认为穷究天下万物之理，“用力之久”，即可“一旦豁然贯通”，而 “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此说实以体认封建纲常名教为目标。闽学最推崇 “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朱熹一生致力于注释之，其《四书集注》后被钦定为阐释儒家经典的教科书以及科举考试的答案标准。朱熹注经往往不守成说，其学注重义理而轻视训诂。借注经以引伸、发挥其理学思想。朱熹在福建长期办学并主讲，广收弟子，门生遍布各地，《宋元学案》列朱熹知名门人达二百余名，其学术成就、政治建树颇著者，有蔡元定、黄干、张洽、辅广、辅万、陈埴、叶味道、杜知仁、蔡沆、陈淳、陈易、廖德明、赵师恕、邹补之等。朱熹卒后，其弟子竭力弘扬师说，攻讦异端，羽翼朱门，使朱学成为理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在南宋政治集团的鬬争中，该派曾一度被列为“伪学”而遭受打击，但不久随著党禁取消，其学日盛。在宋元之际，由赵复、许衡、刘因等将闽学传播北方。在元、明、清三代，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闽学长期处于官学地位。此派学者皆代有辈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期保持重要影响。在海外，特别在日本、东南亚地区亦广泛传播。重要著作有朱熹的《四书集注》、《朱子语类》、《朱子大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