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艺术形式：它是语言材料及各种艺术手段的有机组合，是艺术内容的组织、生成与呈示，是艺术文本的存在形态，是文学审美价值的实现方式。
11、俄国形式主义：1915年至1930年在俄国盛行的一股文学批评思潮，其组织形式有以雅克布逊为首的“莫斯科语言学学会”和以什克洛夫斯基为首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其成员多为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他们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在于它的文学性，而文学性存在于形式之中，形式主要指语言。此外，俄国形式主义还提出了“陌生化”理论，在当时及后来影响甚大。
12、英美新批评：二十纪二十年代发端于英国四五十年代盛行于美国的形式主义批评流派之一，它的基本理论原则是：一、诗歌是一个客观的、独立自足的有机统一体。二、诗歌使读者能够具体地、感性地理解和把握人类经验。但由于新批评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忽视了文学作品与历史现实的联系，所以在五十年代后期它逐渐失势，走向衰落。
13、形式美：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指从美的事物的形式中抽象出来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形式因素及其按特定规律所作的有机组合。文学作品的形式除了对内容具有表现和塑造的意义外，其自身也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如诗歌中的节奏美、韵律美、诗行排列美等，在小说、戏剧文学及散文方面，结构上讲究对比、完整与风格上讲究多样、变化、统一等就是追求形式美的表现。
14、“有意味的形式”：由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在其著作《艺术》一书中提出，他说，“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的关系，激发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视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艺术的共同本质。”总起来说，形式之所以是“有意味”的，是因为它能唤起人们的审美情感。
四、问答：
1、怎样理解“真、善、美”及其统一是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在文学创造中“真、善、美”与“艺术真实”、“情感评价”、“形式创造”是什么关系？
答：文学创造首先是理解、反映和阐释对象世界的认识活动。认识活动的价值取向是以“历史理性”求“真”。诚然真的并非都是善的和美的，然而善的和美的却一定是真的，没有“真”，“善”和“美”就失去了根据和依凭。实践证明，作家对对象世界的理解、反映和阐释，只要合情合理，他的作品就会具有“真实性”的品格；而具有“真实性”品格的作品，才能让读者产生信任感及认同感，并因其与“善”、“美”相统一而为之所吸引所感动，从而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享受。一句话，“真”乃是文学的审美价值追求实现的基础。其次，文学创造还是情感地评价对象世界的审美活动。其价值取向的核心是向“善”，体现为“人文关怀”。鲁迅在谈到“真善美”作为文学批评的美学标准时，曾把“善”置换成“前进”一词，即有利于社会前进或进步的意思。这就把“善”的内涵具实化了，意味着情感评价作为“善”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尚品格和功利取向。前者是指作家对社会生活作出的“裁判”，蕴含着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操、美好生活和美好理想的守望与追求，以及对丑恶、腐朽和阴暗事物的拒斥；后者则是指所作出这一“裁判”具有助益社会人生的功利性。这些都是文学审美价值创造的必然要求。因为“美”不仅根植于“真”，它还源于“善”。最后，文学创造还要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形式创造，境界是呈“美”，体现为“文体升华”。当艺术真实的创造及其蕴含的情感评价成为“真”与“善”的统一时，这统一便构成文学创造追求的审美价值。然而这个“美”尚处于内容状态，还需要相应的形式创造予以外化与体现，使之成为艺术文本。因此，形式创造是文学审美价值追求的最后完成。但在实质上，形式创造是贯穿于文学创造活动的始终的，即是说，从艺术构思到作品诞生的全过程，作家对内容的孕育创造本身也是对形式的孕育创造，就蕴含着一个“文体升华”或“形式美”的问题。所以，“美”是与“真”、“善”一体化的，它附丽于“真”、“善”，又使“真”、“善”得以升华，更有力量，三者统一更好地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价值追求。就三者在文学创造中与“艺术真实”、“情感评价”、“形式创造”的关系而言，是三位一体相互融通的，“艺术真实”主要与真相关，“情感评价”主要与善相关，“形式创造”主要与美相关。

2、艺术真实有哪些主要特征？说明艺术真实区别于生活真实及科学真实的原理。
答：（一）与生活真实不同，艺术真实以假定性情境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的认识和感悟。凡是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是生活真实。生活真实虽然为文学创造提供了原型启示，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源泉，然而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超越，它以“历史理性”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必然性的揭示，作为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并表现在假定性情境之中。从这个侧面上说，艺术真实是内蕴的真实、假定的真实。
艺术真实不是生活真实的自然主义摹本，而是对它的反映，反映具有主观能动性。就是说，艺术真实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感悟的产物。认识是理智的体察，感悟是直觉的把握。文学创造正是在既有理智体察又有直觉把握的心理机制和思维活动中，以“历史理性”的眼光，透过生活真实的表层对社会生活的内蕴作出艺术的揭示和表现。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因此，讲究“历史理性”，发现和反映社会的本质，遂成为文学创造的“价值”要求而为艺术家和美学家所看重。例如，在俄国文坛上，针对有些人认为果戈理的成就来源他具有“忠实地抄写自然的本领”的观点，别林斯基匡正说，他的本领不是别的，而是“来自他的伟大的创造力的，表现了他有深入生活本质的能力”。如果说表现社会生活中某些本质性东西的价值取向是艺术真实的内在要求，那么艺术情境的假定性则是艺术真实的外部特征。这是由于，文学既然不是对生活真实的照抄照搬，作家就必然会从自己的认识和感悟出发，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发掘、提炼、补充、集中、概括，通过想象和虚构予以重组、变形及再塑。浪漫型和象征型作品的艺术情境的假定性显而易见：它们或者把现实形象与幻想的非现实形象融会成一个荒诞不经的情境世界，或者完全抛开现实的形象而以虚拟的形象世界取而代之。前者如《西游记》里的人神妖魔共处的神话世界，后者如寓言、童话中的拟人化的动植物世界，神话、传说中的神仙、鬼怪世界等等。现实型作品保留着社会生活的原生态，形象是写实的，但是其艺术情境也是虚构的、假定的。如曹禺的《雷雨》，剧本让两个家庭八个人物之间的矛盾发生在两个场合（周家客厅与鲁家住宅）及一昼夜之内，冲突又那么集中而强烈，这在实际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因而是假定的。
（二）与科学真实不同，艺术真实对客体世界的反映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就揭示和表现客体世界内蕴（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的价值追求而言，文学创造与科学活动是相通的；然而文学反映客体世界的审美特征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这就使它与科学真实区别开来。从这个侧面上说，艺术真实是主观的真实，诗艺的真实。
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科学的目的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力求客观性，文学创造则不然，它是站在人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感受以及对社会生活给予人文关怀的立场上，因而其对客体世界的认识、感悟与表现带有主体性或主观性。例如，天体运行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现象，所谓“日出日落”不过是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的生存感受和主观把握而已。然而在文学史上，不只是古人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咏“日出日落”的诗句，诸如陶渊明的“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等，就是今人也还在无视哥白尼学说而描绘着主观化的“日出日落”景观，如刘白羽在《平明小扎》中对日出的个性化的绚丽的描绘。文学创造对自然界如此，在描绘社会生活时也是这样，它所提供的“真实”都是主观化、心灵化的真实，是体验的真实。文学按照主观化方式把握客体世界以激发人们的审美情感为目的价值取向，使它必然要讲究“诗艺”。 “诗艺”即艺术手段和艺术技巧。运用艺术手段和艺术技巧创造的艺术真实，能够使其价值取向得到理想的表现，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憾力。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人比黄花瘦”、“燕山雪花大如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等等，或炼字炼句，使语言陌生化，背离语言的一般规范，或运用比喻、夸张、拟人、变形、反讽、暗示、象征等“诗艺”，创造出有别于科学真实的生动情境。可见，“诗艺”对于艺术真实的生成是很重要的：假定性情境、主观性真实都是在“诗艺”中生成的，没有“诗艺”的运用便没有艺术真实。
综上所述，艺术真实是内蕴的真实、假定的真实、主观的真实、诗艺的真实。它既不像生活真实那样与生活本身是同一的，也不像科学真实那样能够验证和还原。

3、诠释艺术概括的价值意义并对下面一段话作出评述：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鲁迅语）
答：艺术概括是作家创造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又具有普遍性的艺术形象的方法。它是文学创造实现其求“真”审美价值取向的基本途径。其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使文学作品由特殊见出一般、借表象张显本质、以有限表达无限，产生巨大的艺术效应。作为认识活动，文学以创造艺术真实来反映社会生活并达到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揭示，从而实现其求“真”的价值取向，但社会生活本身是复杂的、粗糙的、零乱的，其发生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随意性，这时它们作为生活素材还不能进入文学作品，需经作家用艺术发现的眼光来寻找其“闪光点”——富有特征的本质性的东西，而后围绕此点，点染、生发、补充、改造、提炼、概括，使其成为独特的能够显示出一般的“这一个”。这样的例子在优秀名著中是很多的。如《红楼梦》，叙说的虽然是一个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故事及这个故事中的爱情悲剧，然而其创造的艺术世界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法律的、宗教的、风俗的等等，几乎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而法国现代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那部通过自己的感觉表现客体世界的长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之所以被广泛赞誉为20世纪上半叶里程碑式的杰作而完全可以与《人间喜剧》相媲美，就是因为它的艺术概括力达到了“通过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笔下”的地步。由此，可见出艺术概括的巨大价值。
鲁迅的这段话简练地指出了艺术概括的特征：一、“个别”与“一般”的统一。艺术概括是以对特殊事物的即富有特征的事物的观照和描述为途径的。作家对富有特征的事物的发掘与描绘使其显出丰富且深刻的意义，进而取得从特殊中显出一般的效果。所谓“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事实”就是说只取有“特殊”意义的“一点”，如果“全用事实”只会导致复制生活、罗列现象，进而本质不分、意义难辨，这样，也就丧失了文学作为认识活动所追求的求“真”的价值。二、其统一是艺术提炼的过程。尽管艺术概括是在对富有特征的事物的观照和描述中实现的，然而并非意味着作家对这些事物可以不作提炼、加工和改造。这是由于“特殊”虽然因其富有特征而较之其他事物更多地与“一般”相联系，但是无论怎样“特殊”，其体现的“一般”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充分的；要让“特殊”在“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中真正地成为真实而完整的“小世界”，则有赖于作家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情感经验，对其所观照与描述的“特殊”进行开掘、提炼、补充和改造。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只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的意思。李渔在《闲情偶记》里说，“欲劝人为孝者，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纪，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有者，悉取而加之。”就是说，为了审美理想的实现，围绕一点“缘由”或“一行”，尽可以“生发”、“改造”或“悉取加之”，如此，“特殊”的“这一个”更容易成为一个完整的“小世界”，以映照生活这个“大世界”。

4、怎样理解情感评价的文学意义。
答：文学是认识活动同时又是审美活动。作为认识活动，它创造艺术真实以反映生活实现其价值追求，作为审美活动，它以情感评价的方式裁判生活实现其价值功能。情感评价的文学意义，可以从所谓的形象性问题上得到印证。毫无疑问，创造艺术形象永远是文学创造的中心课题。这个课题意味着作家必须把对生活内蕴的认识与感悟体现在艺术形象之中。然而徒有形象性的制作并不能成为艺术。例如，动物学教科书对各种动物的生理构造、生存状态及其习性都有详尽的描述，甚至还绘以精确的图像，然而它们并不动人，没有人会把它们当作艺术欣赏的对象。相反，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虽寥寥数笔，却栩栩如生，神采飞扬，被人们公认为审美精品。究其根由，全在一个“情”字。前者只具非艺术的认识价值，后者在对客体对象的反映中融进了审美价值取向的情感评价。由此可见，情感评价是文学的本质属性和文学创造的必然要求，它作为一定的价值取向，内隐着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宗教和审美等社会性需要与态度，以及由此诸多因素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心理体验和判断。文学创造正是以这样的属性，在向人们展现真理的同时，也向人们呈现意义，并以审美情感诉诸人们的心灵和激发人们的情绪的方式，发挥着它的审美意识形态作用。

5、阐明情感评价的高尚品格及功利取向与文学尚“善”的审美价值追求之关系。
答：情感评价的高尚品格是指情感的态度方式给社会生活作出的“裁判”，蕴含着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操、美好生活和美好理想的守望与追求，以及对丑恶、腐朽和阴暗事物的拒斥。实践证明，惟有这样的价值取向的情感，文学创造才会抑“恶”扬“善”，给读者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而文学创造能否以高尚的情感态度“裁判”社会生活，最终取决于创造主体的人格,它是作家人格的投放，是在其创造的艺术世界中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人格的过程。我国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说：文学的审美“境界的实现，端赖艺术家平素的精神涵养”。鲁迅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虽然作品的艺术效应与创造主体的人格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但其情感评价的高品位来源于作家的以尚“善”为特征的人格力量，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情感评价的功利取向是指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情感评价带有助益于社会人生的功利性。对社会生活的情感评价所隐含的功利性质，是文学审美价值创造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美”不仅根植于“真”，它还源于“善”，而“善”是对社会人生有着实际意义的价值取向。阅读经验表明，能够给人们带来精神满足和审美享受的作品，无不与社会人生的功利要求息息相关；他们在对待人间悲喜剧的情感态度上，其褒其贬其爱其恨，总是反映着普通人对爱、正义、尊严和幸福的热望与追求；正因为这样，读者才与之产生共鸣，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心灵的净化，情操的陶冶，境界的提升，激发出建造美好生活的信念和力量。这种关于“善”与“美”在文学创造中的统一关系，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深刻理论揭示。普列汉诺夫在原始艺术的研究中发现：“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鲁迅不仅肯定了这一唯物史观的艺术论和审美观，而且作了进一步的诠释，他说：“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意义的东西”，“美底愉乐根抵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当然文学创造的功利价值只体现在其对生活的情感性“裁判”之中，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对生活的实际干预。
总之，情感评价作为“善”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尚品格和功利取向的特征。创造主体的人格决定着文学作品对生活的“裁判”是否高尚，而文学作为认识活动与审美活动之统一也决定了情感评价的功利取向的性质。这里“真”是尚“善”的基础，“善”是“真”的价值追求的目的与终极。

6、谈谈情感评价的诚挚情态及艺术呈示之含义。
答：诚挚情态与艺术呈示是情感评价的实现方式。所谓诚挚的情态，是指文学作品的情感评价属真情而非假意，不是“无病呻吟”。真情还是假意，关乎情感评价的价值追求能否实现的问题。情感处于诚挚状态，作品才会动人，其尚“善”的价值取向就能在富于感染力的情境中潜移默化地为读者所认同和接受，产生共鸣。反之，作家的价值追求再高尚再有意义，读者也会在矫饰之情面前无动于衷，甚至产生反感。而真情或者说诚挚的情态，并不是由艺术技巧造就的，它来自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体验是情感产生的根基，没有对生活的真切体验便没有情感的诚挚状态。这是追求真善美价值创造的作家的共同的认识。冈察洛夫说他只写自己“体过的东西”，“思考过和感觉过的东西”，“爱过的东西”，“清楚地看见和知道的东西”。鲁迅则告诉人们：“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旋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艺术呈示是文学审美价值实现的方式，其情与境的融合，让读者从中获取的不仅是思想上的教益，同时还有精神上的享受。关于“善”的价值取向，在文学作品里不是教义式的赤裸裸的直白，而是艺术方式的呈示，即把情感评价寓于“境”的创造之中，并于“理”的诠释相交融。恩格斯当年曾批评同时代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作家敏•考茨基的小说《新与旧》有席勒化倾向，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列夫•托尔斯泰也说过同样的观点：“每一种富有诗趣的情感，都得有抒情风格、场面、人物、性格或大自然的描写等等流露出来”，“不要议论”。这就是说，文学作品是通过“境”（典型、意境、意象）的创造寄寓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的。情是内在的，境是外在的，两者一表一里，融为一体。诗歌作为典型的情感艺术，更是如此。清代文学家魏源论诗：“情不可以激”，应“有譬而喻”。中国传统诗学讲究比、兴两法，就是这个道理。

7、为什么说人文关怀是“善”的终极价值体现？
答：人文关怀是一种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独立人格及其命运、幸福相联系。人文关怀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总主题，它是“善”的集中体现，其与历史理性共同筑起文学的真善美功能价值体系。
认定人和人的价值在世上各种事物中具有首要意义的人文主义，虽然肇始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但是其强调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对文学而言，既是主宰它审美价值追求的灵魂又是它的存在根据，因而是“与生俱来”的。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文学，它们作为生产力和认识能力尚处于低下年代的人类，在“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本身”，演绎的世界本身都充满了人文精神：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的恶劣自然环境的关怀；古希腊神话里诸神们过的全然是人的生活，他们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是非善恶，表达的是人类的自我观照与对人的肯定……作家天生是人类命运的关注者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促进者。当文学进入作家时代之后，人文关怀遂成为他们的自觉的价值追求和神圣的社会职责。举凡各个民族各个时代优秀的作家作品，都无不高扬人文精神。他们对社会生活把握和反映的方式尽管异彩纷呈，有的是写实的，有的则是虚幻或象征的，然而其共同点则是，他们在对生活的富有历史精神的肯定与否定、赞美与贬斥、同情与厌恶乃至于困惑、无奈的情感态度中，寄寓着艺术家们特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列夫•托尔斯泰在谈到作家的责任时说：“他是经常地、永远地处于不安和激动之中，因为他能够解决与说明的一切，应该是给人们带来幸福，使人们脱离苦难，予人们以安慰的东西”。巴金说他的小说都凝聚着强烈的情感，矛头是指向“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小说的人文精神最为深厚，透过那冷峻的笔调，从麻木的闰土、愚昧的华老栓、不幸的祥林嫂……尤其是那个寄寓着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情感的阿Q身上，人们看到的正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炽热的人文关怀。
总之，人文关怀从来就是也应该是文学创造的永恒主题，是其尚“善”的终极价值追求。现在，人类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面对着20世纪高科技的迅猛发展而带来的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在享受日新月异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遭遇到了新的生存危机，诸如环境污染，拜物主义与拜金主义盛行，人的尊严和价值被冷落，等等。在这种情势下，“以人为本”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文关怀已超越文学领域而成为全人类全社会的共同命题。无疑，文学这块人文绿地应该更加自觉地肩负起弘扬人文精神的神圣使命。

8、谈谈你对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之间关系的理解。
答：人文关怀是一种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独立人格及其命运、幸福相联系，它追求“善”的终极价值；历史理性是人们对全面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力量的肯定评价，是认识活动的一种价值取向，它追求“真”的价值功能。就它们的关系来说，二者对于人的发展都是必需的，历史理性的强调能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人文关怀的重视能使人和社会的发展更健全更丰富更和谐更健康。顾此失彼或顾彼失此都是不好的。就像童庆炳先生所说的，“历史理性存在着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存在着历史的维度”，是“真”与“善”两个价值取向的交会。
究其原因，作家的使命毕竟不同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人们只能期待他们的人文精神同社会人生的某些本质的有意义的东西相联系，而不应该向他们提出诠释社会规律的非艺术要求。文学的价值在于对真善美的追求，真善美固然需要历史理性的支撑（它们不是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言语外壳），然而作家各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历史理性又是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巨大的意蕴空间，在文学创造中，作家完全有权利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让人文精神在特定的历史视点上展现。文学不是整齐划一的精神领域，更不应该成为某种廉价的时尚观念（打着理性旗号）的形象演绎。例如，同是关注人类命运的伟大艺术家，面对着资本主义制度登上历史舞台的现实，巴尔扎克深刻地揭示了封建贵族阶级在庸俗的充满铜臭的暴发户威逼下走向堕落和灭亡的必然过程，而将未来社会的希望和理想寄托在“共和主义者”身上；列夫•托尔斯泰则看重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给农民大众造成的深重苦难，他以不可遏制的愤怒，对俄国资产阶级政府、法庭等国家机器的虚伪、暴虐与无耻，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显然两人把历史理性的视点放到了不同的侧面，而且又各有自己的局限性（前者的社会理想属于乌托邦，后者对过去流露着落伍农民式的留恋）；然而他们的艺术描写中的情感评价，不仅蕴含着丰厚的人文关怀的价值意义，而且其体现的历史理性。恩格斯列宁就称赞他们一个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一个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因此，他们作品的价值是建立在人文与历史的交会上，而不是单一观念的宣传与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