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家族和氏族关系在社会中有很大作用。阶层结构很少有上下流动余地，宿命论是一种普遍的观念。这种社会虽有形式不定的中央政治统治，但政治力量的中心是在各个地区，操纵在土地所有者手中，他们通常对中央统治者保持很大的影响力。
（二）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过渡阶段）
   投资率的提高，农业开采业和社会经营资本这两个部门的革命性变化，致力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这三条就是为起飞所准备的最主要的前提条件。
（三）起飞阶段
       罗斯托把起飞定义为一种工业革命。它是在较短时间内，生产方法、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发生重大的性质上的而非程度上的变化，它是一个社会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过渡阶段。它与过渡时期的区别在于，过渡时期变化是缓慢的；而起飞阶段，成长成为社会的正常情况。
就非经济方面来说，起飞阶段意味着坚持现代化的人已经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取得了肯定的胜利，而在过渡阶段，他们通常还要为这一胜利而斗争。在起飞阶段，各种束缚经济成长的传统力最终被消除了，于是经济就像飞机起飞一样，可以起飞并持续航行了。
罗斯托认为，确定一个经济是否处于起飞阶段需要三个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条件（1）生产性投资由国民收入的5%增加到10%以上；（2）有一种或多种重要制造业部门成为主导产业；（3）迅速出现一个有助于国内筹集资金的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以保证成长的持续性。
（四）向成熟推进阶段
 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开始起飞之后，大约经过60年，经济将进入成熟阶段。此阶段意味着整个经济领域各个部门而不是少数部门的普遍发展，意味着有能力地吸收各种先进技术而不是少数几个部门的先进技术，意味着大多数资源而不是个别少数资源都已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的到了利用。
  罗斯托认为，成熟阶段的经济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投资率经常保持在占国名收入的10%到20%，使生产的增长经常超过人口增长。二是由于技术的改进，新新工业的加速发展和旧工业的停滞，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工业向多样化发展，新主导部门代替旧主导部门。决定成熟阶段的主导部门的因素是技术条件的总情况、天赋资源性质、起飞阶段的特征以及政府的政策。三是经济在国际经济中得到了它应有的地位，即与它的资源潜力相适应的地位。
（五）高额群众消费阶段
 罗斯托认为，当社会达到成熟时，它的注意力就将有供应方面转到需求方面、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这时将有三种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竞争资源和政治支持：一是追求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和影响，就是把更多地资源用于军事和外交，甚至在疆界之外寻求可以征服的新世界；二是实现福利国家，就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目标。三是提高消费水平，使之超出衣食住的基本需要。社会将在这三种目标之前进行选择，结果将由每个进入成熟阶段地社会的地理、资源、原有文化、信念及政治领导力量来决定。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是社会选择第三种目标的结果，并非必然紧随着成熟阶段而自然产生。
 在某种意义上，高额消费时代“就需要用充分就业来维持充分就业”。
（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罗斯托认为，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不再是生产有形产品的工业部门，而是提供劳务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服务业。人类历史上将不再一有形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要以劳务形式反映地生活质量作为衡量成就的新标志。
（七）如何促成成长
   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各个成长阶段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
 “起飞”阶段经营资本、农业和以天然气的开发为基础的出口部门的现代化，以便为起飞打好基础。
  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政府应制定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尤其应当促进新的主导部门的技术进步。
四、简要评论
    罗斯托对经济发展过程地描述和分析以及某些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具体政策建议的确具有某种启发和借鉴意义。
但是，罗斯托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显然存在缺陷和错误。他在分析经济成长过程中，对于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1949年的革命胜利都是十分错误的。他认为共产主义完全是经济不发达的产物，只要一国经济发达了，实现了“起飞”，就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
第七章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在某些场合下也被人们称为“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派”，是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说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对者，其思想属于西方经济学说中的一种较为激进的“极端”或“异端”经济思潮。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往往以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者的面目出现。他们激烈地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
 他们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比较肤浅，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有断章取义的现象。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现代经济问题，并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统学派分庭抗礼，特别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根源，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等重大问题做了有意义的探索。但他们最终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在某些方面，甚至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做出了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一、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形成和主要代表人物
思考题：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产生的背景？
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学派竞争对手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的。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成员主要是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这个学派的成员不断增加。从20多人，增加到近2000人，出版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的刊物，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中正式开设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课程，在美国还设立了“新左派”书店并出版《新左派》、《阶级斗争》等杂志。
思考题：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任务？
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霍华德•谢尔曼、哈里•布雷弗曼、萨米尔•阿明等人。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著作有：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6年）、谢尔曼的《停滞膨胀》（1976年）、迈克尔•赫德森的《超帝国主义》（1972年）、皮埃•雅莱的《七十年的帝国主义》、弗雷德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年）等等。
二、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和“正统经济学”的对立
思考题：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是如何反对正统经济学派的？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认为，主流经济学派或正统经济学仍属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范畴，其实质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给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因此，它们从各个方面向正统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具体而言，有以下方面。
（1）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首先批判正统经济学家忽视了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问题。
他们认为，经济学和政治是密切相关的，经济学不能离开政治而独立存在。他们指责正统经济学家无视历史变化的分析方法，认为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不顾历史的发展，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现象，这必然使正统经济学成为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广泛运用均衡模型，正是一种回避“冲突”与“不和谐”问题的手段。
（2）激进政治学家批判正统经济学家纠缠于既定经济制度内的边际量的变化，而不顾经济制度中质的方面的变化。
他们指责边际分析是“反革命的”，强调需要研究伟大的历史进程，以及在制度的内在矛盾变得十分尖锐时的制度变革问题。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考察了历史的变化，探究出一套发展阶段理论，并认为以帝国主义作为主要活动方式的资本主义地最先进阶级孕育着它自行毁灭的矛盾。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决定了社会的对立性的阶级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资合同则体现了“异化”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特征，以及对社会生产“剩余”的剥夺。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将不断激化。资本主义运行的弊端随处可见，各种歧视现象、异化现象、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失业和贫困化、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经济滞涨，都是资本主义私人利润制度造成的。
（3）激进政治经济学批评传统经济学家忽视对生活质量和人的问题的研究。
     他们认为传统经济学家的经济分析集中于对生产数量增长的研究、崇拜经济效率，而忽视了对工人工作性质和工作条件、参与管理、自然和人工的环境质量等问题的研究。他们指责传统经济学曲解人的本性，把人的本性抽象为富有具体个性、总是趋利避害地追求物质利益的自私的人，忽视了社会发展对人的影响作用，看不到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其感情和价值观念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传统经济学家盲目追求物质鼓励，不可能激励人的潜力和积极性的发挥。
（4）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指责传统经济学偏重于在特定偏好条件下地资源配置，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本身派生出来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人们偏好的影响。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大公司以及居垄断地位的财产占有集团完全操纵了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派生的价值判断以及人们偏好的形成和变化。在这种操纵下产生的需要是一种“虚假的需要”，而消费者的利益得到公正的评价只有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实现。
（5）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还抨击传统经济学家忽视研究社会中收入、财富和经济权力等分配问题。
他们认为，一方面，边际生产率理论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最后一单位的劳动和资本是无法测量的，而且资本的实物形态如机器、厂房设备等具有不可分性，他们不可能分为许多很小的单位来计算他们的“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边际生产率不过说明了劳动和资本这种实物形态的生产要素结合并共同创造了产品，而没有说明资本家占有资本、获得利润的性质和来源。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分配问题：工人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资本家是剥削者，资本家占有资本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它们并不对生产过程作出贡献。
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
    思考题：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是怎样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运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
（一）关于所有制的问题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主张实行公共所有制，反对私有制，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分配不均的原因，甚至是市场竞争、特权、战争、种族主义等一切罪恶和不平等的根源，也都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地具体结构的结果。所以，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主张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是，这种转变的实现要借助于工人监督、工人参加管理和工人自治来实现。
（二）关于市场经济和行政管理问题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中大多数人反对市场，把市场看做是原始的、混乱的、不公正的和反社会的组织。但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没有市场，只不过市场不是永久的，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不相容罢了。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也反对形式化的行政管理体制。
（三）关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
     哈里•布雷弗曼从资本活动的管理和科学技术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以下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
   （1）管理和技术的进步，造成了人类手和脑的分离，并且导致相互对立。
   （2）资本活动的另一方面科技革命也导致了劳动过程的变化。
     管理部门成为唯一的主观要素，来控制和调节劳动、生产资料等这些客观生产要素的结合配置问题，这些情况是人类本性的灾难。
（四）关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
科技革命造就了大批专业的管理集团，它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企业和国家机关中的下层管理人员构成。被称为“新中等阶级”或“新工人阶级”。它们从属于工人阶级，这一集团表现的社会地位和生产关系本质上符合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定义，它同垄断资本主义以前以独立经营为基础的，处在两级低阶级结构之外的小资产阶级完全不同，这个“新中等阶级”占有它的中间地位，不是因为它处在资本增殖过程之外，而是因为它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从两个方面取得它的特点，它不仅享有小小一份资本的特权和报酬，而且带有无产阶级身份的标记。
（五）关于经济剩余问题
“经济剩余”的概念是巴兰和斯威齐提出的。“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巴兰考察了经济剩余的三种变形。第一类是实际经济剩余，即社会现行的实际产品与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第二类潜在经济剩余，在一定技术和自然环境下借助于生产性资源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同基本消费之间的差额。潜在的经济剩余和实际经济剩余之间的差额会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而日益扩大。第三类指计划中的经济剩余。
（六）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理论观点。
   1、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消费不足论”的经济危机理论。
   2、多布和塞克等人主张的“资本有机构成体高论”。
   3、格利的“工资推动理论”
四、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观点
  帝国主义的问题，也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较多涉及的经济理论。
（一）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现代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重新探索”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中大多数并不否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论点，但一般认为，应该在此基础上，根据帝国主义的发展情况，在理论上作新补充，其中法国著名基金政治经济学家雅莱的观点最富有代表性。
在生产集中和垄断地位上，雅莱认为，在当前应该重视国家和技术对集中化的影响作用。当前生产集中化的特点在于：在集中化过程中，垄断组织是受到国家政府鼓励的，一般政府总是鼓励国内的集中与垄断，抑制国内竞争，这是为了加强本国的垄断组织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这导致了国际上垄断资本竞争趋于激烈化。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问题
 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应该看到帝国主义主要国家美国的重大作用，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帝国主义矛盾的性质与表现形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在逐步削弱。
 雅莱认为，当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对抗与一体化的矛盾”。
五、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关于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思考题：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是如何看待经济不发达问题根源的？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有关发达与不发达的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界讨论最多、争辩最激烈的经济理论问题之一。
 “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一语最早出自巴兰的《论关于落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1952年）一书，后来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中专门论述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巴兰因此成为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
（一）关于不发达的性质问题
（二）关于不发达的根源问题
 关于不发达的根源问题，正统经济学家较一致的看法是，不发达国家的贫困落后状态是由于他们进入了无法摆脱的“贫困恶性循环”的陷阱之中。列如，纳克斯认为，“所谓不发达地区就是指他们的人口和自然资源比较起来相对不足的地区”，从而提出了著名的“贫困恶性循环轮”来解释不发达的根源。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批判正统经济学家不顾历史的变化和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把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归咎于不发达国家自身地观点，提出了“中心外围轮”和“不平等交换论”，以此来解释不发达的根源。
  （1）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最早将经济发达国家构成的“中心”和经济不发达国家构成的“外围”两大部分。“中心”在经济上处于对外扩张和利用“外围”的姿态，“外围”处于受限制和受挤压的态势。
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和“外围”结构的世界经济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而不发达国家处于这个体系的外围，由于“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具有在政治、经济技术方面的依附性，决定了国际上发达与不发达的两极分化的发展，而且“外围”国家越来越成为“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
 普雷维什指出，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贸易的过程中，由于初级产品价格低，收入弹性小，制成品价格高，而且“中心”国家倾向于用技术进步来节约原材料，从而降低成本价格，这样，“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将呈现结构性的恶化趋势。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转变生产结构，关键是实现工业化，提供出口价格弹性高的出口制成品。
 希腊经济学家阿吉里•伊曼纽尔提出了不平等交换理论，试图在马克思的价值论和生产价格论基础上，用国际生产价格来分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工资的差异是不平等交换、富国剥削穷国以及依附产生的主要原因。
（三）经济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中的地位
  在新经济自由主义运动中，拉丁美洲国家始终是美国推行新经济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中的“样板”和“试验田”。而整个拉美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国际区域化的格局，以巴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为首的经济学家，对世界和拉美经济变化的新格局进行了认真研究，重新评价了他们曾经坚持的“依附论”。
多斯桑托斯认为认为，在依附性内部结构的形式特点上，表现为：商业和金融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殖民地性质的依附、大工业统治下的金融-工业依附、跨国公司统治下的技术-工业依附，其中跨国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对依附国劳动实施超级剥削，是依附关系的中心因素。
六、简要评论
 作为西方国家非常极端的一种经济学流派，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是在一种历史的特定时代出现的。该学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批判正统经济学，建立与正统经济学相对抗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尽管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但我们必须正视它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兴起向西方国家的正统经济学派提出了挑战，进一步证明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
其次，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出现，也正明了马克思经济学对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