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结构上，与西方流浪汉小说如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相近。
2、小说的多意性内涵
1）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表。
写的是抗战中小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表层）；现代人对自己生命处境的哲理性沉思，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与孤独感受（深层）。
2） 小说的社会文化内涵


小说表现了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化、价值方面的断裂、错位、颠倒与冲突。表现了在现代化途中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文化价值的混乱以及人彷徨无主的精神磨难的尴尬处境。表现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失败。表现了知识界的官场化内幕。形象的表现了20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壤中滋生的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和精神的病态。
新儒林群像：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李梅亭，外形木讷、内心龌龊、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韩学愈，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实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高松年，混迹学界，却在情场上施展手段，争强好胜的大家闺秀苏文纨。
3） 小说的哲理内涵


小说揭示了现代与传统中国人的自我围困的主题。这种围困是广泛的：社会组织与机构（银行、大学、报馆），婚姻情感生活（方鸿渐与孙柔嘉的爱情、方鸿渐与唐晓芙、苏文纨、鲍小姐的情感纠葛游戏），文化对人的围困，日常生活对人的围困。小说借围困的主题，对人生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生命如围城，被围困最后又一无所有的荒诞处境。是对人生虚无、荒诞的揭示。
《围城》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和冷峻的思考。它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了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
4） 小说的艺术特点


学识与智慧：小说是充满机智和书香的讽刺大文章，被称为“学人小说”。语言博喻多讽。
象征与讽喻：小说的标题就是一个整体象征寓言。
小说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智慧的讽刺艺术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能够唤起读者的审美感受。围城意识造成了作品强烈的反讽效果，使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对人生有了哲理性的认识。美国学者夏志清认为“《围城》称得上是‘流浪汉’的喜剧旅程录”。
宏观的悲剧意识与微观的喜剧情趣相结合。
细腻而婉转：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渗入讽喻和喜剧，在喜剧中蕴涵悲凉气氛，融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为一炉。
通过以上分析，由此观之，《围城》应该是一部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三、路翎
路翎（1923－1994），现、当代作家。原名徐嗣兴，生于江苏南京一个商人家庭。1937年冬流亡入川，在合川的国立四川中学求学，参加组织哨兵文艺社。翌年编辑合川县《大声日报》的文艺副刊《哨兵》，开始发表小说，引起文坛注意。因《哨兵》发表触犯当地官绅的作品，于1939年读高二时被开除，于是投稿给《七月》，得以结识胡风，在胡风的影响和帮助下，迅速成为“七月派”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1940年起在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等处任职。1946年回南京，一度失业。1948年任教于中央大学。在此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炼中》，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戏剧《云雀》等。他的小说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展现了中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图景，反映了战乱岁月中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自发反抗的精神。他善于表现人物性格的矛盾和复杂丰富的心灵世界，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显示了强烈的主观色调和粗犷、悲壮的艺术风貌。路翎最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这是继巴金的《家》之后又一部描写封建大家庭及子女所走曲折道路的宏大作品，以此表现“青年知识分子为幅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它是一部展示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历史命运的史诗性作品，引起广泛的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后调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创作室从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平原》、《朱桂花的故事》，戏剧《迎着明天》、《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1952年赴朝鲜战场采访，著有散文集《板门店前线散记》，小说、报告文学集《初雪》。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此时作品注重开掘人物的心灵世界，显示明朗的色调。1955年因“胡风集团”案蒙冤入狱多年。1980年平反，任戏剧出版社编辑。发表长篇小说《群峰顶端的雕像》（《战争，为了和平》第一部）。
《财主的儿女们》发表于1945年（22岁），80万字的大书奠定了路翎作为“七月”文学流派的“小说重镇”的地位，被誉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
小说以苏州巨室蒋捷三一家风流云散为中心，力图反映“一二·八”以后的十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的全貌，提出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横向展开家庭和社会，描写蒋家在儿女的守成、叛逆、分化、勾心斗角之中树倒猢狲散。下部纵向展开主人公的心灵历程，以蒋家小儿子蒋纯祖为中心，描写出生于这个大家庭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作品背景开阔、规模宏大，历史的表现了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悲剧道路，揭示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路翎的小说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同时又主官色彩强烈，常常以强烈的内心冲突和复杂的情绪波动表现人物性格的心理描写特色。对小说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独到的表现，丰富了新文学的书写角度和表现手法。局限是忽视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
 
四、张爱玲
张爱玲（1920－1995）：生于天津，长于上海，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玛丽女校，1939年入香港大学，1955年赴美，一生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文学创作工作。祖父张佩纶是晚清名流（曾经做过中法战争的首领），父亲属遗少型人物，张爱玲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曾外孙女。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传奇》（1944）、散文集《流言》（1945）、长篇小说《十八春》（1952），中篇小说《小艾》（1952）、《秧歌》（1954）、《赤地之恋》（1954），是享誉世界的华人女性作家。1995年在美国寂然辞世。
有人这样评价张爱玲：华丽而苍凉，琐碎又大气。
40年代初期，左联革命的声势已淡出文学的舞台，解放区、国统区文学的呼声又传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张爱玲在物质的生活中发现生活，在人性的黑暗中感受黑暗，成为了一道别样的风景。张爱玲的文学追求，有别于文学革命时期文学对中国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旧文化挑战，也有别于通俗文学的沉迷媚俗，她以个人化的言说，诠释了文学对庸常生活的体会和哲理性思考。
（一）传奇身世所造就的独特人生体验和生活视角
张爱玲出生清末豪门世家，父亲属于封建遗少式的人物，吸鸦片，纳姨太太，也能风雅成文，给张爱玲一些古典文学的影响。母亲是独立生活的新式女性。从小父母离异，后母对她又不好，父亲性格怪异，曾经把张爱玲囚禁在家中。张爱玲从小过着孤独而凄苦的生活，独特的人生经历，形成了张爱玲敏感、敌意、怀疑与否定的性格，使她对生命和人生有着独特的体验，影响到她小说的创作视角，形成了张爱玲以“人世挑剔者”的眼光通过日常社会生活对人性恶的感受和挖掘的深刻。
张爱玲的小说是主流文学之外的重要收获。她采取非启蒙，非革命的私人性话语（都市女性话语）写作，善于探究庸常绅士淑女的精神世界、感情世界中的种种隐秘，发掘他们人性中的种种病态和扭曲，由此发现人生的不幸和悲哀。
张爱玲往往把人置于两性关系和婚姻关系中去表现人性的贫弱和病态。用华美绚丽的文辞表现上海、香港两地男女间百孔千疮的情感和生活经历。她的小说是关于人性的哀歌，表现衰落中的文化和时代不断冲击下不断委顿的中国封建文化。“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
张爱玲在40年代红极一时，解放后在大陆文坛和主流批评中销声匿迹。80年代，张爱玲犹如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但到80年代中期的主流文学史依然不提张爱玲，但在一些大学的讲坛上，张爱玲受到重视，一些研究论文出现，开始了对张爱玲的经典论证。到90年代，张爱玲日益成为一种商业文化符号，和商业操作结合，张爱玲的作品成为消费社会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的典范。1994年，从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声称要“以纯文学的标准重新审视百年风云，洞察历史真相，力排众议，重论大师”，为现代小说家重排坐次。结果金庸、张爱玲上榜，茅盾落选。张爱玲被称为“冷月情魔”位列第八。无独有偶，1995年，张爱玲在海外孤独离世，以此为契机，大陆掀起了张爱玲的热潮。
（二）俗中见奇的艺术追求——雅与俗
张爱玲从市民读者群出发，从题材、主题和表现形式上都尽可能与之接近。她的小说与她所处的时代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她的作品没有启蒙与革命、民族与国家等宏大的主题，多是乱世中普通男女的小恩小怨，旧式家庭的纠葛纷争，小市民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她的眼光始终投向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厌其烦地描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平常生活与人们平凡的情感世界。
“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我甚至只是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75页）
“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都有一种难言的爱好”。（张爱玲：）《不了情·前记》）
“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纳凉会记》之发言，载1944年8月）《杂志》）“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女作家座谈会》。1944年4月《杂志》）
张爱玲的创作经验主要来自于她对传统市民文学和通俗小说的阅读、理解和借鉴。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不惜牺牲自己淑女的身份和青春，不惜当情妇而由沪到港，投入范柳原的怀抱。实际上这是一场金钱和色相交易与诱惑，（金钱代表了世俗，色相代表着本能，而人的理想是缺失的）势利而苍凉的倾城之恋。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最终是用肉体换来了金钱和婚姻。“把自己整个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学生蜕变成一个堕落的交际花。
《花凋》中把女婿当作“她死灰生命中的一星炭火”的郑夫人。把父亲当成性爱对象的许小寒，无处不透露出生命的清冷和苍凉，生命无意义的凋零是无法挽回的现实。
《金锁记》：被傅雷誉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作品描写了一个富家寡妇因为保护财产以及情欲未遂而产生的种种变态心理和行为，揭示了金钱毁灭人性的罪恶，黄金的枷锁永远禁锢着人的灵魂的自由，同样也禁锢着整个家庭。
张爱玲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贵族趣味，又正视世俗人生的一切欲望；写尽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又不动声色的消解爱情神话；对平民生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细致入微的感受，引起了现代人强烈的怀旧意识和心理共鸣。
张爱玲的小说是精致而易于消费的精品。
（三）小说的传统与现代——新与旧
张爱玲的小说呈现出读者的广泛性，谁都能够读懂，只是读的深度不同，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既有情节的趣味，又有现代的意蕴。并非单纯的为了迎合读者炮制一个个已经被嚼烂的通俗故事。
“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在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可以尽量给他们所能给的，读者尽量拿他们所能拿的”。（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82页）
张爱玲从小受到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又接受西方现代的文化教育，在文学素养上中西驳杂，造成了张爱玲小说采用了现代小说的体式，又没有当时流行的新文艺腔，自然的承传了传统的章回传统小说，同时又具有现代派的意味，具有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情感。张爱玲的作品具有雅俗融合的特征，具有新旧文学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特征。张爱玲小说还具有大量使用古典繁复意象的特点，色彩浓艳、华丽，情感多幽怨，苍凉而伤感。
在主题上，张爱玲的小说是对庸常生活的表现，同时又具有现代意识：在这迷茫、不可理喻的现实背景下，展示精神的不安，人性的脆弱与悲哀，触及思想背景里的“荒凉”——这“惘惘的威胁”，从而表达出人无法把握命运的主题，表现出人生的荒诞与苍凉，一种不安言说中的末世情怀。
（四）小说的现代性深层次阅读——日常生活的悖论
日常生活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被赋予了合法性的地位，成为她小说的一个叙事视角，是她揭露人性丑陋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她洞察人的存在状态的一个窗口。日常生活在她的笔下被赋予了形而上的意义。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委身于范柳原实际上有“饮食”的需求，为了改变生存环境而寻求安全而稳定的依靠——婚姻。这是无爱婚姻的根源，也是女人世俗命运的悲哀。哀怨、惆怅、宿命。展现了人在战争和爱情面前的脆弱与无奈。
《封锁》：写日常生活对人性的抑制和封锁。日常生活对人带来的强大的约束和压抑，他制约和影响到人的生存和精神层面。表现的是日常生活的荒谬和人性的封锁。
（五）平庸和凡俗的哲理性思考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日常生活将人拴在了庸俗、盲目、无聊的凡俗状态中，而且有着强大的循环和轮回的吸附力。在日常琐事中，“生命已经自顾自走过去了”。生命在无意义中被消磨掉了。这是张爱玲小说的又一主题。
《等》：“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转出来的曲鳝，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鳝，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轨道，然而他不发疯。”表现的是平庸无聊的人生恒常状态。
日常生活象一个永远走不出的怪圈，将每个人都牢牢吸附在它的磁场内，以他的平庸、世俗和轮回消磨人的意志和生命的意义，人逐渐在麻木、迟钝、盲目中，一代代的生活下去。
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庸常性和轮回性理解为日常生活的特征，而日常生活又是“日常生活安稳的底子”，人的凡俗性一面，是人类难以超越的最基本的生命状态，以此形成了生活的悖论，生活成为了逃离与逃离循环往复的怪圈。这是张爱玲对人生独到而深刻的理解。
（六）张爱玲小说艺术特点
（1）意象化。一是孤独文学的意象：如镜子、月亮等，显得陈旧而迷茫；二是意象充满了丰富的象征意味；三是对颜色、声音等独特的感觉与强调，充满了视觉性；四是以具体的意象写抽象的感情；五是意象具有鲜明的视觉性。
（2）语言感官化。既具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具有市井小说的特点，具有浓郁的《红楼梦》风格。作品充满了世俗的华丽与热闹，在浮华热闹的世俗背景下展示惊心动魄的人性的委顿与失落。张爱玲的小说是“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华丽、通俗，充满张力。
（3）意蕴苍凉。张爱玲的小说在日常生活的庸常中展示精神的不安，在华丽的景致里揭示心灵的梦魇，是乱世中说不完的苍凉故事。“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倾城之恋》），“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自己的文章》，“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张满了虱子”。生命里有着惘惘的威胁。
第十九章  四十年代小说（二）
    一、赵树理
赵树理（1906－1970）：现、当代作家。原名赵树礼，笔名野小、吴戴等。山西沁水人。生于贫农家庭。从小喜爱民间文学和地方戏曲。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接触新文学。卖过字 画，当过江湖郎中、差役、录事，教过私塾，饱尝生活的艰辛。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事抗日宣传和民政工作。1939年起编辑《黄河日报》、《抗战生活》、《中国人》等报刊。1944年任华北新华书店编辑。1945年后编辑《新大众》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任《说说唱唱》、《曲艺》主编，并任中国文联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 会主席等职。1957年后回山西长期深入农村生活。1965年回山西文联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致死。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
赵树理受到传统文学、民间艺术和农民语言的熏陶，是一个具有农民气质的作家，成功开创了文艺大众化创作的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而富有价值的文学现象。
主要作品有：《小二黑结婚》（1943年）、《李有才板话》（1943年）、《来来往往》、《孟祥英翻身》（1944年）、《地板》、《李家庄的变迁》（1945年）、《催粮差》、《福贵》（1946年）、《刘二和王继圣》、《小经理》（1947年）、《邪不压正》（1948年）、《传家宝》、《田寡妇看瓜》（1949年）等。
解放后创作有短篇小说《锻炼锻炼》、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等。
（一）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和作品，是毛泽东《延讲》文艺政策的实践者和文学成绩的印证和表现。被称为“赵树理方向”。赵树理追求大众化主要出于一种生活的内在要求，与农民进行精神对话的自然需要，能够真实的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为农民所喜闻乐见而被接受。赵树理同时也具有创作的知识分子自觉意识，他的土气是外在的，是文学的创作方法，内涵却是生活的集中和提高，避免了公式化和概念化。赵树理有别于当时的其他作家。赵树理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政治环境和地域环境中形成的，代表了现代文学一个发展方向的典型。
赵树理是一个具有农民气质、农民精神的农民性作家，他的创作是生活创造者和表现者的统一。
赵树理的创作思想和文化价值取向上具有大众化倾向。
（二）变革中农民典型的塑造
作品《小二黑结婚》，通过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在新政权的支持下最后终于结婚的故事，揭示了农村中新旧习俗和道德观念的冲突，表现的是新老两代人意识的冲突与变迁。
《李有才板话》写农村民主改革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李家庄的变迁》：展现北方农村的巨大变革。
《孟祥英翻身》：写农村妇女民主意识的觉醒。
赵树理对农民的表现是从农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角度去进行历史的考察。表现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中所实现的精神思想上的翻身，以及精神、心理、人伦关系的变化，以此来显示农民思想改造的长期性。
农民形象种类：
1、背负传统，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未觉醒的落后典型（不合时宜的喜剧色彩）：《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将人生寄托在算命占卜上；《李有才板话》中的满脑袋封建思想的老秦；《传家宝》中死守落后的金桂婆婆。赵树理对这类农民的剖析，是说明封建传统意识，小生产者的意识对农民的影响，揭示的是农民精神的解放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非社会革命一结束，农民思想意识的革命就结束。
2、由于封建意识的毒害使已经转变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又发生了蜕变的典型：《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邪不压正》中的小昌。说明革命的艰巨性，和对封建积习浓厚的农民教育的长期性。
3、农村新人形象：《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和小芹，《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传家宝》中的金桂，这些新的在革命中觉醒的新人代表了农村革命的方向，代表了农民发展的主流。
赵树理小说浓郁的晋东南民俗风情是他作品生成的文化背景，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通俗性和农民喜闻乐见的感染力。以赵树理为基础，形成了后来文学史上的“山药蛋派”。
（三）评书体小说形式
吸收了传统文学中的精华：章回体，情节完整、连贯，大故事套小故事，借用评书中的扣子。口语的运用，形成生动朴素的特点。
赵树理小说形式是在当时政治要求和农民的审美要求的现实下，对民族形式，民间文学形式的回应。对中国传统说唱文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结构的改造，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阅读和接受的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
首先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注重情节的连贯性与完整性，做到故事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事件有头有尾。
其次，在描写与叙事上，把人物的性格放在情节矛盾中去自身体现，静止的景物和人物心理描写相对较少。
语言上的口语化、明快、简约和幽默，是大众化与个人化，艺术性与通俗性的完美结合。
价值：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开掘了一条文艺大众化与艺术性结合的新路，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的“我者化”（本土化）途径。
（四）赵树理小说的民俗学色彩
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开创者，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村，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找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恋爱婚姻习俗，以及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二、孙犁
孙犁（1913－）：生于河北安平县，1938年后投身抗争洪流，长期在晋察冀根据地从事抗争文化形成工作，1039年开始发表作品，至1949年，先后出版了《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作品集。
孙犁作品最大的特点是清新而细腻的艺术风格。
侧重于从人的心灵、情感和生活的诗意层面上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与优美，善于写在艰难奋斗中寻找诗意、创造幸福的人性美，从劳动人民艰难困苦环境中乐观、健康、纯洁的人情美、人性美。
三、其他创作
康濯的《灾难的明天》、《我的两家房东》
孔厥的《受苦人》、《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
 
第二十章  四十年代诗歌
一、艾青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生于浙江金华县一个地主家庭，艾青是发表《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始使用的笔名。艾青自幼喜欢美术，1928年初中毕业后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翌年赴法留学，专攻绘画艺术，同时也接触了大量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受到惠特曼、叶赛宁、兰波、波德莱尔等的影响。193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不久以“颠覆政府”罪名被捕入狱，饱受了三年牢狱之苦，在狱中正式开始了诗歌创作，1933年写下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著名诗篇而成名，成为这个阶段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30年代末40年代中期可称为“艾青的时代”，他的创作开一代诗风，是七月派诗歌的代表，也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乃至40年代后期诗歌的创作。
他坚持中国诗歌会“忠实于现实”的战斗传统，同时克服和扬弃了“幼稚的叫喊”的弱点，是把西方诗歌技艺和传统诗歌技艺结合对现代新诗创作进行整合的诗人。有诗歌集《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向太阳》等。
（一）独特意象与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