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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书院”，形成于明初，沿至清代，原为民间学人、绅耆进行学术交   流、道德教育的组织。清代中叶后逐渐变为地主绅士兴办团练维持地方治安   的团体。鸦片战争爆发后，各阶层人民普遍参加了抗英斗争，社学就成为团   结和组织乡勇进行抗英武装斗争的合法形式。1841年夏，三元里抗英斗争结   束不久，广州人民就在广州北郊石井设立升平社学。随后，东北各乡建立起   东平社学，城南建立起南平社学，河南成立了隆平社学，广州城里也出现了   城厢社学。继广州之后，在南海、番禺、从化、花县、增城等地，也都组织   起名目不同的社学，动员的民众多达数十万人。参加社学的基本群众是农民，   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还有不少爱国士绅。他们 “踵寓兵于农之法”，                                         ①    “无事则负耒力田，闻警则操戈御侮”。这些社学组织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   只是在抵御外侮、保卫家乡的共同目标下，相互联络，守望相助。1842—1849   年间，广州人民在社学组织领导下掀起了一系列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       1842 年 11 月，广州城内的明伦堂贴出了 《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揭露   英国侵略者侵华罪行，呼吁民众起来抗英。12月初，广州民众烧毁“夷楼”。   1844年5 月，英国侵略者企图在广州强租河南地区，当地民众3000 余人于5   月23 日集会抗议，阻止了侵略者的行动。此后不久便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反入   城斗争。本来，外商来广州贸易一向住在城外珠江畔的洋馆， 《南京条约》   也未允许英人进入广州城。但是在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侵略者硬要进   入广州城，多次交涉，均未得逞。1846年 1月，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   庇时率兵船直闯珠江，胁迫两广总督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发布告示，准许   英人进入广州城，并派广州知府刘浔与英人密商入城日期。告示贴出后，立   即被群众撕毁。民众在社学的组织下张贴揭帖，痛斥官吏误国殃民，约定“洋                              ①   人入城之日，闭城起事”。 1 月 14 日，数千民众冲入刘浔府署，烧毁了他   的公服朝珠，吓得他从后院翻墙逃走。德庇时见众怒难犯，只好暂时放弃入   城的打算，退回香港。1847年4 月，英国侵略者以几名英人遭到石块袭击为   借口，出动 20 余艘舰船，1000 多名军队，再次闯入珠江，炮击广州城，提   出包括进城在内的7项要求。畏敌如虎的耆英与英国秘密谈判，约定两年后   允许入城。次年，徐广缙继任两广总督。1849年春，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文翰   乘兵船开进省河，要求履行两年前耆英准允英人入城的密约。徐广缙在英国   的威胁面前举棋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民众紧急动员起来，严阵以待。   徐广缙亲至英船谈判，省河两岸群众环列示威，以壮声势。徐婉言拒绝了英   人的要求。这时社学已经组织起 10万人的团练义勇，从 2 月到4 月每晚操练   游行，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文翰慑于广州民众的反抗威力，不敢轻举妄动，   被迫放弃了入城要求。       广州人民万众一心，挫败了侵略者强行入城的计划，表现了中国人民不   甘受辱的斗争精神，也使西方侵略者再次看到中国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   文翰在给其上司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 “我绝对认为附近民众和团勇会坚决   抵抗我们入城，结果使我们非用极大的武力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抵抗   力量比1841年第一次抵抗时要强得多”。① ①  《创建西湖社学碑记》，《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2 期，第 83 页。 ① 夏燮： 《中西纪事》，卷13，第2 页。 ① 引自丁名楠等著：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 卷，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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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阶级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中国人民开   始了近代同时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悲惨的过程。马   克思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   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   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                         ②   外又加上了新税捐。” 战后，西方殖民势力采用政治、经济等相对温和的手   段侵略中国，固然暂时缓和了中外民族矛盾；但它却促使地主阶级加重了对   农民阶级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强度，从而又进一步激化了中国国内的阶级矛   盾。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日渐瓦解，造成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而鸦片贸易的进一步泛滥，   白银大量外流，又使银贵钱贱的现象更趋严重。1844年时，银一两折制钱已   至 1700余文；到 1850年，更增至2300 余文。农民的负担大大超过了战前。   1850年曾国藩奏称：由于银贵钱贱，农民 “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   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   之赋”①       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耗去的兵费，加上 《南京条约》规定的赔款，总   数约在 7000万元，相当于清政府一年半的财政收入。这一笔额外的支出，战   后都转嫁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头上。因此，清政府普遍加重了地丁漕赋的征   收科派。而各级官吏更乘机上下其手，横征暴敛。如江浙一带的漕赋，若征   收本色 （直接征收钱粮），正额一石，农民需纳米二石五六斗，甚至三四石；   若征收折色 （按米价折算为银两），一石稻米市价为2000 文，折色竟高达   8000 文。此外还有 “粮耗”、“火耗”等名目，随意加征。如此繁重的捐税，   又往往是富者可以隐匿，贫者分厘必科，致使广大劳动人民濒于绝境。       战后清朝的吏治愈加腐败。各级官吏不仅在征收钱粮上浮收勒折、欺压   百姓，在其他方面也一样无恶不作。例如，遇有词讼，为勒索钱财， “案中   生案，枝外生枝”，不到当事者倾家荡产不办。 “遇缉凶则人皆正犯，不将                             ②   附近村庄资产荡尽不止”。 官府历来是站在地主一边，一旦农民起来抗捐抗   税，官府便鞭扑枷禁。所以，天地会的 《万大洪告示》说：“天下贪官，甚   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 “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                                  ③    “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   与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迅速恶化。他们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被迫起   而反抗。据 《清实录》记载，1842—1850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约在   百次以上。例如，其中较大规模的起义有：1842年初，湖北崇阳爆发钟人杰   领导的农民起义，2 月攻占崇阳、通城，杀死知县，揭旗称王。参加起义群   众增至万余人，清政府调集数省军队镇压，3 月起义失败。同年安徽亳州捻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 3 页。 ① 曾国藩： 《备陈民间疾苦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29—30 页。 ②  《鸦片战争》第3 册，第469 页。 ③ 荣孟源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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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首领马宗禹起义；1843年3 月，云南腾越南甸彝人刁承绪起义。6 月，湖 南武冈州曾如炷领导的起义。8 月，广东香山县天地会首领高明远等起义； 1844年6 月，四川马边彝族起义。7 月，湖南耒阳杨大鹏领导的起义；1845 年 7 月，山东曹州捻党举事。西宁藏民起事。10月，浙江奉化县群众抗粮暴 动；1846年2 月，云南永昌府回民起事。10月，云南顺宁府细宁回民起义； 1847 年 9 月，喀什噶尔回民起事。10 月，湖南新宁县雷再浩等起义；1848 年 1月，湖南乾州苗民抗租暴动。广东钦州秦香晚起义；1849年3 月，四川 中瞻对藏民起义。江苏松江人民抗粮暴动。广东阳山、英德群众举事。11月， 湖南新宁李沅发起义，等等。      广西地处边陲，贫瘠穷困，又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清朝统治力量相对 薄弱。由于毗邻广东，广西受鸦片战争的影响较大。洋货、鸦片充斥，固然 造成了当地劳动人民的破产，而战后清政府裁撤的大批壮勇又多流入广西， 在这里形成了格外庞大的失业者队伍。广西吏治更黑暗，封建的压迫与剥削 也更残酷，因之，这里成了各种矛盾的集合点，社会急剧动荡。反清的秘密 结社组织天地会，在广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鸦片战 争前，天地会的活动早已遍布全省。战后，天灾人祸并行，以天地会为主的 武装起义便在广西四处爆发，形成了较其他诸省远为浩大的声势。      1845年，广西藤县邓立奇称平地王，钟敏和称高山王，在赤水圩起义。      1846 年，广西桂平县爆发了李观保起义。起义军活跃在浔江及其两岸， 形成了著名的水上武装。      1847年，湖南新宁与广西全州交界处黄背峒瑶族雷再浩起义，转战湘桂 交界各地，震动了两省。同年，罗大纲在广西荔浦县发动天地会起义。      1848年，广西武宣县陈阿贵起义。同年，湖南道州李魔旺率领的起义军 攻入广西灌阳。      1849年，由于灾荒严重，广西全省大多数府县都发生了民众暴动。其中， 张嘉祥活跃于梧、浔、宾、横诸州；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等则活跃于梧 州、平南等地；陈亚贵在武宣县举事；王锡彬等则攻掠贵县的蒲塘圩。      1850年，广西天地会起事，在各地蔓延益广。千人以上的起义队伍即达 20 余股。例如，庆远有张家福、钟亚看；柳州有陈东兴、陈亚贵等；武宣有 梁亚九、刘官生；象州有区振组；寻州有谢江殿等大股。      鸦片战后十年间的民众起义已显示出了以下特点：其一，民众起义不仅 遍及川、滇、湘、桂、粤、浙、苏、鲁、新疆等全国大多数地区，而且包括 了汉、藏、回、苗、瑶、彝等各民族人民在内，呈现出全国各族人民反清斗 争日趋高涨的发展态势；其二，湘、桂、粤是民众起义的热点地区，所以， 毫不奇怪，这里后来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策源地；其三，各地民众起义虽然 为数甚多，但都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明确而远大的斗争目标。例如在广西，天 地会势力虽盛，但内部山堂林立，彼此互不统属，且各派起义军多满足于劫 掠富户。惟其如此，各地起义军易被清军各个击破，形成旋起旋灭的局面。 这些特点又表明：革命的时机虽已成熟，但全国各族人民反清斗争形势高涨 的最终形成，还有待于出现一支新的农民起义队伍，去开拓宏大的局面。这 便是太平天国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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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的勃兴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发展                       一    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酝酿       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动荡。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   加速了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各地人民群众的起义，绵绵不绝。进入 19   世纪50 年代后，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推动，最终汇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反清斗   争的高潮。太平天国的领袖是洪秀全。       洪秀全 （1814—1864），广东花县官禄?村人，出身农民家庭。原名火   秀，谱名仁坤。幼年入私塾读书，聪敏勤奋， “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   书》、 《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                     ①   均能一目了然”。 因家庭生活困难，在16岁时被迫辍学，在家中助父兄务   农或到山野放牛。18岁时曾受聘为本村塾师。从此，他一面教书，一面继续   研读中国古代典籍。       洪秀全虽然出身农民家庭，参加过农业劳动，但他毕竟是饱读儒家典籍   的士人，相信 “学而优则仕”，追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是人生应有的选   择。所以，约从 16 岁开始，他便参加了科举考试，但屡试不售。1838 年，   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应试，结果又名落孙山。他经受不住多次科场失意的打   击，回家后曾大病一场，40 余日神智昏迷，时有梦幻，口说呓语。但是，尽   管如此，洪秀全仍未忘情于功名。所以，6 年后，即 1843年，洪秀全再次赴   广州应试，结果又一次失败。                                  洪秀全塑像       洪秀全几次到广州应试，正值鸦片战争前后。他耳闻目睹了英国侵略者   的暴行，清政府的腐朽卖国，和广州及东南沿海人民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斗争，   心中大受震撼，渐渐生成了忧国忧民的胸襟。他蒿目时艰，每每“慷慨激昂，   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他斥责清朝统治者， “每年化中国   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 （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                                                                      ①   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 所以，   1843年最后一次参加科考的失败，不仅使洪秀全对科考的弊端愤懑不已，从   此绝意于仕途；更重要的是，由此洪秀全摆脱了个人科场失意的痛苦，转而   以救世为己任，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促成洪秀全此种思想转变的重要中介，是他无意中得到的一本基督教布   道小册子 《劝世良言》。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到广州应试，在广州藏龙街   从两位基督教传教士手里得到了这本小册子。当时他并未在意，只稍作流览，   便放置于书箧中。1843年应试失败后，他才仔细地阅读 《劝世良言》，顿觉   心中豁然开朗， “大觉大悟”。这本小书布道的大意是：“上帝”是唯一真   神，其他人们所顶礼膜拜的偶像都是妖魔。人人都是 “上帝”的子女，都是   平等的； “上帝”派遣他的儿子耶稣下凡，替世人赎罪；人人都要遵守十戒 ① 韩山文：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 册，第 838 页。 ① 洪仁玕： 《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第2 册，第 5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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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洪秀全将这一切与他 1837年科考失败后大病中的梦幻异象相比附，自   谓曾被天使接引上天，见到了上帝。上帝赐予他一口宝剑和一颗印，命他下   凡做太平真主，斩杀妖魔。因此洪秀全把 《劝世良言》认做是上帝赐给他的   天书，自信 “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遂   开始信奉上帝。为避上帝耶和华名讳 （当时译为爷火华），改名火秀为秀全。   洪秀全首先向族弟洪仁玕、表弟冯云山 （皆屡试不中的失意下层知识分子）   传教，并在村边的小河中自行宗教洗礼，自称已经 “洗除罪恶，去旧从新”。   ①       洪秀全等人拜上帝后，便将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毁弃，结果遭到了众人的   反对，以为 “大逆不道”。洪秀全与冯云山失去了塾师职业。1844 年 4 月，   二人离开花县，辗转到达广西贵县赐谷村洪秀全的表兄家，并在那一带宣传   拜上帝思想。10月，冯云山离开赐谷村，深入到桂平县紫荆山区。洪秀全则   于 11月回到了花县。       洪秀全在花县撰写了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文章。《原道   救世歌》宣传 “皇上帝”是古今中外的独一真神，人人都必须敬拜，劝戒人   们要反对 “奸淫”、“忤父母”、 “行杀害”、“为盗贼”、 “为巫觋”、    “行赌博”等“六不正”。其旨趣在强调个人的道德净化，尚属宗教的说教。       在 《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谴责“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批评   了现实社会中国家间、省府州县及各种姓家族间 “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现   象，指出： “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为一家”，“天下多   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呼吁建立 《礼记•礼   运篇》所描绘的 “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   涂 （途），举选尚贤”的大同社会。这反映出洪秀全的思想已开始从抽象的   宗教说教转向了不平的现实社会。但是，他并没有把社会的黑暗不平、 “陵   夺斗杀”的根本原因同腐朽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联系起来，   而是笼统地将其归结为人们的 “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和“见小故量小”。   因此，他所开出的救世救民的药方是要人们“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   ①仍不外强调个人的道德自律。这说明，洪秀全虽以救世为己任，但受儒学和   基督教教义的束缚，至此尚未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1847年3 月，洪秀全去广州，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习学基督教。他第   一次认真阅读了 《旧约》和《新约》圣经，并请求罗孝全为其洗礼。但罗孝   全认为洪秀全 “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拒绝给予洗礼。洪秀全愤而离去，   并于是年8 月重返广西，在紫荆山地区会见了冯云山。       紫荆山位于桂平县西北，是一个纵横270 平方公里的大山区。这里地势   险要，群山环抱，重峦叠峰，易于出没。在此居住的多是汉、壮、瑶等族的   贫苦农民。1844 年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区后，脱掉长衫，着短袄，打工拾粪，   千方百计与劳苦群众打成一片，宣传拜上帝。后来又做了村塾教师。在他的   艰苦努力下，到 1847年上半年，紫荆山地区已有信徒2000 多人，正式建立                         ①   了 “拜上帝会”组织。参加拜上帝会的群众主要是汉、壮、瑶等族农民和烧 ① 韩山文：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 册，第 846 页。 ①  《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第1 册，第 91—92 页。 ① 拜上帝会成立于何时，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拜上帝会是洪秀全于 1843 年在花县家乡成立 的；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存的太平天国文献，只说洪秀全劝人 “拜上帝”，而未提到组织拜上帝会事。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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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工，杨秀清、萧朝贵是他们中的杰出人物。冯云山不仅手创紫荆山革命根   据地，且胸怀大局，号召信徒共尊洪秀全为教主。因此，广大会众对洪秀全                                           ②   十分尊敬， “称为洪先生，奉之若神”。       1847年秋，洪秀全到达紫荆山。他看到冯云山开创了如此大好的革命局   面，倍受鼓舞。同时，在深入劳苦群众和领导他们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洪秀   全的反清革命思想迅速确立，并日益坚定。他在此间写的 《原道觉世训》及    《太平天日》，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原道觉世训》把社会划分为根本对立的两个营垒：一边是“皇上帝”   和 “皇上帝子女”，一边是“阎罗妖”和“妖徒鬼卒”。先前洪秀全把社会   的黑暗不平，归于世人的 “私心”和“量小”。因而强调个人自律，“改邪   归正”；现在则把问题归结为 “阎罗妖”的“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   魂”，因而号召人们独尊 “皇上帝”，“斩邪留正”，击灭“阎罗妖”及一   切鬼怪。他特别把 “皇上帝”与人间的封建皇帝对立起来，他指出：“皇上   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他是何人，   敢■然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洪秀全借助“皇   上帝”与 “阎罗妖”的对立，实指出了现实社会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对   立。他号召人们独尊 “皇上帝”，迅速起而共灭“阎罗妖”，实际上是在号   召人们站到拜上帝会的旗帜下，向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王朝宣战。        《太平天日》是一篇政治性神话故事。在此文中，洪秀全把自己说成是   上帝的次子，亲受帝命下凡斩邪留正，建立地上天国的太平天王。这里，洪   秀全决心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太平盛世的远大抱负，已是   得到了充分的表露。       为了扩大拜上帝会的力量和声威，洪秀全、冯云山一面制定了各种仪式   和十款天条，加强会众内部的纪律和团结；一面派人四出宣传拜上帝，尤其   是率众赶至象州捣毁了有名的甘王庙，及各处庙宇、偶象。拜上帝会的活动   遭到了当地地主团练的敌视和反对。1847年 12月和1848年 1月，当地劣绅   王作新两次出动地主团练逮捕冯云山等，并向桂平县官府控告拜上帝会，“借                                                     ①   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 “不从清朝法律。”桂平知县找不到冯云山   等的反清证据，采取息事宁人态度，将冯云山以 “无业游民”论处，押解回   广东。       冯云山被捕后，洪秀全立即赶回广东，设法营救。广西的拜上帝会群众   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惶惶， “时有分裂之象”。在这紧急时刻，杨秀清、萧   朝贵先后利用当地降僮巫术，自称天父、天兄下凡附体，以天父、天兄名义   发号施令，稳定了会众。1849年 7 月，洪秀全、冯云山重回紫荆山。他们为   团结教众，共同对敌，认可了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神话。这样，拜上   帝会最高领导中枢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洪、冯失去了原来无可置疑   的领袖地位，为日后洪、杨间的矛盾发展留下了祸根。 山文据洪仁玕口述写成的 《太平天国起义记》则谓：云山在紫荆山一带，热心传教，“逾数年”，发展信 徒甚众， “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这说明拜上帝会是 冯云山在紫荆山创建的，时洪秀全尚未到来。据 “逾数年”、“成绩极大”推断，时间多在1847 年上半年， 这里采用后一种说法。 ② 半窝居士： 《粤寇起事记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 册，第4 页。 ① 方玉润： 《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 册，第 82—8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