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作家是把接近人民和爱国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越接近人民便越爱国，道德水平和精神生活也越高尚；反之，越疏远人民便越无爱国心，精神面貌便越丑恶，道德水平也越低下。作家塑造这个家族的艺术典型就是为了表达他对脱离人民的贵族的怒斥。
库拉金一家所混迹的那个彼得堡社交界，从宫廷女官舍雷尔到富家小姐朱丽叶·加拉金娜，口头上也侈谈爱国的词句，甚至装腔作势地规定在沙龙晚会里讲法语要罚款，实际上他们最感兴趣的是金钱和权势。作家愤怒地写道：“这一派所有的人追求卢布、勋章、官位，在这种追求中他们只注意皇帝恩惠的风标方向。只要一发现风标朝着某一方向，这一队雄蜂似的人便立刻向这边挤来。”
彼得堡的官廷权贵固然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就是莫斯科的大贵族们也畏敌如虎，对于抗敌救国的伟大事业只是一味的敷衍塞责。例如在1812年战争开始时，沙皇到莫斯科召集贵族在斯罗保达宫开会，商量对策。来的有穿着各个朝代服饰的大贵族，有叶卡捷琳娜女皇朝代的，有保罗皇帝朝代的，有亚历山大皇帝朝代的，勋臣命妇济济一堂，好不热闹。但是在这外敌入侵，社稷危亡的关头，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们在恭侯皇帝驾到的空隙时间里讲座得最热闹的是：“皇帝进来时贵族掌礼官站在什么地方，招待皇帝的舞会应当在什么时候举行，他们应当按区分组呢，还是按省分组??但是一碰到战争，或召集贵族来的缘故，谈话就变得犹豫不决、模糊不清了，于是，大家都宁听不说了。”他们虽然写下了贵族会议的决议，“要从每一千个农奴中献出十个全副装备的人”去组织民团，但到第二天皇帝一走，他们都脱下朝服，松了口气，把造名册的事交给了管家就算完事了。
这就是俄国两个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贵族们的丑态！
当然，托尔斯泰并没有完全否定整个贵族阶级。从创作意图看，他是想在小说中表现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并且探索贵族俄国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的心目中，贵族可以分成几种，而其中先进分子则是同人民在一起的，是有希望的。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是作家称道的贵族，是理想化了的宗法帛庄园贵族的典型。作家还着意塑造了三个理想的贵族青年的形象——彼埃尔、安德烈和娜塔莎。这三个男女青年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们努力和人民接近，人民的优秀品质启发教育了他们，祖国的危难唤醒了他们精神的自觉，洗涤了他们心中的阶级偏见和个人主义感情，他们把自己的身心献给了民族，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
罗斯托夫一家，保存着大量宗化式生活习惯，具有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的“品德”。他们纯朴真挚，热情好客，与人为善。家长伊里亚伯爵常是盛大宴会的主持人，伯爵夫人也常对穷亲戚解囊相助。一家人都具有爱国心，老伯爵积极赞助抗战，两个儿子尼古拉和别加都在战争爆发后踊跃参军了，当时别加还只有十五岁，不到入伍的年龄，但他放弃学业，一定要入伍，他说：“祖国正在遭遇危难的时刻，我是什么书也读不进去的”。参加游南昌队后，他冲锋在前，在战斗中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女儿娜塔莎深明大义，舍弃财产，腾出所有的马车运送伤员。
包尔康斯基一家，保持了忠贞为国的老贵族“古风”。老公爵退居山庄后，一直和朝廷疏远，对宫廷采取批判态度。当儿子安德烈从军与他告别时，他特别强调军人的荣誉和爱国的责任感。法军入侵俄国，他不顾年老体衰，毅然召集民兵与逼近的敌人展开武装斗争。在紧张激烈的抗敌斗争中，他中风了，临死时，他仍然关注着国家的命运。玛丽亚小姐是这个家族爱国传统的继承者，当她想到会受法国人的支配时，她就颤慄了。
在《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是一个从第一卷出卖，直到全书故事尾声仍然活跃着的人物，是作家着意刻划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是大贵族别祖霍夫的私生子，十岁时被送往国外，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二十岁回国，长成了一个“胖大壮健的年轻人”。他一方面聪明热情，善良老实，有时甚至带噗傻气；一方面懒散软弱，显得放荡不羁。当时俄、法战争迫在眉睫，彼得堡的显贵们都聚集在宫廷女官舍雷尔的客厅里，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欧洲的形势。以舍雷尔为首的保皇党大肆攻击法国革命，侈谈爱国主义。彼埃尔则直言不讳地称赞法国革命，替拿破仑辩护。因此，他被上流社会视为“死人或害瘟疫的人”。
彼埃尔回国后不久，父亲就死了，他继承了大宗遣产，一夜之间成了首富。库拉金公爵早就觊觎他家的财产，千方百计把女儿爱伦嫁给了他，他向往着理想的道德生活，但是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都使他痛苦。他被秘密宗教组织“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所吸引，从事慈善事业，在自己的庄园里实行改革。减轻农奴的劳役，废除体罚，建立农奴的医院、学校等等，但是失败了。他的慈善事业不仅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遭遇，反而在实际上使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他失望了。
1812 年的战争给了他启示，思想上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在鲍罗金诺上，普通士兵的勇敢行为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拉耶夫斯基炮垒里，他亲眼看到了士兵们高度的爱国主义、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他把自己同普通士兵进行对照，“他们不说，只是做”。他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过去的许多信念是虚伪的。希望接近人民，“完全过那种共同生活，深刻体验使他们成为这种人的东西。”
彼埃尔对拿破仑的态度不久前还是非常热情的，但是在卫国战争的日日腐蚀腐蚀里这种观点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这个革命“继承人”的赞赏变成了对暴君、杀人凶手的仇视。俄军撤离莫斯科后，他化装留在城里准备伺机刺杀拿破仑。由于错过了机会，他没有成功。在莫斯科街头，他看到了征服者肆无忌惮的抢劫和凌辱俄国人的场面。为了在大火中抢救一个小孩和保护一个俄国女子免受法国兵的欺侮，他被当做“纵火犯”当了法国人的俘虏，体验到了被无辜判处死刑的人的悲哀。他看到手无寸铁的莫斯科居民被枪杀时，几乎摧毁了他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善的追求。在俘虏营里，他接受了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宿命论和不抗恶论的影响。普拉东那种与众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使他大为折服，他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就是顺从天命，为上帝而活着，从而获得了所谓精神上的“新生”。
不久，彼埃尔被游击队救了出来。战争结束后，他与伊里亚·罗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儿娜塔莎结成了美满幸福的家庭。他继续探求生活的目标，最后参加了秘密团体的活动，接近了十二月党人的叛逆思想：“一切都要糟了！法庭里有的是盗案，军队里只有鞭打、上操和屯垦；人们备受折磨，文化受压制，所有年轻的和诚实的都被扑灭了。人人看出，这种情形不能继续下去了。一切都紧张到一定要破裂的程度了。”他愤慨地表示：“情形坏到他们再不能让它坏下去了。尽可能加以挽救是所有正派人的责任。”
安德烈是包尔康斯基一家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中等身材，生有刚强而清秀的面貌。”他对贵族客厅里的人极为反感，“连看一看他们，或听一听他们，都使他厌倦。”他鄙弃上流社会的虚伪，抱着贵族的荣誉感，决心成就自己的功名而从军去。当了库图佐夫的副官后，深得信任，被认为“是那种稀有的把主要兴趣放在战争大势上的参谋人员”。在申格拉本战役中，他成了士兵们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见证人。他不仅观察了战斗的过程，而且积极参加了战斗。高级指挥官对待屠升炮队所立战功的不重视态度引起了他疑惑不安，“所有这一切都那么奇怪，那么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安德烈曾幻想这场将以辉煌的胜利告终的决战会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他和从前一样，希望得到巨大的荣誉。但是，奥斯特里茨是俄国军队遭受惨重失败的地点，也是安德烈功名心破灭的地点。他受重伤躺在战场上，仰望天空，领悟到大自然的宏伟，感到个人功名的渺小，放弃了虚荣心，产生了厌世的思想，妻子在分娩时的死亡更是个打击，他看到刚出世的婴儿，叹口气说：“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唯一东西。”但是，他是一个刚强的、不断探索的人，1812 年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又为爱国激情所推动，立即去参战。在鲍罗金诺战役前夕，在与士兵的交往中，他深刻地了解了普通士兵的情绪，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把自己也看作是夺取这个胜利的巨大力量的一分子。在战场上，他亲眼看到士兵的英勇，感受到了他们崇高的精神，懂得战争胜负取决于人民，尽管他受重伤死了，却是接近了人民，完成了他对人生意义的努力探索。
娜塔莎是罗斯托夫家族中最出色的形象，是小说的女主角。在这个保留着俄罗斯民族传统和宗法制遗风的庄园贵族家庭中，娜塔莎从小就养成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等特点。她喜爱俄罗斯民间音乐，会跳俄罗斯民间舞蹈，对自己的民族和传统风俗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以坦荡的胸怀接受丰富的生活，本能地渴望人的生活更加充实。她异常的迷人之处首先在于她那种充满崇高精神的自然率真，她以这种态度来认识世界并正直地生活于其中。可是，她早期的生活始终没有跳出个人欢乐和爱情的圈子。在她情窦初开的时候，她曾钟情于包力斯。可是包力斯追求的是金钱和地位，并不乐意与她这样一个几乎没有财产的少女结婚而毁掉自己的前程。在一次舞会上，她的青春活力、坦荡的胸怀唤醒了一度悲观厌世的贵族青年安德烈的生活激情，很快双双坠入情网。但是，在安德烈出国期间，风骚淫荡的爱伦又引诱娜塔莎与自己的兄弟、已婚的花花公子阿纳托尔相识。娜塔莎动摇于两者之间，险些跟阿纳托尔私奔。当法军进逼莫斯科时，她自发地产生了爱国激情，当她看到伤员将要留在被放弃了的莫斯科时，伤员们的命运引起了她极度的不安。她毫不迟疑地说服母亲，卸掉自家三十辆马车上准备运走的贵重物品，将所有的马车供伤员使用，自己步行，并主动参加护理伤员的工作。安德烈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娜塔莎便以真挚的感情去爱抚他，直到安德烈死去。战争结束后，娜塔莎同一直默默爱着她的彼埃尔结了婚，成为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典型。
托尔斯泰通过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三个贵族青年成长道路的描写，真实地表现了在人民的土壤里和卫国战争的激励下，一代先进贵族青年的觉醒和成长，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巨大教育力量和爱国战争的深远影响。彼埃尔和安德烈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他们的探索是艰苦的。虽然开始时各自具有由于贵族的出身教养和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弱点，但最后都接近了人民，甚至通向了革命。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这是十九世纪坚强的个性在为俄国历史中寻找地位和副业的探求。”
可是，由于托尔斯泰“道德上自我修养”观点的影响，这三个贵族青年的形象变得复杂化了。安德烈身负重伤后，临死前竟然“饶恕了一切”，信仰了博爱主义。彼埃尔被俘后，在法军俘虏营里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竟接受了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迪，形成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观点。人物性格的这些变化显然缺乏生活根据。作家是想通过他们宣扬“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并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娜塔莎婚后完全沉浸在家庭幸福之中，成了一个“强壮的、俊秀的、多产的女人”，也反映了作家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保守观点。作家认为，“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如果把娜塔莎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薇拉等妇女形象相对照，就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两种不同的妇女观。这一切都表明托尔斯泰仍然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
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也存在着矛盾。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王将相，这是他历史观中进步的一面。但他所理解的群众，只是一种顺从天意的、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他所塑造的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形象就体现了这种观点。这个农民逆来顺受，一切听从天命，他说：“人不是自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他做了俘虏被关在法军的俘虏营里受迫害，却认为这是命运，“命运自有道理”，因而服从命运。他说他在这里受苦，他的那有五个孩子的弟弟就可以在家中安居乐业，因此他感到很满足。他不反对邪恶，爱一切人，甚至宽恕法国士兵，高兴地为押解他们的法国士兵缝制汗衫。但是，他这种与众不同的对待现实生活处之泰然的态度，并不能防止和缓和冷酷无情的拿破仑军事机器的行动，他最后也成了这个机器的牺牲品，法国士兵执行司令部关于消灭生病和掉队的俘虏的命令把他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