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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厂曾因受到以南海知县徐赓陛为首的封建势力的迫害，被迫于 1881年迁往   澳门，直至徐赓陛调离。清政府为了摆脱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还对商办企   业横征暴敛，敲榨勒索，民资企业的税率大大高于外国在华企业，致使前者   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极不利的地位。       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沿着   正常的道路独立发展，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它不得不左右攀附，托庇于外   国资本主义或本国封建势力。有的商办企业为了避免封建势力的压迫，投身   外国在华企业麾下寻求 “保护”。如宁波严信厚创办了通久源轧花厂，担心   清朝官吏出面反对，便依附于日本人的保护之下。厦门机器公司虽然纯系华   商投资创办，但却在香港登记注册，请一个英国人控制和经营。上海李松云   设立的均昌船厂在制成的一艘小艇上， “船头悬着英国国旗，船尾悬着中国         ①   龙旗” ，弄成了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怪物。不少商办企业向清朝当局交纳   报效，藉以获得封建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一些工厂主常常捐一个封建官衔，   取得士绅身份，借以抵制顽固势力的干扰。       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不能不走着一条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                               二   新的阶级力量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就产生了。由于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从产生之初就区分为由洋务派控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   业和由民间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国的资产阶级从产生之初也就区分   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       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由创办、经营、控制官办和某些官督商办或官商合   办企业的洋务派大官僚及大买办所组成。他们既是封建大地主、大官僚或大   买办，同时又具有工业资本家的特征。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   紧密结合，成为障碍民族资本发展的反动力量。但官僚资产阶级又非一成不   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官僚资本家也会转变为民族资本家。例如，   华新纺织新局的资本家聂缉椝就经历过这种转变过程。1890年他以上海道的   身份参与了该企业的筹办，且掌握有十分之一的股权。这时他是官僚资本家。   1894年，官股退出华新，华新成了商办企业，这时聂缉椝虽然还是浙江按察   使，但就其在华新地位而看，已经是私人资本家了。1905年他在浙江巡抚任   上被革职，政治上失势，此后更只能算是民族资本家了。       民族资产阶级，主要包括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企业的一部   分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和一些由手工作坊主出身的资本家。据对81 家早   期民族资本工矿企业主要创办人原有身份统计，他们可分为5 类人：买办及   买办商人、官僚地主、一般商人、华侨商人、手工作坊主。他们分别拥有的   企业数目及其占总数的百分比是：29 家，35.80％；25 家，30.86％；15家，                                        ①   18.52％；6 家，7.41%；6 家，7.41%。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主要是在外国资本   直接刺激下产生的，这就不能不给民族资产阶级带来先天不足的致命弱点。   不仅如此，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就其主体而言，无不经 ① 孙毓棠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 1029 页。 ① 黄逸峰等： 《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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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了与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相混杂并在其羽翼下接受其庇护的阶段。因   此，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   力的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具有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同外国   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争取独立发展资   本主义的斗争中，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协性。民族资   产阶级这一特点和性格，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定条件下的产   物。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对孪生兄弟。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   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   更广大些。这是由于 “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           ①   而来”。 早在 19世纪40 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基于输出商品和榨取原料的需   要，已开始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办船舶修造厂，并逐渐开办起加工制造等近   代工业，廉价雇佣中国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从事生产劳动。由此便产生了   中国第一代近代产业工人。       60、7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派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以及商办企业   的出现，产业工人的数量开始增多。至 1894 年，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约有   10万人，此外还有海员、船员、码头运输工人、城市建筑工人、手工业雇佣   劳动者、商店店员以及农村中的雇农和其它城乡无产者，也属于早期无产阶   级的范畴。近代产业工人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核心。        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 “即与最先进的经济                                                               ②   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 中国无产阶级   还具有许多特殊的优点。中国近代的产业工人大部分来自破产农民，他们刚   刚脱离农村不久，所以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以后，中国无产阶级   长期保持了这一特点，这便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结成亲密联盟，在革   命斗争中获得最广大可靠的同盟军。中国无产阶级具有高度的集中性。由于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中国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产业工人大都集中在   沿海大城市和大工厂中，据估计，1894年仅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四大城   市的工厂工人就占了全国产业工人的80％。这种高度集中性有利无产阶级组   织和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这种压迫的残酷性在世界历史   上是罕见的。这就使得中国无产阶级具有很强的反抗性和革命性。        中国无产阶级诞生之后，就开展了反剥削、反压迫斗争。但是，这一时   期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他们的斗争主要是自发的、分散的   维护自身权利的经济斗争。                             三    早期的维新思想       19世纪70至90 年代，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出现了反映新兴民族   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王韬（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   马建忠 （1845—1900）、郑观应 （1841—1920）、陈虬 （1851—1903）、陈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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炽 （？—1899）、何启 （1858—1914）、胡礼垣 （1847—1916）等，是这种 思想的代表人物。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是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他们早年或出国留学， 或办理外交，或参与洋务，或投身洋行，接触了不少西方文化，掌握了一些 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们的思想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但具有共同 的政治倾向。他们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要求实行某些政治经济的改革，希 望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      早期维新派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爱 国思想。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其中 规定的片面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 满，认为这些规定给中国带来无穷祸害，纷纷要求取消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所 享有的特权。他们对清政府的媚外误国，表示不满，主张把御外侮放在国家 政策的首位，不仅要抵御自东南沿海进犯中国的英法等国的侵略，更要警惕 来自西北的沙俄的侵略威胁，以利于巩固边防，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早期维新派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把中国逐步变成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 国家。他们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经济掠 夺造成的，因此，中国在讲求武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 “兵战”的同 时，必须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 “商战”。富国 是强国之本， “国既富矣，兵奚不强”，必须“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 他们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 “重农抑商”思想，反对清政府限制资本主义 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主张听民间自办，政府不要限制。只有作到。 “人尽其 材”、 “地尽其利”、“物畅其流”，才能真正促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      早期维新派具有一定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主张革新政治， 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初步的了解，马 建忠等人曾赴欧洲作过实地考察。两相对照，他们认识到封建专制主义的统 治是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他们认为，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一个国家的 政治制度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他们比较了西方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 类型的政治制度，认为君民共主最优越，最适合于中国。80、90 年代之交， 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人已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他们 的这些要求和主张，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参予政权的愿望。      早期维新派还对封建的顽固守旧思想作了比较严厉的批判，指出中国只 有发愤图强，进行改革，才能适应新的世界潮流。他们的批判，有利于西学 和新思想、新事物在中国的传播。      早期维新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70、80 年代，早期维新派大都是洋务 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有的直接参加了洋务运动。他们虽然对洋务运 动提出过一些批评，但大都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希望在修改、补充的基 础上使洋务运动搞得更好。这时，他们与洋务派之间并无明确的分别。中法 战争后，特别是到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危机的 日益加深，早期维新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早期维新派逐渐从洋务派 中分化出来，开始抨击洋务运动。他们揭露官督商办洋务企业的腐朽性质， 认为依靠它不能求得中国的真正富强，只有商办企业才是发展民族工业的唯 一道路。他们抨击洋务派编练的海陆军，派系林立，有名无实，不足以抵抗 外国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他们主张进行政治上的变革，明确提出了实行君 主立宪制度的要求，这尤其是早期维新派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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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说明，早期维新思想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成为后来戊戌维新变法思 想的先驱。      但是，在甲午战前，资产阶级刚刚出现，力量微弱，早期维新派的思想， 也还很不成熟。他们通常还只是提出某些具体的改革建议，而很少做理论上 的阐述；他们对封建专制主义表示不满，但很少做正面批判；他们从洋务派 中分化出来，但在很多方面划不清界限，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终身依附于洋务 派；他们宣传改革，还限于制造舆论，而缺少政治实践的意义。早期维新派 的这些缺点和弱点，使他们的思想主张在社会上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但 他们毕竟代表了一个新的历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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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民族危机的加剧                           第一节       中国的边疆危机                               一   美日侵略台湾       台湾岛地处东海，与福建省隔海相望。物产丰饶，战略地位重要。鸦片   战争以后，它一直是外国侵略势力觊觎的重要目标。       1854年，美国舰队司令皮雷率领两艘兵舰在基隆登陆，在那里作军事和   物资调查，为进一步侵略台湾作准备。皮雷在结束调查后，曾极力向美国政   府建议，台湾“非常适合于作为美国商业的集散点”，美国应占领台湾，“在                            ①   该岛驻泊足够的海军”。 1856 年英、法企图联合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   争时，美国驻华专使伯驾又向美国政府提出由英、法、美分别占领舟山、朝   鲜和台湾的建议，并唆使在台湾高雄的美国商人升起美国国旗，企图变台湾   为美国的殖民地。1867年，美国借口失事船只 “罗佛”号轮船的水手在台湾   遇害，公然派海军少将贝尔率两艘军舰进攻台湾，美军 180多人在琅■ （今   恒春）登陆。高山族人民英勇抵抗，打退了美军的进攻，并击毙美国副舰长   马肯基等多人，残敌被迫退去。       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侵略台湾最危险的敌人。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表现出极强烈的向外   扩张野心，其首要侵略目标就是中国的台湾和朝鲜。1871 年 12 月，一只琉   球国渔船遇飓风漂流至台湾东岸，因与当地高山族人发生冲突，死伤数十人。   自1382年 （明洪武十五年）起，琉球即与中国建立起“宗藩关系”。此次冲   突，本是清廷与琉球国政府间的事情，与日本毫无关系。但是，日本为寻找   侵台借口，先于 1872年9 月迫使琉球国王接受日本的“藩王”封号，然后诡   称琉球渔民为日本管属之民，于 1873 年 5 月派遣柳原前光来华进行外交讹   诈。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等驳斥说：台湾 “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   国人则未之闻。夫二岛 （即台湾岛与琉球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   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①        日本政府见外交讹诈不成，遂于1874年4月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   湾番地事务都督”，在长崎设立基地，准备武装侵台。日本的扩张野心得到   了美国的鼓励和支持。美驻日公使德隆把原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介绍给日   本政府。李仙得接受日本的聘请为其顾问，从而成为日本侵台的有力策士。   此外，美国海军少校凯赛尔和陆军上尉华森等多人在侵台的日舰上担任指挥   职务，美船 “纽约”号还受雇为日本运兵。       1874年 5 月初，日本陆、海军 3000 多人在琅■登陆，分兵三路向台湾   大举进犯。当地高山族人民不畏强暴，利用有利地形据险阻击，兼之当时疫   病流行，日军病亡者甚众。侵略者被迫退踞龟山，在那里设立都督府及医院，   修筑道路，蓄意长久盘踞。        日本侵台后，清政府一面照会日本抗议，一面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   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巡阅为名率军渡海赴台，加强 ① 卿汝楫： 《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近代史资料》，1954 年第3 期。 ① 转引自王芸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1，第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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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务，作出准备抵抗的姿态。面对高山族人民的抵抗和中国增兵台湾，刚刚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实力有限，颇感进退两难，于是亟谋外交解决。日   本新任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向总理衙门提出 “捕前杀我民者诛之”，“抵抗我                                                                        ①   兵为敌者杀之”， “番俗反复难制，须立严约，定使永誓不剽杀难民”等三   条无理要求，甚至居心叵测地要求清政府承认他们占领的台湾地区并非中国   领土。但遭到了总理衙门的严词驳斥。8 月，日本又派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办   理大臣来华，继续进行外交讹诈。由于日本方面坚持其无理要求，谈判几至   决裂，日本处于骑虎难下的窘境之中。10月底，在英、美等国公使的支持下，   日本最终迫使清政府妥协，与之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又称《台事专条》）。   其主要内容是：日本从台湾撤兵；中国偿付日本在台修建房屋道路费用 40   万两及 “抚恤”银10万两；中国承认日本此次侵台 “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   指为不是。”        日本通过 《北京专约》虽未获得很大权益，但却窥破了清王朝的腐败无   能，从而使其侵略野心大受鼓舞。       1875年，日本向琉球发出废止与中国的政治、商贸等关系，须附属于日   本等五条命令。琉球国王曾为此派特使向清廷求援。当时清政府正与沙俄交   涉伊犁问题，无暇它顾，除命驻日公使何如璋与日本政府进行了几次外交交   涉外，别无任何积极举措。1879年3 月，日本公然出兵吞并琉球，将其改为   日本的冲绳县。       美、日对台湾的侵略，使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更加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   与防务。淮军将领刘铭传曾明确指出， “台湾为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                                   ②   涎，一有衅端，辄欲攘为根据”， 主张大力加强台湾防务。中法战争结束后，   清政府于 1885年 10月正式在台湾建省，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由此，   进一步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   展。                               二   英国侵略滇藏        当美、日侵略台湾之时，英国也加紧了对中国西南滇、藏地区的侵略。       缅甸是与中国云南接壤的邻邦。英国在武力征服印度后，于1824年、1852   年两次发动侵缅战争，占领了下缅甸。此后，英国将其侵略目光转向中国云   南。英印政府不断派人偷越中缅边境，潜赴云南地区测绘地形，刺探当地政   治、经济、风习等情报。事后他们向英国政府报告说：修筑一条经缅甸至云   南的铁路，英国 “就能有效地开发云南的资源，且可使我们与中国西南的财                              ①   富和资源发生直接联系”。 1874 年，英国组织了一支近 200 人的武装 “探   路队”，由英军上校柏郎率领，准备由缅入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却向总   理衙门谎称，有几名英国人将赴滇游历，要求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为保证此   次 “探路”成功，英国派遣其前驻烟台领事马嘉理经湖北、云南等省先期到   达缅甸的八莫，接应 “探路队”。       1875年2 月，马嘉理等在并未知照云南地方官府的情况下，引导着这支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6，第28 页。 ②  《刘壮肃公奏议》，卷1，第 17 页。 ① 转引自王绳祖： 《中英关系史论丛》，第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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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大的 “探路队”进入云南。当他们行至腾越西南蛮允景颇族山寨时，遇到   了当地民众的盘查。马嘉理等态度蛮横，竟然开枪行凶，打死中国边民多人。   愤怒的民众当即开枪还击，打死了马嘉理及随员数名，柏郎率领的“探路队”   被迫退回八莫。这就是所谓的“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        “马嘉理事件”完全是英国无视中国主权，悍然入侵中国领土引起的。   但英国为扩大其在华的侵略权益，故意扩大事态，称这一事件是当地官府秉   承朝廷旨意，唆使兵勇所为，将边民殴毙洋人案扩大为国家间的敌对行为，   并于 1875年3 月19 日向清政府提出与“马嘉理事件”有关和无关的六点要   求。清政府此时正忙于应付日本侵台和沙俄侵占伊犁问题，急于息事宁人，   遂答应了其中虽然十分无理但尚属与 “马嘉理事件”有关的三条要求（包括   要求派员赴云南 “观审”；再派探路队去云南；赔款等），但对与此案无关   的“优待”公使及通商税务等问题则予以婉拒。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十分骄横，   公然辱骂 “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                                                           ①   倒变成一岁了”。狂妄叫嚣：“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他多次中断谈判，   以绝交、战争相威胁。       清政府极为担心中国边疆危机同时并起，唯恐与英决裂， “不仅滇边受   害，通商各口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已有之轮船、炮台，断不足以                                                   ②   御大敌。加以关卡闭市，饷源一竭，万事瓦解。” 遂屈服于英国的压力，捕   杀了20 多名被指为“凶手”的中国边民，并于1876年9 月13 日与英国签订   了 《中英烟台条约》，（又叫《芝罘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派专使   赴英就 “马嘉理事件”赔礼道歉，并赔偿白银20万两；允许英国派员到云南   考察，以商订滇缅边界及通商章程；凡内地各省及通商口岸发生涉及英人生   命财产案件，英国可派员前往观审；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   岸，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允许外轮停泊，上下客商货   物；各口岸租界内的洋货免征厘金，无论华商、洋商，将洋货运入内地，只   纳子口税，其它各项内地税全免；英国人可到甘肃、青海、西藏等地“游历”，   开辟印藏交通等。 《烟台条约》还扩大了英国在华的其他侵略特权，为其进   一步侵略中国西南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       英国早就觊觎着中国的西藏地区。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曾不   断派人潜赴西藏地区搜集有关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情报，并力图诱使   西藏地方当局与之建立商务关系。19 世纪以后，英印当局一面以 “游历”、    “考察”等为名，继续派遣间谍分子潜入西藏刺探情报，一面加紧侵略和控   制与西藏接壤的尼泊尔、哲孟雄 （锡金）、不丹等国，建立侵略西藏的基地。        《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自恃已取得进入西藏的条约依据，于1886   年组织了一个以英印政府秘书马科蕾为首的 “商务代表团”，经哲孟雄进入   西藏。这一 “商务代表团”中有测绘、翻译、医务人员，还有印度士兵300   人，却没有一名商人。他们在干坝宗遭到当地宗本和藏民的阻拦。马科蕾以   武力相威胁，扬言将率兵3000 入藏。当地人民无所畏惧，坚决表示：若英国   人恃强入藏， “閤藏僧俗大众，纵有男尽女绝之忧，”亦必 “复仇抵御，永                         ①   远力阻，别无所思”。 马科蕾一行被迫退回印度。 ①  《与英国威使晤谈节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3，第32—33 页。 ②  《论滇案不宜决裂》，《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3，第47 页。 ①  《清季筹藏奏牍•文硕奏牍》，卷2，第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