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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李大钊也撰   有 《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诸文，他说，道德随时代进化   而进化，“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孔子之道已不足以规范现代社会。   孔子所以被历代君主奉为至圣先师，是因为“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   故今日而倡尊孔教， “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同样，今日而倡反孔，也非   掊击孔子本身，而是 “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鲁迅的反封建思想愈显深刻   与彻底。1918年4 月，鲁迅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狂人日记》。它无情地揭露   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大胆地提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吃   人的历史。鲁迅还写了许多杂文，尖锐地指斥尊孔复古派是“现在的屠杀者”，                                                   ①   他说，而 “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此外，吴虞的 《吃人与礼   教》等文，对孔子及旧礼教也作了十分激烈和精彩的批判。新文化运动的倡   导者们高举 “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掀起声势浩大的批孔浪潮，其实质是对   封建思想大本营的一次有力的冲击。       新文化运动还提出了 “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力图通过文学革命，把宣   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为适合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学。1917 年 1 月，   胡适在 《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不用典、不用陈套语、   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呻吟、不摹仿古人、   须言之有物等八条改革文学的主张，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还主要是涉   及文学改革的形式问题。随后陈独秀发表 《文学革命论》，才明确地举起了   文学革命的旗帜。他主张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要进行一次革命，   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 “三大主义”：一曰“推倒雕硺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   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曰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   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曰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   会文学”。鲁迅在 《新青年》上先后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   等小说，出色地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则为新文学   树立了真正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它大力宣传了民主和   科学，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对于中国人民，尤其是   广大青年的觉醒，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   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激励先进的人们继续探求救国的真理，从而为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思想道路。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是由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和领导的，   它同时又存在严重的缺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只   把运动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而未能与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军阀统治   的现实斗争结合起来，这就限制了它的影响力。同时，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一   切皆坏，西洋文化一切皆好，此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和民族虚无主义的   倾向，对后来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时，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十月革命后的第3 天，即 1917年 11月10 日，上海《民国日报》就在要闻专   栏里，以 《突其如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导了这一消息。十月革命启示 ②  《宪法与孔教》，《独秀文存》卷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79 页。 ①  《鲁迅全集》，第1 卷，第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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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新道路，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革命的精神和信心。       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开始认真学习和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使由 1915年肇端的新文化运动起了根本的变化，   即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新   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李大钊则是推动这一历史性   转变的伟大先驱者。       李大钊于 1918年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   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   确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并阐明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前途。他热情地写道：“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   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                                                    ①   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 年 5 月，李大钊为    《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在专号上发表长文《我的马克   思主义观》，第一次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   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李大钊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   者，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宣传，成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   义转换的鲜明征候。 ①  《李大钊选集》第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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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20 世纪初年的科学与文化                        第一节 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兴起       20 世纪初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肇端的重要时期。1901—1902   年，梁启超发表 《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篇文章，揭出了“史界革命”   的旗帜，是其崛起的标志。此期鼓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除了梁启超外，还   有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他们的政治立场，虽有改良与革命的分野，   但于新史学的主张，却大体相同。       新史学的兴起，是 19世纪末20 世纪初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反对封   建主义的斗争，及其鼓吹合群进化、救亡图存在史学领域延伸的结果。梁启   超在 《新史学》中说：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   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   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为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他大声疾呼，“史                                                          ①   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翼天氏的 《中国历   史出世颂》则谓：史家的天职本当记录国民群体的运动， “指点批判帝王官   吏之罪恶”，使后人得以感奋，从而敢于 “破坏”、“改造”和“进化”；   但旧史家反其道而行，孜孜于正统，维护君权而压抑了民气。他主张打破千   年陈腐的旧史体系，以恢复 “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不羁活                       ①   泼自由之真面目”， 使中国睡狮惊醒，重振雄风。在这里，作者热情颂扬旨   在恢复国民独立自由 “真面目”的新史学“出世”。其目的显然在为现实的   民权与革命作论证。       新史学的兴起也受到了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   的泰斗博克尔的巨著 《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它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史   学思想：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 “历史家的责任就是                                         ②   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 1902 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 《译书汇   编》上发表的 《史学概论》和1903年另一位留日学生李浩生翻译出版的日本   著名史学家浮田和民著的 《史学通论》，也都较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某   些理论和方法。所有这些，都令时人耳目一新。他们积极汲取西方史学的新   理论、新方法，反思传统旧史学 “既难当意”，继之以倡言批判与改造，就   是合乎逻辑的了。       新史家猛烈批判封建旧史学。梁启超认为，旧史学有 “四弊”：“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   务”；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四弊”又生“二病”，即 “能铺叙而                                        ③   不能别裁”， “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他大胆指斥封建旧史学为 “帝王将相   家谱”、 “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确有震聋发聩的作用。章   太炎更进了一步抨击清朝统治者 “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大行文化专   制，迫使史家作 “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 ①  《饮冰室文集》（9），第7 页。 ①  《政艺通报》，1903 年第9 号。 ② 转引谭英华： 《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 年，第279 页。 ③  《新史学》，《饮冰室文集》，（9）第3 —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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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黕而同尽。”①       新史家倡导新史学，主要强调了以下的问题：        （一）以西方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指导。新史家们指出：自从有了达尔文   的进化论，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趋文明，包括政   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惯在内，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都是 “进化之历   史”。以此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出了 “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   范围，”其本质是进化的；而且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形成了人们可据以正   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一整套理论。 “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                                                                 ②   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 中国旧史学   所以满足于侈陈往迹，无所发明，归根结底，是史学 “不明社会学之故”，   而陷于循环论的历史观不能自拔。新史学不能不改弦更张，接受西方社会学   的指导，以确立进化论的历史观。        （二）写“民史”。新史学必须打破仅为封建帝王修家谱的旧史学的格   局，转而以修民史为己任。社会的进化既是群体的进化，历史的本质就是“群   体的现象和影响”，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史学自然当以国民全体为自   己研究的主要对象，要在阐明社会兴亡盛衰之理，以增进文明，造福群体。   章太炎说，他拟著 《中国通史》，就是要“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                               ③    “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邓实也说： “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   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   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                  ④   享群之公利。” 史家写民史，既是为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为了   充分发挥史学作为 “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三）扩大史学研究的领域。新史家认为，于“史”的概念理解和实际   研究领域过于狭隘，是中国传统史学终归偏枯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   马叙伦提出了 “析史”之名，实现“史学大同”的主张。他认为，史乃群籍   的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斤斤于政治、教育、宗   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而作茧自缚。史学并不神秘，凡历史上的事物   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者，莫不可谓之 “史”。“若是析   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而   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   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   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                                   ①   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 马叙伦的所谓“析史而万其名”，实现“史   学大同”，说到底，就是要求打破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偏枯僵硬的旧史体   系，使史学研究从内容到形式都多样化，从而大大扩充其堂庑，建立起近代   意义的中国史学新体系。梁启超拟撰 《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目录看，其   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   国际、清议、政党等12篇；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 ①  《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28 页。 ② 刘师培： 《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 年，第9 期。 ③  《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 页。 ④  《史学通论》（四），《壬寅政艺通报》，史学文编，卷1。 ①  《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 年，第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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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藉、教育等8篇；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   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 13篇。可见其治史视野之   开阔。        （四）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新史家以为中国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   末三大编史体例都有局限性，新史书当创立新的体例。在这方面，多数人主   张在继承我国历史传统写法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撰法的优点， “折衷                       ①   贵当，创成史例”。 即以 “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   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藉篇、章、节架构体例。       此外，对于治史方法，新史家也有所论列。他们强调史家当开拓视野，   善于吸收西方现代科学的 “新理新法”，别开史学研究的新生面。例如，章   太炎说， “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西人的 “心理、社会、宗教各论，   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②       许多人不仅倡言新史学，而且身体力行，撰著出版了一批反映新史学观   点的历史著作。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夏曾佑，于 1904—1906年由商务   印书馆分三册陆续出版了自己的新著 《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年   改名 《中国古代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重新出版）。是书影响颇巨，被誉   为新史学的佳构。1905年刘师培出版的 《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从内   容到形式，也新人耳目。除了通史著作，还出版了一批专史著作，如柳诒徵   的 《中国商业史》、《中国教育史》等。此外，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   变迁之大势》、章太炎的 《诸子学略说》、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等，   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史有影响的著作。新史家以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为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此期新史家的弱点也是明显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否   定有失简单化和其所服膺的进化论的历史观，并不能给历史现象以科学的说   明；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吸纳西方 “新理新法”，发凡起例有余，但细密严谨   的学术研究却嫌不足。因此，不少新史学著作便难免牵强附会，失之于肤浅。 ①  陈黻宸： 《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 年，第2 期。 ②  《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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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小说与戏曲        “小说界革命”鸦片战争后，传统小说领域呈现出衰落趋势。       中日甲午战后，维新运动兴起。新兴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小说在传播新思   想，启迪民智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因而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成为近代小   说由衰转盛的重要推动力。同时，近代都市的繁荣，职业小说家队伍的形成，   广大市民阶层对小说的浓厚兴趣，以及新闻印刷事业的发达等，也都是促成   20 世纪初年小说繁荣重要的客观因素。       19世纪末20 世纪初出现了专门阐述小说社会作用，鼓吹 “小说界革命”   的理论文章。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天津 《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   部缘启》，首发其端；而梁启超于 1903年撰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则更具有代表性。这些文章着重阐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批驳贬斥小说的传统偏见。历来的封建士大夫总是贬斥小说 “诲淫诲   盗”， “有伤风化”。《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几部优秀小   说则是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王无生撰 《中国三大小说家赞》、《中国历代   小说史论》诸文则指出：这些优秀古典小说皆是有为而作，或 “愤政治之压   制”，或 “痛社会之混浊”，或“哀婚姻之不自由”。小说作者也非潦倒文                         ①   人， “皆贤人君子”， 是足以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狄更斯相媲美   的艺术大师。他们主张应全然抛弃鄙视小说的陈腐观念，把小说从 “稗官野                                                         ①   史”的卑下地位中解放出来，尊为 “文学之最上乘”。       2.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作用，强调 “小说界革命”与资产阶级政治斗   争的密切联系。在梁启超等人看来，小说是开发民智的最佳艺术形式，具有    “改良社会”，促进立宪政治形成的重要作用。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   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                                  ②   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陆绍明的 《月月小说发刊词》则谓，预备立   宪之诏已下，但多数国民却于民权自由学说瞢然无知。为此， “小说当为开   通智识之一助，而进国民于立宪资格”。许多文学刊物也都以 “小说救国”   立论。这些见解视小说为救国的根本，也存在着过份夸大小说社会功能的偏   颇。       3.探讨了小说创作的某些原则与方法。许多论者指出，振兴小说既要继   承和发扬本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外国文学中的营养。王无   生说： “吾以为欲振兴吾国小说，不可不先知吾国小说之历史。”《水浒》、    《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都是“吾国小说界之足以自豪           ③   者也”。 他们提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以借鉴其创作的长处，但同时也指出，   译介内容的选择，要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从事。夏曾佑在    《小说原理》中强调，小说不同于科学著作，写的是“肉身之实事”，因此   要有艺术虚构，注重故事情节的生动描写。这便涉及到小说的审美情趣和艺   术创作的方法论问题。梁启超讲的更具体。他认为，小说创作就是要通过人 ① 王无生：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220—223 页。 ① 狄平子： 《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228 页。 ②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10），第6 页。 ③ 王无生： 《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国近代文论选》（上），第220—2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