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每章节高频考点(3)

本站小编 免费考研网/2018-01-28



第四章   秦汉
一、名词解释
1.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子婴在仅当了46天的秦王后，向刘邦投降。刘邦进咸阳后，本想住在豪华的王宫里，但他的心腹樊哙和张良告诫他别这样做，免得失掉人心。刘邦接受他们的意见，下令封闭王宫，并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和藏有大量财宝的库房，随即还军霸上。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宣布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法三章。接着，刘邦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受到百姓的热烈拥护。由于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刘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
2.黄老无为政治
黄老之学源自齐国稷下学宫的一派，以道为主兼有法、儒的复合思想。这个学派主张，道生法，守道就是遵法，法和礼并用，从而达到“清静无为”。汉初，社会疲弊，人民经过暴秦摧残，渴望宁静安定的情绪。汉初统治者顺应人民的要求，推行这种无为政治。汉代第二人宰相曹参特别欣赏黄老思想，在郡国与中央执政均以无为政治为执政方针。随后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也用黄老无为作为治国方略。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好黄老之学，强令其子景帝及其它子弟都读黄老学派的著作。文景之治的出现，与黄老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
3.七国之乱
汉初汉高祖分封同姓王，旨在以血缘关系作为政治支柱。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这些诸侯王日益骄横，文帝和景帝采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藩等措施压制诸侯王国。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举兵叛乱。景帝派周亚夫率大军反击，三个月后，七国之乱被平定，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
4.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着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的出现，与黄老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
5.宣昭中兴
汉武帝死后，昭帝（前86-前74）、宣帝（前73-前49）相继当政。昭帝时由霍光辅政，节约财政开支，二十年内不断减税，对匈奴的政策由征战转为和平交涉，从而缓解了武帝晚年面临的危机。至宣帝时，采取王霸并用之术，一方面减免农业税、人口税，以及贫困户的徭役，另一方面，以文法吏和刑名术监督各级官吏。昭、宣时期的政策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兴盛起来。昭宣时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相对安定，民族关系走向融洽，经济有所发展，受到后世史学家的称赞，班固称之为中兴之世。
6.度田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清查核实全国的田地及户口、年纪，即所谓“度田令”。在实行度田过程中，豪强大姓都反对清查，隐瞒不报。而刺史、太守惧怕他们的势力，不敢按章如实查核。光武帝于建武十六年秋九月，以“度田不实”罪处死河南尹张权等郡守10余人。即使如此，垦田顷亩仍未检核清楚。度田虽然没有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不过对于促进开垦荒地、鼓励小农生产积极性起到一定作用，建武十八年（42年）汝南太守开垦鸿郄陂数千顷，不仅郡内殷富，而且利及他郡，便是最显着的事例。
7.党锢之祸
由于宦官专权垄断了仕途，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大批太学生和儒生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以清流自命，视宦官人物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地抨击，其手段是上奏书，揭露宦官罪恶，或利用职权直接惩治贪桩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当时的太学成为京师“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推崇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为其领袖和楷模。桓帝时，逮捕了李膺等200余人，后虽赦免回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此为第一次“党锢”事件。灵帝时，又起用了李膺等一些被禁锢的名士，由于他们谋除宦官集团之事泄露，宦官集团再次以“部党”罪名逮捕了李膺等百余人，使这些人皆死于狱中，宦官集团又对他们五服以内的亲属免官禁锢，此为第二次“党锢”事件。
8.算缗告缗
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实行算缗。算缗即征收财产税，令商贾、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向官府自报资产价值，每值两千钱即纳税一算（120钱）。同时实行告缗，即在算缗令下达后，针对富豪大家隐藏财产不肯实报者，由专人主持鼓励告发事，当时揭发者极多。9.代田法
“代田法”是一种先进的耕作方法。所谓“代田法” 就是把一亩地分成三甽和三垄，年年互换位置．以休养地力。一下种时把谷物种在圳里，幼苗长出后，把垄上的土推到甽里．这样作物入土深，抗风耐旱。代用法配合便巧的农具，实行精细的田间管理，每亩产一量增加一斛到三斛。
10.假名公田
东汉初期，由于人口锐减，各地有大片荒芜无主的“公田”。东汉朝廷除了将这些“公田”的一部分赐给功臣贵族外，主要用于“赋民”或“假民”耕种。“赋”与“赐” 同义，即给予。赋民公田，就是将国家所有土地给予贫民耕种。接受赋田的农民，也就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成为按法令独立向国家缴纳租税的自耕农。接受假田的贫民，在性质上变成了国家的佃农，向国家缴纳赋税。朝廷有时给予粮种、耕牛加以扶植。东汉初期实行赋民公田或假民公田之策，目的都在于解决破产农民无地耕种的问题，东汉在明帝、章帝时期多为赋民公田，和帝、安帝时期多行假民公田。
11.河西四郡
公元前122年，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内蒙古居延海）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杀匈奴三万多人，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匈奴西部地区在一年之中，连受两次打击，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率一万人降汉。汉政府把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都、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这次战役后，汉先后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为“河西四郡”。
12.《史记》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司马迁撰。初名《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父职出任太史公一职，在太初元年(前104)参加制定《太初历》后，开始撰写《史记》。经十余年努力，终于成书。
该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讫于汉武帝，历时三千余年。所述史事，详于战国、秦、汉。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三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和列传是全书主要部分，与表、书、世家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该书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该书取材丰富，对《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乡所采摘，又利用了国家收藏的档案、民间保存的古文书传，并增添了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作者在广泛取材的同时，又注意鉴别和选择材料，淘汰无稽之谈，表现了审慎的科学态度。在撰写过程中，“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
汉代以前，出现过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但就记事的久远、内容的广泛、史事的详实、材料的系统、组织的完善来看，都不如《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该书堪称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由它开端的史书纪传体影响深远，后来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它的大部分文字生动精炼，写人叙事形象鲜明，对中国后世的散文和传记文学有良好的影响。
13.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广川（河北枣强县）人，习《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诏举贤良文学之士，他以贤良身份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明其儒学主张。《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品。
董仲舒的思想吸收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了《春秋》的微言大义，阐发“天人感应”思想。如果人君无道，天就会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在灾异之前不知悔改，就会出现“伤败”。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14.《春秋》及三传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榖梁传》、《左传》。现仅存左丘明编写的《左传》。《春秋》和《左传》是编年体史书。
汉书艺文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将春秋三传的渊源说得很详细。据这两书记载，孔子作春秋时，与左丘明参观鲁国的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明聘以正礼乐，其中有所褒讳贬损，不可写明，乃口授弟子。而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实，故讨论本事而作传，证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至于公谷二传，则是口传要义，传了几代以后，始写成文字。公羊传是齐国的公羊高受传于子夏，再传其子，子孙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由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合写成书，谷梁传至何时何人始着为书，史记不详，据汉志注，只知始承传者是鲁国的谷梁子。颜师古注，谷梁子名喜，桓谭新论以为名赤，王充论衡以为名　，阮孝绪七录以为名俶。四名何者为是，难以考证。


公羊谷梁二传用汉时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春秋传。左氏文字则是古文，秦禁诗书后，左传不见于世，到了汉朝，由北平侯张苍献出，称为古文春秋传。文心雕龙史传篇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左公谷三传都是转受春秋经旨，以授后世者，但左传详于记事，公羊谷梁详于诂经。诂经必须依经训解，所以春秋所无者，公羊谷梁未尝言之。记叙事实，则须原始要终。所以左氏或把事实列在经文之前，以叙其始。或把事实置于经文之后，以终结其义。或为春秋经文所无者，而左氏特着其事。或为春秋所有者，而左氏不蓍其事。因此，西汉今文博士曾谓左氏不传春秋，而以公羊谷梁为得春秋真意。
15.轮台诏
汉武帝统治时期，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耗尽文景以来的余财，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于是汉武帝末年农民起义不断。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自责“深陈既往之悔”，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16.谶纬之学
在汉代统治者的倡导之下，谶纬神学非常盛行。谶是一种宗教性的神秘预言，又称谶语，以之预测吉凶，因通常配有图，故又叫图谶。古人多用于政治斗争中，如秦始皇晚年，卢生奏《录图书》说：亡秦者胡。纬是相对于经而言，指用图谶等神秘含意解释儒家经典，又称为“纬书”。实际上，谶纬神学是古代的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政治宣传心理学，以此为谋求权力者或已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大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众，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在王莽与刘秀的推波助澜之下，到东汉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本来，董仲舒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义，提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使儒家学说宗教化。谶纬之学的盛行，更使得儒家学说神秘化。
17.《过秦论》
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的代表作，全文着重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本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经验，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二、简答和论述
1.张骞通西域
西域的地理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范围很广，除了中国新疆地区以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分。狭义的概念指的是新疆地区，包括新疆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一些地方，当时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布了36个小国，大部分在天山南部。匈奴势力强大时占领了西域，匈奴单于把西域分给下面一个日逐王统辖，在西域设立了官吏——僮仆校尉，统治西域各国。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很残酷，西域各国和匈奴的矛盾尖锐，希望摆脱匈奴的控制，西汉为削弱匈奴，亦利用匈奴与西域各国的矛盾，与匈奴展开了对西域各国的争夺。为汉朝沟通西域的功臣是张骞。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旨在联合大月氏，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出使西域的目的要联合乌孙。这两次出使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打败匈奴。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率众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抓去，居匈奴中十余年。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返回长安。他出使时率领一百多人，回来时，只有他和堂邑父二人。元朔六年受封为博望侯。张骞的西行，传播了汉朝的情况，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所以司马迁把此行称为“凿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于是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多随员，携带金币丝帛巨万，牛羊万头向西域进发，张骞到乌孙，原定目的未达到，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随后，被张骞派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报聘汉朝的使者一起，陆续来到长安。从此，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大盛。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2.试析楚汉战争中刘、项成败的原因。
刘邦的政治思想非常成熟，他在进军关中途中，已经开始注重网罗人才，在军事行动中又往往能在遇到顽强抵抗时与守军约降，保留其首领原有的军权和地方行政权，避免过多的伤亡。人关中后，刘邦约法三章，对秦国原有的政治经济现状不作根本性触动，得到了关中地主阶级的拥护。
刘邦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注意克服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致力于建立统一帝国。萧何人咸阳后抢先收藏秦宫律令、图书案卷，使刘邦知晓天下形势。刘邦拥有富足的关中地区作为稳固的后方，使兵员和作战物资不断得到补充。另外，刘邦能够以较宽广的胸怀对待其它地区的文化传统，知人善用。相比之下，项羽政治形象粗暴，不能任用贤才，失败是必然的。
3.释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西汉初年为恢复封建经济稳定封建统治而实行的“无为而治”的方针政策。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思想中含有许多政治、战争的战略、策略思想，所谓“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或“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这种思想到战国末期发展成为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当时所谓黄帝之学，也属于道家的一个流派，它同道家的区别是，黄帝之学在道之中含有法的成分。二者合在一起称为黄老。黄老学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这恰好符合了汉初统治集团的需要。西汉初年接秦之弊，经济萧条，人口散亡，作业穷困，财政匮乏，社会经济急待恢复和发展。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统一，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其间君臣多好黄老之术，治道贵清静宽舒。因此，执行与民休息的“无为”的统治术，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所谓“无为”，并非统治者一切无所事事，无所作为。无为的原则有两个：一方面无为即是“守而勿失”，也就是说对于刘邦、萧何在汉初所确立的政治法律制度，在一般情况下不作原则上的大变革。另一方面无为并不是放弃阶级统治，而是在不伤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在封建统治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对人民的生产生活作些尽可能少的干预，使之休养生息。汉初黄老政治的内容主要有：重农抑商，恢复并发展生产。如提倡以农为本，鼓励从事农业生产；对商人实行抑制政策，禁止他们衣丝乘车，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除秦苛法，约法省刑，禁网疏阔，治民尚清静宽舒，以求百姓安辑。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西汉封建统治得到稳定。同时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起来。但在太平盛世的背面，也存在着农民破产失业的现象。
4.论复故爵田宅的意义。
高帝五年（前二○二）西汉统一，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了著名的以功劳行田宅和复故爵田宅。“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诸侯子居留关中的受到加倍的优待，这是为了减轻安置和监护六国贵族后裔的阻力，不能说是扶植地主阶级。后来刘邦强徙六国贵族后裔于关中，以巩固汉王朝的统治。
 “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答辱。”陈涉起义之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可见“聚保山泽”之民，主要是农民的武装，当然也不排斥有地主的坞壁。即便是地主的武装，其基本队伍仍是依附的奴婢以及被裹协的农民群众。刘邦用“复故爵田宅”的办法来分化瓦解“聚保山泽”之众，目的是对农民“书名数”。颜师古注：“名数，谓户籍也。”所以诏令告诫地方官吏不要对回乡的农民“答辱”。这条措施在客观上减轻了关东的地主阶级兼并势力对农民是有好处的。
5.论王莽
王莽（前45-23年）是汉元帝皇后侄，初始元年（8年），以外戚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当时贵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封建剥削加重，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为此，王莽进行托古改制：⑴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不准买卖；规定一家不满8个男子而占田超过一井（900亩）的，余田须分与亲族邻里，无田者按一夫一妻受田百亩的规定分配。⑵建国二年（10年），推行五均六筦。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税收，“命县官榷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⑶屡次改革币制。⑷王莽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地名、行政区划，也屡加改变，甚至连新朝的国号多次变更，最后连官吏都弄不清楚那么复杂的名称，使政府机构难以运转，贪污成风。
王莽改制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因为他的改制首先遭到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反对；同时改制给广大劳动人民也未带来好处；加之他又征发30万人准备进击匈奴和东北各族，激化了民族矛盾，也给内地人民造成负担。王莽改制失败进一步加剧了各方面的矛盾，但王莽能抓住西汉末年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改革，虽遭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仍有其进步意义。
6.汉武帝财政政策改革措施及后果评议
答案要点：
（l）统一货币。为了解决私人铸劣钱营利造成的币制紊乱的问题，汉武帝推行“王锡钱”。“五嫌钱”质量较好，私铸无利可图，从而收到了统一钱币的效果。
    （2）盐铁官营，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
    （3）实行均输、平准。均输法就是设立均输官，由均输官到各郡国收购物资，易    地出售，辗转交换，最后把中央所需货物运回长安。平准法是在大司农之下设立平准官。用官物在市场上随物价涨落贵卖贱买以营利。实行均输和平准的措施，使得京师所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平抑了市场的物价，贩运商和投机商也无利可图。
（4）实行算绢、告结算绍就是向工商业主征收财产税，并鼓励知情者检举揭发，规定凡揭发者，奖给所没收财产之一半，叫做“告结”。这些改革措施推行之后，政府府库得到充实，商人受到沉重打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加强。
7.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建立中朝
西汉初年以功臣封侯者任丞相，丞相地位声望很高，对皇帝敢于直言不讳。丞相权重，势必与皇权发生矛盾。汉武帝初年，丞相田吩十分骄横，汉武帝要有所为就必须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打破惯例，任用布衣出身的公孙弘为相，从此结束了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丞相完全处于皇帝掌握之中，动辄得罪，自杀或下狱至死。在压制丞相的同时，汉武帝又从贤良文学、上书言事者及现任官员中选拔有才能的官员，在其本职之外，给传中、常侍、给事中等加官，让他们出入宫廷参与大政。另任用宦官为中书，掌管尚书职务，将部分相权转移到尚书。又里太尉，改置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官，由亲贵大臣担任。由此，中央机构便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大将军、侍中、中书、尚书等官组成中朝，成为中枢决策机构；以丞相为首的外朝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汉武帝可以不受牵制地有所作为。
（2）强化军队
 汉武帝时，在中央常备兵中，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增设期门、羽林军，隶属南军。此外，又增加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作战和对内镇压的能力。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上也加强了专制统治。这时，汉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政治已不适于中央集权政治，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后，儒家学说逐步成为西汉后期的统治思想。
汉武帝还在长安大兴太学、置明师，培养人材，以选拔官吏。建元五年（前136年），又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凡通一经以上者，即可补为官吏。此后，儒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攻读五经成了干禄仕进的敲门砖。
8.清议与党锢评述。
东汉初，特别重视提倡儒学，这是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也是为了笼络一般地主，使他们能够通过儒学进入仕途。以后外戚专权时，亦注意拉拢他们，逐渐形成了士人官僚集团。东汉中后期，士人官僚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在当时政治日趋腐败的情况下，清议多少能够起一些激浊扬清的作用。安帝、顺帝时相继扩充太学，太学生达3万余人。他们一般出身地主阶级，与士人官僚有密切联系，因而太学就称为清议中心，郡国学的诸生也与之呼应。
由于宦官专权垄断了仕途，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大批太学生和儒生们上进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以清流自命，视宦官人物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地抨击，其手段是上奏书，揭露宦官罪恶，或利用职权直接惩治贪桩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当时的太学成为京师“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推崇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为其领袖和楷模。桓帝时，逮捕了李膺等200余人，后虽赦免回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此为第一次“党锢”事件。灵帝时，又起用了李膺等一些被禁锢的名士，由于他们谋除宦官集团之事泄露，宦官集团再次以“部党”罪名逮捕了李膺等百余人，使这些人皆死于狱中，宦官集团又对他们五服以内的亲属免官禁锢，此为第二次“党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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