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突出原则
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样板戏”
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
“两结合”创作方法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诗歌创作时，指出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据此，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文章说：“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
“三家村”
“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１９６１年９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白洋淀诗派”
“白洋淀诗派”自觉地探索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自身处境有关。这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其诱因和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
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严厉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所引发的机缘是政治性的。它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爱憎之情判然，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尤其这些诗歌在1977年以后结集出版，使得“天安门诗潮”中的文学精神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并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
新民歌运动
“新民歌运动”以“大跃进”为背景，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相关联，由毛泽东提倡，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发动的一场群众性运动。其对于诗坛的影响在于它被许多人视为与五四新诗传统相对立的诗歌发展新道路。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第四次文代会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辞，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祝辞》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对新时期文学在恢复期里大步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复苏期的发展态势，是与这一阶段里一系列文艺观念的基本问题和创作中具有倾向性问题的热烈争鸣连在一起的。这些争鸣活动，既是理论界对新的创作成果的及时评价，又是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归纳、总结和升华，真实地记录了文艺观念拨乱反正的历程。
伤痕文学
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不久，《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得名便源于此。如何看待这些作品，曾在1978—1979年发生过争论，不久，“伤痕文学”概念的贬斥含义逐渐消退，成为对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概括。“伤痕文学”的主要作品：《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从森林来的孩子》（张洁）。
反思文学
还是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着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尽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茹志鹃于1979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
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以及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层后一次功利主义色彩突出、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表现得较有力度的小说思潮，含蕴着较为丰富的美学内容。兴起于1981年前后，这类作品从各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改革的热潮，形象地刻画了各条战线改革者的精神风貌和鲜明个性。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发韧之作，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都是改革文学的重要作品。
“反思散文”
80年代“反思散文”重要作家作品包括：巴金《随想录》、杨绛《干校六记》、丁玲《"牛棚"小品》、冰心《怀念老舍先生》《悼念林巧稚大夫》《悼丁玲》、陈白尘《云断梦忆》《牛棚日记》、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北京城杂忆》、黄秋耘《丁香花下》《雾失楼台》《"十年生死两茫茫"》、柯蓝《在记忆的海洋上飘荡》、赵丽宏《死亡余响》、韦君宜《故国情》《似水流年》，柳萌的《心灵的星光》。
寻根文学
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 "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综览寻根小说，这一批作家对自己所寻的"根"究竞是什么，"文化"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等并不甚了然，其对"根"或"文化"的态度也较矛盾，概括地说大致有这样三类：一是持肯定态度,代表作主要有阿城的《棋王》。二是持否定态度，代表作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三是持辩证态度，代表作有冯骥才的《神鞭》

新历史小说
1987年前后，对"历史题材"的关注成为文坛的一个新的热点。这些作品以对传统历史的重新述说和新鲜的叙述视角与手法而区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小说的作者以转型后的先锋派作家和致力于拓展题材的新写实小说家们为主，其创作的最大特征是不再把自己的小说作为演绎"官方历史"的工具，而是从各个角度对史有实录或乏人问津的往事做出种种设想，表现出解构历史的强烈愿望及以现代哲学思想认识历史的新观念。这种重新审视历史的思想方法，被称为是"新历史主义"，体现这种思想的作品被称为"新历史小说"。
“崛起的一代”
“崛起的一代”主要指70年代末期以后涌现的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青年诗人。具体包括：①延续五六十年代诗歌主流"传统"的诗人，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杨牧等；②在"文革"中成长的具有反叛和变革意味的朦胧诗人，如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　③80年代以后出现的更年轻的诗人，如海子、骆一禾、西川等。
朦胧诗
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称的是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杨炼、芒克、方台、食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朦胧诗孕育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食指(郭路生)、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等在“文革”中就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其后有江河等诗人加入。他们的诗以手抄形式流传。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1980年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了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和诗歌宣言。朦胧诗迅即成为一段诗歌潮流，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
先锋文学
是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流撞击的产物。它的创作摆脱了传统小说的写法，或运用意识流结构手法，通过联想进行时间空间对比；或用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描写人物精神深处的荒诞性；王蒙的《夜的眼》是先锋文学的发韧之作，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贤亮的《临街的窗》、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是代表作。
先锋小说
在“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并行推进的同时，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初露潮头，这便是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和《西海的无帆船》（1985）等小说为肇始的“先锋小说”潮流。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稍晚于他们也被人们看作是先锋小说家的有格非、孙甘露、苏童、余华、洪峰、北村等人。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到90年代初，当初被人们看作是先锋的作家们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而采取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叙述风格，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这标志了80年代中期以来的先锋文学思潮的终结。
马原的叙事圈套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马原第一个把小说的叙事因素置于比情节因素更重要的地位，他广泛地采用“元叙事”的手法，有意识地追求一种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形成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 事实上，这使他不仅致力于瓦解经典现实主义的“似真幻觉”，更创造了一种对现实的新的理解。
归来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