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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另立条约，否则，“对于中华民国不予承认，且当以实力助藏独立”。 袁世   凯政府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同意举行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1913 年 10   月至1914年 7 月，“中英藏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又称“西姆拉   会议”）。中国代表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副宣抚使王海平、英国代表英印政   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和西藏代表夏扎等出席会议。麦克马洪一手操纵了 “西   姆拉会议”。他抛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条约草稿。它将西藏、西康、青海全部   和云南、新疆、甘肃部分地区都划归 “西藏”范围，进而又险恶地提出所谓    “内藏”、“外藏”的谬说，叫嚷要使“外藏”有完全“自治权”。草约共   11条，主要规定 “所有外西藏之内政（原注：选举达赖啦嘛事在内），应由   拉萨政府掌理，中英政府均不得干涉”。 “中国于西藏不派军队，不驻文武           ②   官员”。 这就是妄图在 “自治”的名义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草约遭   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代表也拒绝签约。1914年 7 月3 日，英国勾   结西藏分裂分子私自签订了非法的 《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于当天发表正   式声明： “凡英国和西藏地方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                         ③   政府一概不能承认”。 同时，又指示驻英公使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作了同样   的声明。此后中国历届政府都始终没有承认 《西姆拉条约》。       西姆拉会议期间，并没有讨论中国和印度的边界问题。但是麦克马洪却   背着中国政府，勾结西藏地方代表夏扎，以秘密签约的方式划了一条中印边   界线，把中国西藏东南部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的一块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这   就是所谓的 “麦克马洪线”。当时和其后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 “麦克马   洪线”，它是完全非法与无效的。       沙俄策划外蒙 “独立”与分裂内蒙。       早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沙俄就已开始精心策划，要使外蒙古脱离中国。   1911 年 7 月，在它的策动下，一些反动的封建王公和活佛在库伦秘密开会，   讨论叛离祖国。会后，派出以杭达多尔济亲王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彼得堡，乞   求沙俄出兵援助外蒙 “独立”。沙皇接见了代表团，保证全力支持。沙俄积   极向库伦叛国集团提供武器，并乘机派遣军队进抵库伦。武昌起义爆发后，   各省纷纷独立，沙俄以为支解中国的时机已到，更公开导演了 “外蒙独立”   的丑剧。1911 年 11 月，在沙俄军队的配合下，一小撮封建王公活佛强行驱   逐清朝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及全体官兵出境。12月1 日发表“独立宣言”，   成立 “大蒙古国”，以哲布尊丹巴为“皇帝”。1912 年 11 月，这个傀儡政   权又与沙俄订立 《俄蒙协约》和所附《商务专条》，以及有关开矿、借款、   铁路、银行、电线等一系列条约，几乎将外蒙古所有的主权与资源，都出卖   给了俄国。       外蒙 “独立”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首先致电外蒙古王   公活佛，劝他们不要上沙俄的当，取消 “独立”。同时，又致电参议院，主   张坚决否认 《俄蒙协约》。全国各地的群众团体和报刊，也发表电文愤怒谴   责沙俄分裂中国的侵略罪行。蒙古各界爱国人士纷纷集会，同样强烈反对《俄   蒙协约》，要求取消外蒙“独立”。北京的蒙古王公联合会发表通告，指出：    “中华民国建设以来，内蒙全部六盟及科布多、乌梁海、青海、新疆各盟， ① 朱绣： 《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88 页。 ②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97—298 页。 ③ 同上，第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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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经赞成共和，协同汉、满、回、藏人民共建新国。惟外蒙库伦活佛哲卜尊   丹巴，勾结图什业图 （即土谢图）部落、车臣汗部落内三数王公，妄称独立，                                                            ①   伪立政府，实则外蒙四部落其迤西两部落各旗并未赞同。” 他们宣布库伦傀                                                      ①   儡当局与外国订立的一切条约， “自应一律无效”。1912年 11月7 日，中   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俄国与外蒙所订任何条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②       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抗争下，沙俄被迫与中国政府谈判。但是，1913年4   月，袁世凯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与沙俄妥协，竟签订了 《中俄声明》。    《声明》虽然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又承认其“自治”，中   国政府不得在外蒙驻军设治。它在实际上还是肯定了沙俄对外蒙的控制。       外蒙 “独立”后，1912年 1月，沙俄又在我国黑龙江的呼伦贝尔地区策   动额鲁特旗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等叛乱，攻占海拉尔、胪滨（今   满洲里）等城市，宣告 “独立”。随后，胜福派人前往库伦请求支持。外蒙   当局封胜福为贝子，封车和扎为辅国公。1915 年 11 月，袁世凯政府屈服于   沙俄的压力，与之订立 《呼伦贝尔条约》划该地区为“特区”，规定中国军   队非经沙俄同意不得入内，沙俄在该地区有修筑铁路、借款的优先权。       沙俄不仅侵占外蒙，而且还妄图分裂内蒙，1912年8 月，沙俄策动内蒙   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叛乱，宣告 “独立”。但北京政   府派兵进剿，很快就平息了叛乱。沙俄不甘心失败，于同年 10月派遣由它训   练和装备起来的数千外蒙傀儡军，分三路侵入内蒙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   掠，无所不为。在各族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北京政府出兵讨伐，到次年9 月，   收复内蒙全境。这帮傀儡军被歼殆尽，残部逃窜外蒙。       沙俄侵略新疆。       沙俄除了在中俄接壤的北部和东北策动外蒙和内蒙的所谓 “独立”外，   还在我国新疆地区进行了颠覆和分裂的罪恶活动。       武昌起义后，新疆地区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先后在乌鲁木齐、喀什噶尔、   伊犁等地起义。沙俄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派兵于 1912年6 月侵入伊犁和   喀什噶尔。与此同时，沙俄侵略者在和田县策勒村 （今策勒县城），煽动居   民加入俄籍，并开枪打死打伤4 人。群众奋起反击，打死侵略者及其走狗20   余人。事后，沙俄增调500 俄兵进入喀什噶尔，向中国地方当局施加压力，   提出处死中国官绅、群众 180人和赔款道歉等蛮横要求。喀什各族人民同仇   敌忾，在哥老会领导下组成新军，并在城里举行示威游行，显示自己誓死维   护祖国统一，准备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面对这种局势，沙俄侵略者不   得不放弃它的无理要求，并撤出喀什噶尔。但是，急待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   凯政府，却对沙俄侵略者采取屈辱妥协的立场，最终将数十名群众判了徒刑，   并做了赔款。       1912年8 月，沙俄伙同外蒙傀儡军入侵阿尔泰地区。次年7 月，沙俄军   与外蒙傀儡军连续两次向中国军队驻地察罕通古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在各族   人民支持下，英勇抗击，歼敌300 余人，残敌逃窜。沙俄见武装侵犯未能得   逞，便转而收买阿尔泰地区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由他盗用 “阿尔泰办事 ①  《时事日志》，见《庸言》第1 卷第 1 期。 ①  《民立报》1912 年 11 月 19 日。 ② 陈崇祖： 《外蒙古近世史》，第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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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名义，非法与沙俄驻阿尔泰领事签订所谓 《临时停战条约草案》和《中 俄军队停战条约》，规定俄军可以赖在阿尔泰地区，而中国军队必须撤离察 罕通古。消息传开，全国舆论哗然。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叛国分子撤职， 宣布帕勒塔与沙俄所订立的条约一律无效。      沙俄迭遭失败，仍不死心，又派兵侵入阿尔泰地区西北部的承化寺 （今 阿勒泰县）、哈巴河、布尔津等地，并非法移入俄国农民300 户，在冲后、 铁列子河一带滥伐森林，垦荒种地，企图侵占这一地区。后因中国人民的强 烈反对，沙俄虽撤走了部分军队，但仍有一些俄军赖着不走。十月革命爆发 后，新疆各族人民奋起截击沙俄侵略军和外蒙傀儡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将其驱逐出境。新疆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沙俄侵略，为维护祖国神圣领土和民 族团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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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中国的曙光               一    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壮大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进一 步发展，出现了短暂的繁荣。这固然与此期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商品市场 和劳动力市场愈益扩大有关，但以下的因素同样是重要的：其一，辛亥革命 提高了资产队级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激发了人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的热情；其 二，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不暂时放松了对中 国的经济掠夺，从而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其三，辛 亥革命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尤其是 1915年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 一条”所掀起的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有力推动了民族资本的发展。      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从19 世纪60、70 年代开始到 1911 年的 50 年间，投资万元以上的厂矿约 700个，资本总额仅 1.3亿多元；而1912—1919 年的8 年间，新建厂矿470 多个，投资近1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充投资， 新增资本也达 1.3亿多元，足见其速度和规模是空前的。      民族工业的发展以纺织和面粉等轻工业为最迅速。纺织业，1912—1922 年，纱机由50 余万锭增至近 160万锭，平均年增长率为 12.1％；布机由2616 台增至 6675 台，平均年增长率为 11％。民族纺织业在此期的发展，已初步 形成几个资本集团，如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到 1915年已设3 厂；荣宗敬、 荣德生创设的申新纱厂到 1921 年也已设 4 厂。到 1922 年，申新共有纱机 134907锭，布机 1615 台，资产总值达1591万元。周学熙创办的华新纺织公 司，1918—1922年先后开设 4 厂，资本达 836 万元，纱机 108000锭，成为 北方的一大棉纺织集团。      面粉业的发展仅次于纺织业。1911年全国面粉厂约 40 家，资本 600 多 万元。1919年增至 120 多家，资本约 4500 万元。在大战期间，中国面粉畅 销英、法、美，俄、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我国原为面粉入超国，1915年起变 为出超，1919年出超达24203万担。      此外，火柴、造纸、榨油、玻璃、制革、碾米、卷烟、肥皂等轻工业， 也都有显著的发展。      重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最为缓慢。此期随着轻工业的发 展，也得到了一定的增长。      钢铁冶炼业，1914年开始建立大冶铁厂等6个钢铁厂。1916—1919年还 相继出现了龙关 （后改名龙烟）铁矿公司、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上海和兴钢 铁公司等。      机器制造业，以上海一地统计，即由 1913年的91 家增至 1920年的222 家。      电力和电机工业，1912—1920年，全国华商电厂由约33 家增加到70余 家，发电容量为 12000余千瓦增加到29000 余千瓦。      机器采煤业，1912—1920 年，全国华商煤矿产量由 41.7 万吨增至 328 万吨，年均增长率为29.4％。      轮船航运业，1913 年华商轮船数目为 964 只，吨位 29263 吨，到 1920 年则为 1477只，吨位 110447吨，分别增长了 153％和277％。中国邮船公司、 中华航业公司、三北轮埠公司等，都是其时资本雄厚的华商轮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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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业，1912 年全国华商银行 37 家，实收资本 2712.2 万元，到 1920   年则增到97 家，实收资本8782.9 万元。一些著名的私营银行集团，如所谓    “北四行”（指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银行）、“南三行”（指浙江兴   业、浙江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已在此期出现。        中国民族工业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没能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   的双重压迫，仍然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明显特征。       首先，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在轻工业方面，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还未   形成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其次，民族资本与封建经济相较，依然十分微弱。   1920年，我国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总产值中，新式产业只占7.84％，而传   统产业占 92.16％。其中，新式工业 （包括矿冶）的总产值为9.89亿元，按   人口4.45 亿计，人均只有2.22 元。新式交通运输业的总产值约为6.1亿元，                    ①   人均只有 1.37元 ；其三，民族工业是趁列强忙于欧战暂时放松了对华压迫   的空隙而获发展的。待到欧战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业便很   快又归于停滞。因此，所谓 “黄金时代”，仅是昙花一现。同时，即便是在   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也未曾摆脱列强的控制和压迫。在一些主要的工业   部门，外资仍然超过本国资本。外资控制了全国机器采煤量的 75％，拥有全   国纱绽总数的46.7％、布机的59％。日本资本则控制了全国钢铁生产能力的   94％。       这种情况决定了此期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虽   然有新增长，但也仍然是软弱的。辛亥后，几次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失败，   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无力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这个领导者的重   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60万人，其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进一   步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已达200万人左右。   他们大多数集中在上海、武汉、广州、天津、青岛、济南、哈尔滨等工业城   市和铁路、矿山、纺织、面粉等企业中。这种高度集中使中国工人阶级易于   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广大农民有天   然的联系，又使中国工人阶级便于在斗争中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中国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经济地   位非常低下，生活极端困苦。其工资之低，劳动时间之长，为世界所罕见。   1920年前后，中国工人每天工资不过2—3 角，仅相当英国同类工人的1/7。   女工、童工工资，则只有几分到一角钱。但是，他们每天的劳动时间却长达   12 小时左右，甚至 14—16 小时。星期日一般不得休息。工人劳动条件差，   毫无人身安全保障。如日本控制的抚顺煤矿，1913 年就发生安全事故 2918   起，死伤工人3184 人，几及全部矿工的一半。1917年 1月11 日，一次爆炸   事件，就造成924名工人死亡。       在政治上，中国工人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北洋军阀政府先后颁布了 《中   华民国暂行新刑律》、 《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明令严禁工人   的集会和罢工。但是资本家、工头对工人却可以任意打骂处罚以至于残杀。   中国工人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其严重性和残酷性，同样为世界所仅见。因此   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更为坚决和彻底。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时起，就不断进行着反抗斗争。此期工人运动愈加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 卷，第 10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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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勃发展。1912—1919年5 月，工人罢工达130多次，比辛亥革命前7年多   了一倍。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它开始以积极的姿   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1915年，在反对日本 “二十一条”的爱国运   动中，全国许多地方的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上海日本企业中的中   国工人，几乎全部参加了斗争。哈尔滨工人成立 “爱国储金会劝说团”，推   动了抵制日货运动在黑龙江的发展。1916年2 月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强占老西   开即海光寺洼，天津人民奋起反抗。天津法租界和法国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也   闻风而动，议决实行同盟大罢工。包括巡警、男女佣工， “亦全体告退”。   天津工人大罢工鼓舞了社会各阶层，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等地工人也   举行声援罢工。这次罢工斗争坚持了5、6个月，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工人阶   级在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中充当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正日益显示出来。       这一时期工人的斗争，愈来愈多地采取联合行动和同盟罢工的形式，并   开始成立近代工会组织。这是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进步。1912—1913 年间，   上海、广州、武汉、南京、香港等地已组织了一批初级的工会，但不久都遭   破坏。1916 年后，又重新成立了一些工会。在 191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罢   工中，工会组织曾代表工人向资本家提出复工的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资本家   不得干涉工会的活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运动的高涨及其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表   明中国工人阶级正在迅速成长。虽然在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   自在的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但其迅速成长   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及旧民主主   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准备了阶级基础。             二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辛亥后，与政治上反动势力的复辟倒退相呼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   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袁世凯政府公然下令尊孔读经，倡导复古。对辛亥后 “举国礼坏乐崩”   的局面极端仇视的康有为，1913 年底刚回国即致电袁世凯说： “尊圣卫道，                                      ①   想公同心，冀出援手，圣教幸甚”。 他设立孔教会，发行 《不忍》杂志，攻   击共和，鼓吹尊孔复古尤力。在华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也大力支持尊孔活动。   美、英传教士李佳白、李提摩太，都为孔教会头目陈焕章的 《孔教论》一书   作序。李佳白说，中国要想改良政治，唯有遵从 “孔道”。有中外反动势力   撑腰，当时除了孔教会外，孔道会、圣教会、孔社等名目繁多的各种尊孔反   动团体，在各地纷纷出现。       尊孔复古逆流的猖獗，带动了封建沉渣泛起。各种迎神拜佛、鬼怪迷信   之风复炽。到 1915年前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已被闹得一片乌烟瘴气。                                 《新青年》封面       复古阴霾满天，共和徒具虚名，国人多有未得自由复入樊笼之感，任运   委命，悲观之思弥漫于国中。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如坠五里雾中，彷徨无   主。当时记者报北京青年的现状说： “大部分之青年，既辗转沉沦于消极坠 ① 汤志钧编： 《康有为政论集》（下），第9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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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烦闷之中，蜒蜿而蝉蜕，欲求一中心点而不可得。”①       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力图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指   出新的方向。他们反省过去，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反对封建复古主义   和专制主义的斗争，即新文化运动。       1915年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 《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肇端的标   志。 《青年杂志》从第2 卷起改名 《新青年》，1916年底由上海迁到北京出   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高一涵、沈   尹默等人，都是其主要撰稿人。其时，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正出任北京大学   校长。他循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聘请   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气象一新。1917年 1月，陈   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稍后，上述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也先后进   入北大任教或兼课。北京大学因此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陈独秀在 《青年杂志》创刊   号上发表 《敬告青年》一文，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号召青年人当勇于   解放思想，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他说：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   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响亮地提出了 “民   主”和 “科学”的口号，高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们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民主制度，国人在 “共和政体之   下”，却依然 “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因此，他们大力宣传民主主义，反   对封建军阀专制。他们指出： “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   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要实现真正的国   民政治，不能寄希望于 “良善政府”、“伟人大老”的恩赐，要依靠大多数   国民的政治自觉，积极参加社会的政治生活，“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①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和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新文化运   动的倡导者们大力宣传科学。他们在 《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运用科   学的知识，力斥鬼怪迷信的诬妄，宣传了无神论思想。他们尤其强调当以科   学的态度重新评判一切，破除虚假的偶像，以及 “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   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以科学的精神去探求 “宇宙间实在                                           ①   的真理”，和建立 “真实合理的信仰”。       其时，尊孔复古的宣传甚嚣尘上，尤其是 1916年秋康有为等人上书北洋   军阀政府，要求定孔教为 “国教”并列入宪法，正引起激烈的争论。所以，   批孔进而批判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礼教，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突出   问题。为此，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都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陈独   秀在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宪法与孔教》等文中指出，“孔子之道”   与现代的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定孔教为 “国教”，本身也违反了信仰自由的   原则。他强调， “平等人权之新信仰”，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中国既要建设   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 “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 ①  《远生遗著》卷4，第 108 页。 ①  《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卷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8、40 页。 ①  《偶像破坏论》，《独秀文存》卷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54、15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