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全国各高校新闻传播学考研真题(3)

本站小编免费考研网/2016-08-16

黄色新闻后来影响到英、法等国，在当代仍然是一个国际现象。近年来，随着报业的市场化，黄色新闻在中国开始流行，其典型表现是，以大标题加大照片来突出一些浅薄、意义不大乃至于庸俗无聊的新闻内容，其中尤以各种名人和明星为“爆炒”对象。这是大众化报纸出现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物。
(四)新闻法规。新闻法规指的是强制性地限定新闻传播内容的法律、党纪和政令。
根据中国有关法律，下列两类内容是禁止媒介刊播的：第一类，属于危害国家和社会方面的。例如，反对现行国体、政体；主张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关系的；煽动闹事，扰乱社会秩序的；传播谣言的；传播淫秽内容的；传播犯罪方法、教唆犯罪的；泄露国家机密的。第二类，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诽谤——故意捏造事实，羞辱他人的；侮辱——故意用下流语言，羞辱他人的；侵犯隐私权——未经本人同意，公布私人生活方面的秘密，如公布他人的信件、日记等。
中国的新闻事业都是由执政党领导的，任何新闻媒介还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除了宣传纪律之外，中国新闻事业还要受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机构的经常性的指导和管理。这方面的具体指示和规定被称为新闻政策，它根据社会发展和宣传的现实需要，对媒介传播内容进行若干限制，往往是新闻选择的具体规定。
在西方国家，政府无权为新闻媒介制定新闻政策，媒介所受的强制性约束来自各种完备精细的法律。鉴于法治的威严，西方新闻媒介的把关人通常将剔除不能或不宜出版、播放的内容作为新闻选择的首要依据。
2、中华民国在国民党时期的新闻法制原则，简述之
3、邹韬奋主编的7大主要报刊，具体时间地点。
三、论述题
1、用“积极的受众”分析新媒介环境下，受众的媒介使用状况

与传统媒体深度报道不同，网络深度报道是一个开放系统。在网络深度报道中，受众变被动为主动，他们不仅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内容，还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可以就报道主题参与网上讨论。受众的参与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受众在论坛等交互区域中发言，是以主体身份加入到传播过程之中，在此情况下，受众是主动去理解报道内容的，较之被动接受传播效果显然不同。其次，受众在交互区域中也有一些信息发布行为，经常会提供一些其他来源的新闻报道或相关资料，受众的多点发布，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报道的内容，延伸了报道的广度。更为重要的是，受众的发言是对报道的自我解读，深度报道关注对新闻内涵的挖掘，实际就是一种解读，受众的解读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视角，并可以成为其他受众理解报道的参照，由此对报道主旨的探寻始终处于一种智慧的激荡过程之中，其间不仅有报道的组织者，更有积极的受众，报道的深度在受众的参与过程中得以进一步延伸。人民网在2007年11月27日的特别策划《华南虎让谁蒙羞：政府危机公关缺失的尴尬》中，收录了很多网友的“强帖”，这些颇有见地的文章与媒体评论形成“观点碰撞”，进一步深化了报道主题。
网络深度报道作为一种开放报道，受众可以参与到报道之中，因此，受众资源的开发能够形成网络深度报道的特色。开设论坛、设置调查等手段可以让受众以主动姿态加入报道。受众参与本身就是报道体系的一部分，他们的见解延伸和深化了报道。报道者应当重视受众的参与内容，真正将其看作报道体系的重要部分，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个通道。

2、新闻媒介对现代民主的影响
在西方，大众媒体与政治的关系相当暧昧。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介已经成为与立法、司法、行政相制衡的“第四权力”。在媒体迅猛发展以及国际政治风云剧变的全球政治环境下，研究西方新闻媒介参与影响政治的作用机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一、媒体参与和影响政治的合法性合法性（legitimation）是哈贝马斯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它是大多数人对支配他们的一个政府、政治系统或法律系统的普遍接受。马克思•韦伯与对哈贝马斯来说非常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尼克劳斯•卢曼都认为，如果人们事实上接受了权力的运用，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安德鲁•埃德加，2009，98）①。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媒体参与和影响政治根本就是理所应当的常识。这个常识，几乎是从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开始就深入人心。“新闻自由”成为各个国家的新闻出版法甚至宪法的重要原则。依据围绕这一原则的相关条款和既往判例，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各个国家也都相继确立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确保新闻自由。特别是在像英美等海洋法系国家，法律直接地保护了新闻自由，同时作为结果，又间接地促使媒介“合法地”参与和影响政治议程②。在美国，自1791年颁布了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第一部新闻法的《第一修正案》后，又相继制定了《信息自由法》、《阳光法案》、《公开会议记录》等。这些制度，为媒体参与政治提供了法理上的合法性。在历史沿袭中，“新闻自由”成为优良传统一脉相传，人们对媒体参与和影响政治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并在心理上和事实上认同、接受了这种权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媒体参与政治的合理性。二、媒体参与和影响政治的模型媒介与社会有着深刻的关联。现代传播的三个阶段，分别与资本主义的古典时期、垄断时期和现在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后垄断时期三个阶段相吻合。无论在哪个时期，媒介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政治中，似乎媒介就是天然为政治服务的。在媒介参与影响政治的过程中，“人”是核心因素。，“人”是一个核心概念。依据数量的多寡和权利的分层，它包括了主导者、执行者、公众三个成分。主导者是一部分精英群体，他们的意志往往最接近意识形态。他们虽然占据很小的数目，但往往具有政治中最高最大或最集中的权力和权威。与之相对的是公众。他们数量庞大，但分散。因此，他们处在权力分层的最底层。在媒介与政治的两种极端化状态下，他们表现出不同的姿态。在媒体政治化中，他们以客体的身份出现，而在政治媒体化中，他们又努力扮演主人翁的角色。这里主导者和执行者是较为广义的概念。他们各自表示一个权力的集合，但通常主导者和执行者会表现为个体的人或几个人。从狭义的角度上说，主导者可以理解成某一群体中的领袖或决策中心。因此，主导者是分层的，这种分层与主导者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是同构的。国家有主导者、州（市或郡）有主导者，社会、政治团体（如党派、协会等）也都有主导者。如果把办公室、家庭、沙龙等作为较小的政治圈子来看待，这之中也有主导者。同样地从狭义角度来看，执行者可以是媒介内容的生产者、发行者或者媒介的管理经营者。可以细化为编辑、记者、甚至列宁《火星报》时期的代办员。他们构成一个执行整体，并以传媒寡头为合法代表呈现出来。主导者与执行者往往存在互相利用的空间，利益是双方互为对象存在物的最重要基础。执行者为主导者效力，从而获得某些特权，但与此同时，又成为主导者限制的对象；主导者依赖执行者制造和传递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但同时也受到执行者的监督。在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与各传媒寡头（如古辛斯基等）的关系，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在这个模型中还有三个辅助因素：意识形态、工具和社会因子。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它服务于统治阶级的规则的维持和合法化作为综合性的概念，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艺术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和哲学意识形态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或多或少与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相联系。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在这个模型中，意识形态可以借以表述观念的集合。工具是载体，也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是实现媒体参与影响政治的必要条件。社会因子则体现环境的影响，每个因子都可以看成是社会政治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一种权力的实现是可以脱离权力主体和客体所在的社会环境的。　英国学者格雷姆•伯顿（Graeme Burton）在一个具体而微观的侧面给出了“媒体参与影响政治模型”一个恰到好处的例证。他认为“媒体权利是通过文本及其对受众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出来的”。因而这种既“潜在”又“实际存在”的权力，就媒体生产而言，在物质性的层面上，权力是通过新技术及其使用者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得以表现出来的；而在概念的层面上，权力也表现在媒体工作者所具有的专业主义的观念上。三、媒体参与和影响政治方式1、设置议程影响决策关于公共事务，公民处于一个不间断的学习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发挥着影响，它们不断建构并呈现着“世界图画”，有意无意地通过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可以说媒介影响政治，最根本是通过设置议程实现的。2、辅助政治派别斗争党派轮流执政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在野党与执政党之间、在野党之间、甚至党派内部都存在着斗争。这种斗争更多的体现为相互监督，从而迫使被监督一方在政治上不断取得成果。在西方世界，党派政治与媒介有着天然联系。在德国传媒界，无论是媒体集团还是具体的媒体机构都有党派倾向。他们或是迎合主张社会平等、财富平均的左派，或是倾向强调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的右派。比如原基尔希集团（KirchGruppe）倾向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CDU），而贝塔斯曼（Bertelsmann）则更倾向左的社会民主党（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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